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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忆兵 摘要：宋代应策时文最早出现在制科考试中，熙宁三年进士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此后，殿试以策取士，大致沿袭不变。熙宁以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殿试制策，考核士人两个方面的能力：对现实政治弊病的了解和应对方案，综合分析、归纳等逻辑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宋代士人必须时时联系现实政治思考问题，他们进入仕途后，热衷于变革，时而大胆批评朝政，直抒己见，这与应策考试的训练有一定的关系。从格式角度考察，制策需要考核考生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综合思考的能力，一道制策中总是提出多个问题。所以，应策时文事实上是由多篇政论文组成，与平常一题一议的政论文不同。应策时文受题目、时间、地点的限定，又有考试录取的现实目的，考生为了进入仕途，必须揣摩帝王或当政者的想法，以此作为应策时文的主要论点，贯穿全文。更有甚者，恶意攻击当时政坛上受排挤压迫的政治派别，应策时文遂堕落为朝廷鹰犬。此外，考生有个人经历的局限，回答问题时又有诸多功名利禄的考虑，面对现实政治和制策提问，绝大多数应策时文不可能提供深刻的见解，空疏肤浅是应策时文的通病。 关键词：宋代科举 应策 时文 宋代时文就是科举考试文章，又称程文。宋人“不中进士举，无由得朝廷之官；不能为时文，无由中进士举”[1]。科举考试文体多样，时文的范围也较宽，如策与论两场考试，其文章架构就有很大的不同。从文体学角度着眼，应对论、策时文乃古文之一种，都是非骈俪的散体文言文。其中，应答策问的文言体政论文，针对现实政治，长篇论说，其篇章结构有独特性。尤其是神宗熙宁以后，进士殿试，独重策问，应策时文引起宋人的高度关注。这类时文由此成为古文大家族中的“另类”，从这个角度出发，故将应策时文独立剥离出来讨论。 一、宋代应策时文的发生与兴盛 宋代进士考试，最初沿袭唐代，重诗赋，轻策论。北宋初期殿试，惟存诗赋题。如，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帝御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宋准并下第进士徐士廉、终场下第诸科等，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题”[2]。开宝八年（975），“帝御讲武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桥梁渡长江赋》、《龙船习水战诗》题”[3]。而后，亦存留论题，仍以诗赋为主。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帝御讲武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不阵而成功赋》、《二仪合德诗》、《登讲武台观习战论》”[4]。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卮言日出赋》、《射不主皮诗》、《儒行论》题”[5]。 北宋前期进士试高第者，往往以诗赋闻名天下。如咸平五年（1002）状元王曾，乡试、省试都是第一名，时人称其连中三元。“莒公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6]前赋为省试考题，后为殿试考题。又，“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 纤草何知，尚薰莸而相假’”[7]。凡此种种，皆可见时人关注的都是王曾考试时所作之赋。北宋前期重诗赋，论策无足轻重。李觏言：“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曰论，姑以备数。”[8]从《宋会要辑稿》保留的殿试题目来看，北宋初年不见论、策题; 后虽增加论题，神宗熙宁三年之前，一直不见策题。 应策时文，最早出现在制科考试中。制科乃朝廷为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置的考试，应试者需得朝廷多位官员推荐，其第一、第二等永远空缺，以示制科考试之艰难和尊贵，“第三等与进士第一……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9]，故制科又称“大科”。北宋开国初始，即设制科试，然一直没有应试者。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正月，太祖下诏，明令各级官员推荐应制科试者；四月，“博州军事判官颖贽为著作佐郎。贽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试称旨故也”[10]。颖贽策试文章失传。而后，制科时废时置，策问亦无一流传。直至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二月，朝廷再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员推荐制科应试者；四月与八月，真宗两次亲试应制科者。这一年的两次策问都保留在《宋会要辑稿》中，制策者当为文坛领袖人物杨亿。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二保存咸平四年奉旨所撰制策三道，其中两道为四月考试而作，一道为八月考试而作。《宋会要辑稿》保存的八月策问即《武夷新集》所存者。四月策问未见于《武夷新集》，或亦为杨亿所作。可见每次制科试，皇帝都会让朝廷官员中文名显赫者撰写多道策问，挑选其一为考试制策。后来进士殿试制策，也与此类似。此年四月应制科试者有查道、李邈、王曙、鲁骧、陈越，八月应制科试者有何亮、孙暨、孙仅、丁逊，其应策之作无一留存。然而，从杨亿的制策来看，其内容、格式与以后进士试之策问大致相同，大约都是以史为鉴，针对现实社会和政局，提出多个问题，要求考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如八月策问，提出“去兵”、“足食”、“求贤”、“饬法”四个方面的问题。[11]制策如此，应策之作亦当为长篇政论文。 现存最早的制科应策时文乃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夏竦的《崇政殿御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全文五千六百余字，就礼法制度、贡举选拔、农业生产、任贤选能等多方面展开讨论。仁宗年间，制科考试常态化，制科时文亦多有保存，如景祐五年张方平《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制策》、嘉祐六年苏轼《御试制科策》和苏辙《御试制策》等。神宗年间罢制科，哲宗年间复置而再罢，南宋时复置而应者寥寥。总而言之，两宋期间应制科试者不多，据学者统计，“有宋一代，御试仅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一人”[12]。制科应策时文数量也极少，与后来庞大的进士试应策时文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宋代制科应策时文开风气之先，宋神宗以后的进士考试，是朝着重策问的制科试方向发展的。 宋太宗以后，大量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内容与为官品质和资质之关系日益引起朝廷上下的关注。孙何言：“策论高者，稍近于仁义；诗赋精者，未离于雕篆。今朝廷取士之制虽古，用道较艺之术，犹专守唐代。”[13]即表达对朝廷沿袭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的不满。马亮也向太宗进言：“诗赋小才，不足观士，愿先策论，以擢优长。”[14]真宗咸平五年（1002），张知白上疏，提出进士考试“先策论，后诗赋，责治道之大体，舍声病之小疵”[15]。由此，朝廷上下逐渐达成共识，进士考试中策论的地位日益提高。大中祥符元年（1008），冯拯要求“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16]，得到真宗首肯。天禧元年（1017），真宗再次对宰辅强调：“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17]进士考试录取标准的这种改变，在宋仁宗年间有了明显的表现：“天圣二年，刘筠知贡举，得公（叶清臣）所对策，奇之，擢为第二。国朝以来，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18]天圣五年（1027），朝廷下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19]从太宗到仁宗，进士考试中慢慢形成了诗赋与策论并重的局面。 既然诗赋与官员的道德品质、行政能力无关，策论逐步获得朝廷重视之后，要求独重策论的讨论也就出现了。庆历初，富弼《上仁宗乞革科举之法令牧守监司举士》言：“欲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20]范仲淹于庆历年间变革朝政，对科举的要求也是“先策论而后诗赋”[21]。这种观点，几乎得到多数大臣的赞同，赵师民、宋祁、欧阳修都给朝廷上疏，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神宗熙宁变法，科举改革乃其重点之一。熙宁二年（1069），朝廷下诏，要求大臣讨论“贡举法”之变革。韩维认为，科举考试“诱之以华靡无用之文，程之以诵记不讲之言”，因而要求“罢诗赋”[22]。王安石认为：“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23]司马光建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24]吕公著亦云：“取人以言，固未足见其实；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观言。是以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臣以谓自后次科场，进士可罢诗赋，而代以经。先试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试以论策。”[25]诸人所议，大致相同，皆以为科举应该罢试华靡不实之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司马光更为激进，甚至要求废除诗、赋、论，独存策问。惟苏轼见解不同于众人，云：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26] 苏轼所见甚是，士人为官品质和行政能力，与诗赋、策论都没有关系，他人所议皆迂阔之论。然而，这种观点与多数人不同，尤其是与熙宁变革的主持者王安石不同，当然不被当政者所采纳。 熙宁三年（1070）进士正奏名和特奏名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其做法与以往的制举殿试相同：“旧制：殿试进士以诗、赋、论，特奏名进士一论。至是，进士就席，有司又犹给《礼部韵》。及试题出，乃策问也。上顾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27]《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八载： 公（吕公著）知贡举，在贡院密上奏，曰：“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专用策论。今来殿试，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诏策，咨访治道。”是岁，上临轩，遂以策试进士。[28] 吕公著密奏，帮助神宗最后下定决心。此后，或诗赋取士，或经义取士，省试内容时有变化，而殿试以策取士，大致沿袭不变。换言之，应策时文此后数量极速增加，占据宋代时文格局中的大半壁江山。熙宁三年省试通过的正奏名有355人，特奏名数量应该更多，这一年应策之作应该有近千篇。这是进士试最早的一批应策时文，此年殿试第三名陆佃的《御试策》留存至今。这一年殿试考官苏轼有《拟进士对御试策》，是现存较早的意在垂范的模拟应策时文。 熙宁以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叶适言：“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29]一直到南宋末年，保留下来的应策时文数量庞大。士人应试之前，会有大量的模拟写作；每次科举高第者之时文，也会刊印流传；书肆商贩，选编汇集，点评注释，模范时文刊本传播更广。仅以《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为例：“《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绍初年时文也;《擢象》则绍兴末。”[30] 二、宋代应策时文的基本内容与格式 科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统治者期望通过策问来考核士人两个方面的能力: 对现实政治弊病的了解和应对方案，综合分析、归纳等逻辑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多言时政阙失”[31]，是应策时文的应有之义。帝王有时还特意下旨，强调直言不讳的选拔人才标准。如绍兴二年（1132）科场，高宗“谓辅臣曰：‘朕此举将以作成人才，为异日之用。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宁以来，恶人敢言，士气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诏谕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谄佞者居下列’”[32]。即使仅仅为了应对策问考试，考生也必须时时联系现实政治思考问题。宋代士人进入仕途之后，热衷于变革，时而大胆批评朝政，直抒己见，与这种应策考试的训练也有一定的关系。 现存抨击现实最为激烈的应策时文乃建炎二年（1129）科场胡铨的《御试策》。胡铨以“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天”立论，指责廷试“陛下策臣等数十条，大概质之于天”。以下所有的论述，皆以“臣有以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开始。文中言论，也极其大胆。如批评高宗“圣虑渐解，浸不克终，国势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无聊”，“大柄大权，乃悉窃弄权臣之手”，“陛下痛念二圣銮舆暴露，而未有迎复两宫之策”，“陛下即位以来，旬月之间戮直言者凡三”。应策中有对时弊的直接指斥和详细分析：“臣闻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师老而费财也，以生寡而食众也。”“所谓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寇盗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过，生灵多怨。”“今乃肺腑领枢柄，戚属将卫兵，汉南北军之祸，其监不远。”“三数年来，边防用兵，凡百科敛，不问四方有无物之处，但严令督责之。”“陛下择将不如太祖，而恩礼则过之，适足以启诸将之骄心，而长奸臣之觖望。”“今者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公卿大臣熟视无计，而请为遣蝗之举。”[33]全文长达11000 余字。其时，高宗即位不到三年，金人大兵逼迫，国如危卵。高宗皇位未稳，颠沛流离，驻跸扬州。这一年科举考试就是在扬州举行，高宗此时急于招揽人心，既没有能力钳制言论，也真心希望听到一些对时政有所裨益的意见，所以就出现了胡铨的《御试策》。胡铨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后一年的“苗刘兵变”等，皆已在胡铨应策的分析预料之中。直接驳斥制策之谬，不给帝王和当政者留一丝情面，如此应策时文，两宋仅见此一篇。 其他多数应策时文，皆以歌颂帝王盛德立论，文中依然要分析时弊，提出对策。绍兴二年状元张九成殿试应策，开篇即歌颂高宗“㧑谦不居，躬御便殿，亲颁德音，以前世中兴之君为问”，“有君如此，天下何忧乎！宗庙社稷何忧乎！二圣六宫，暂当淹恤，亦何忧乎”，具体应对时，则不能回避时弊。如言“今日之事……其横行于州郡，啸聚于山林者，类皆军兵尔”，“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湮实；湮实虚矣，又曰均敷；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流离奔窜，益以无聊。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 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同时，应策时文语言形象而不枯燥，富有文学性，也为考官所欣赏。张九成此文亦以此而著名，尤其是下列一段： 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筯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34] 此段文字盛传一时，李清照就有“桂子飘香张九成”之戏。[35]又，张九成对策也刺疼特殊的对象。《独醒杂志》载： 张子韶廷对，时欲写至“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等语，诸珰在殿下者来窃窥之，子韶卷卷，正色谓曰：“方欲言诸君，幸勿观也。”皆惭恚而退。子韶又论刘豫事云：“彼刘豫者，何为者也？素无勋德，殊乏声称。天下徒见其背叛君亲，委身敌人耳。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间谍得之，传以示豫。豫大不平，会其左右，出其文，令榜于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尝为之动。[36] 从格式角度考察，制策需要考核考生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综合思考能力，一道制策中总是提出多个问题。所以，应策时文事实上是由多篇政论文组成，与平常一题一议之政论文显然不同。下面分别以北宋、南宋两篇殿试制策与应策时文说明之。 元祐六年（1091）殿试，制策提出：汉“孝文专用德化”，“几至刑措”；汉“章帝事从宽厚，人赖其庆”。而当前则是“岁报重辟，至以千数”；“寒燠僭差，水旱为沴”。由此提问“彼何修而臻兹？今何由而反是？”进而追问“贤鄙之未明，徭赋之未平，法令之屡更，戎羌之不诫，蛮徼之未清，颇欲革而正之，安得无扰而定也？”而下，又就农、礼、趋利矜节、惮劳奏功、古之典刑切于今、今之施设戾于古、患未萌而预防及消弭等方面提问。[37]粗略统计，一共提出十四个问题。此年，有赵鼎臣《廷试策》留存。赵鼎臣以“人之怨咨郁于下，然后天之舒惨变于上”之天人感应论点立足，期望朝廷“以教化为首务，择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后刑辟可清，嗟叹可平”，进而达到“明贤鄙而平徭赋，定法令而清蛮貊”的治理效果。具体做法有废除“任官以资格”、“取人以言语”，“不赏边功”、“释为外惧”，“上好节义”、“朝有爵赏”。此外，“汉之久任可以课吏治，隋之义仓可以御凶年，此善于今而可先者也。兵食之滋广，服用之无制，此戾于古而为大者也”[38]。赵鼎臣就提问展开应答，没有足够的论据和例证，仓促回应，难免敷衍，全文约2000余字。在规定的时间内，面对如此无所不包而又有深度的问题，考生当然无法一一详细或深入论述，宋代多数应策时文水平不高。尤其是北宋，考生对应策时文之模拟练习还不充分，此类时文的写作水平普遍低下。 绍兴二十七年（1157）殿试，制策从“遵先王之法”角度出发，对“奸弊未革”、“财用未裕”、“人材未盛”、“官师未励”四个方面提问：“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39]制策分别从变法、任人两个角度追问上述问题。这次制策问题虽然相对集中，涉及面仍然非常广泛。这一年应策时文，惟状元王十朋的《廷试策》留存。殿试策问，至此已近九十年。士人悉心练习应对，应策时文也已经形成一定的写作模式。首先，不管制策提出多少问题，应策时作者总是以一个核心观点应对，将多篇政论文归拢为以一个观点统领的长篇政论文，这是一种很好的应策写作技巧。王十朋这里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揽权”。作者不由分说地进行了概念偷换，“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将所有的问题症结都集中在“揽权”之上。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论述的难度，作者只需要就一个方面集中探讨，论据和分析都可以比较充分。其次，具体应对时，应策时文总是先引用一段制策问题，然后开始应对。应对时，也总是先歌颂在位皇帝之丰功伟绩，或肯定制策提问之圣贤英明，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王十朋分八个方面应对，围绕“陛下能揽威福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展开讨论。[40]全文长达近万字，从北宋的数千字应策至南宋的万余字应策，此类时文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 三、宋代应策时文之弊病 应策时文乃科举考试答卷，考试之题目、时间、地点都是限定的，而且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被录取。基于上述因素，应策时文的弊病也非常明显。 制策名义上要求考生针对现实弊病，发表批评性意见，并提出改进或变革建议。事实上，应策时文大多奉上所好，阿谀时政，歌功颂德。在专制体制中，不允许不同的政见存在，厌恶听到批评的声音；考生为了进入仕途，必须揣摩帝王或当政者的想法，以此作为应策时文的主要论点，贯穿全文。更有甚者，揣摩帝王与时相好恶，恶意攻击当时政坛上受排挤压迫的政治派别，应策时文堕落为朝廷鹰犬。 首先，考官出题，即揣摩上意，窥测当下政治风向。如，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有意变更元祐朝政，恢复新法。这一年“廷试进士，清臣发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驰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绌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于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41]。苏辙抨击云：“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42]苏辙于是被贬谪出朝，最能逢迎上意的毕渐状元及第。 再往前回溯，熙宁年间，神宗和王安石皆主张变法，熙宁三年殿试，策问迎合者皆得高第，这一年状元叶祖洽尤为突出。“祖洽策言： ‘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复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轼乃上言：‘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而阿谀顺旨者率据上第，臣窃悲之。’”[43]熙宁之新旧党争，在科场中直接表现出来。此时，考官中有新旧两党人士，故录取意见不同，最终当然取决于皇帝和主政者的意见。 哲宗亲政，彻底颠覆元祐执政理念，以绍述为己志。绍圣元年科举初露端倪，绍圣四年科举变本加厉。《宾退录》载： 绍圣四年殿试，考官得胡安国之策，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恶其不诋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擢为首选。方天若策云：“当是时，鹤发宵人，棋布要路。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遂次之。[44]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朝请郎梁宽上奏： 绍圣之初，奸臣特进，是时不惟朝廷之士革面迎合，虽田野书生，亦怀观望捭阖之术。举人毕渐，廷试对策，其心本欲附会时流，以窥上第。其间言语不顾轻重，有伤事体，传播四夷，所损不细。又如绍圣之际，方天若对策，其间以不诛南窜大臣家属为恨，以不没元祐公相家赀为惜。天若，闽中匹夫，于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时以蔡卞用事，正持威柄，方务倾覆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复其平日私仇。天若者，蔡京之门人，蔡卞之飞走也。鹰犬效力，仆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45] 梁宽等上言者，很快被朝廷定为奸党一类。北宋后期，政治生态日益恶化，宰相权力膨胀，蔡京之流辈出。他们党同伐异，任用亲信，朝廷中皆阿谀奉承之辈，政坛风气会直接影响科场考试。以徽宗崇宁五年（1106）殿试为例，“时蔡薿揣蔡京且复用，其所对策曰：‘熙、丰之德业足以配天，不幸继之以元祐; 绍圣之缵述足以永赖，不幸继之以靖国。陛下两下求言之诏，冀以闻至言，收实用也。而见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时变而肆奸言，乘间隙而投异意。诋诬先烈，不以为疑；动摇国是，不以为惮。愿逆处其未至而绝其原。’于是，擢为第一，以所对策颁天下”[46]。其时，“蔡京专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47]科场时文，恶意攻击旧党人士，以谄媚逢迎为尚。 此种科场风气，在南宋愈演愈烈。“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秦桧权倾朝野。自后应策时文，高第者皆歌颂高宗、秦桧之功勋。绍兴十二年（1142）科举，登第前三名乃陈诚之、秦熺、杨邦弼，主要歌颂和议之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秦熺对策言：“天子建国，右社稷，左宗庙，是故宗社不可无所依。今神州未归职方氏，则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谓宜申饬有司，早立宗社，权为定都之制。”举人陈诚之策言：“圣人以一身之微，临天下之大，惟度量廓容，举天下之大纳之胸中，而成败得丧不能为之芥蒂，斯绰绰有余裕矣。成汤不爱牺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爱皮币犬马以事昆夷。汉高祖解平城而归，饰女子以配单于，终其身而无报复之心，故韩安国称之曰：‘圣人以天下为家。’光武卑辞厚币，以礼匈奴之使，故马援称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盖帝王之度量，兼爱中外之民，不忍争寻常，以毙吾之赤子也。陛下诚得金使如侯生，则梓宫可还，母兄可复，至德要道之欲可得矣。臣闻东晋之所恃者，国险也。可以自守，语其攻人则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强，横挑强邻，末年遂有百牢之耻; 陈宣帝狃于屡胜，进辄不已，自蹙其境。惟齐武帝惩元嘉之败，保本境土，聘问不绝。当是时，外表无尘，内表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萧宏洛口之败、萧宗彭城之败，乃遣使议和，遂得国家闲暇。岂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审彼己之状，校胜负之势，利害相半，虽战无异也。故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杨邦弼策言：“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又论吴越之事，以为：“使越王与大夫种、范蠡，不量力度时，轻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贤君相所宜为也。顾以为今日休兵息民之计，诚为得策。”[48] 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科举，登第前三名为刘章、王刚中、许必胜。三人应策时文，阿谀歌颂高宗和秦桧，极为无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举人刘章答策言：“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真儒，始终如一。”又曰：“陛下法守古先，得一贤者，必思先王所以任之之诚；得一能者，必思先王所以使之之方。彼贤者、能者，孰敢不尽忠竭节于陛下哉！”王刚中策言：“帝王之应世，非治天下之难，必得真贤硕能之用为难。”许必胜策言：“今日庙堂之上，其所以董正百官者，竭诚尽忠，以谋国事。缙绅知之，将见观感视效，自然而化。”又曰：“国家庙堂之上，秉握钧衡，总揽庶职者，其于节义之事，在人耳目，辉映今古。天下缙绅方且相与取正而激励。今陛下乃以士大夫偷堕为患，其亦陛下之过计。”[49]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去世，高宗剪除秦桧党羽，重收中央大权。两年后，王十朋对策以“揽权”为核心，正合帝王之意，方得状元及第。 宋人对科场时文风气，也有很清楚的认识。魏了翁总结说：“当岁大比，往往窃取朝廷余论、荐绅奏疏与郡国邸吏所传，昈分条别，纂缀以备问……问绍述则赞绍述，谋和亲则赞和亲，欲开边则是开边，大抵凿经术以傅世好，刺邪说以阿有司。”[50]郑性之亦云：“盖尝历观答策，深监谀风。在熙宁则多言更变之宜，在绍圣则具论绍述之美。是为迎合，实可深羞。”[51] 此外，科场考试有时间限定，考生则有个人经历的局限，回答问题时又有诸多功名利禄的考虑，面对现实政治和制策提问，绝大多数应策时文不可能提供深刻的见解，空疏肤浅是应策时文的通病。保留至今的应策时文，为数不多，皆当时之佼佼者，被时人视作典范，然亦不免空疏肤浅之病。如，绍定五年（1232）殿试，存徐元杰《御试对策》，文中所论“道与心一，帝王之心与万世一”、“帝王之心与天地一，祖宗之心与帝王一”等[52]；宝祐四年（1256）殿试，存状元文天祥《廷对策》，文中所论“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等[53]，皆泛泛而论，大而无当。 众多士人中第之前，皆闭门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既少生活阅历，对现实政治也缺乏足够或深入的了解。部分已经仕宦而参加“锁厅”试的考生，或未得实际差遣，或混迹下层，积累的从政经验也不多。他们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往往是收集以往时文典范之作，学习揣摩，模拟写作。《师友杂志》载：“汪信民试南省第一，颇收畜时文。”[54]这种现象在熙宁以后非常普遍。书肆商贩也大量销售此类作品选集，《春渚纪闻》载：“李偕晋祖，陈莹中之甥也。尝言其初被荐赴试南宫。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辍，略不与客言。”[55]更有甚者，士人们仅仅只是摘抄范文或其他著作之精彩片段，拼凑一篇时文。政和四年（1114），黄潜善奏云：“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于经术本源之学，为害不细。”[56]淳熙十四年（1187），洪迈等亦奏言：“窃见近年举子程文，流弊日甚，固尝深轸宸虑。……举子左掠右取，不过采诸传记杂说，以为场屋之备。牵强引用，类多讹舛，不择重轻。……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无由精好。”[57]周行己自言：“行己七岁就傅，授句读，诵五经书。十五岁学属文，十七岁补太学诸生。是时，一心学科举文，编缀事类，剽窃语言。”[58]由此，崇宁二年（1103）就已经有大臣提出：“窃谓使士知经，咸欲如元丰之盛，莫若取诸经时文印板，一切焚毁。今后除府监发解、省试并太学补试、公私试第一名经义，方许印行，其余悉不得贾售杂乱。”[59]面对功名利禄，此类禁令就是一纸空文。至南宋年间，“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60]。当时学校教育，同样围绕科举指挥棒，“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61]。应策时文因此往往没有自己的观点，大抵乃“蹈袭纸上之空言……揣摩事情，追逐时好，竞一日之长，以窃取科第而已”[62]。 科举的目的是进入仕途。时文的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不要触怒考官和当政者。所以，绝大多数时文即使不过度阿谀，也不敢真正斥责现实，“举子之策，平平论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63]，多数应策时文都是如此，空疏肤浅就难免了。宋人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乾道七年（1171），中书舍人留正批评时文言：“议论肤浅，而以怪语相高；对策全无记问，而以浮辞求胜。大抵策尤卑弱，不足以传示四方。”[64]嘉定十二年（1219），国子司业王棐指责时文“前后相袭，陈腐愈甚”[65]。 又，考生在考场上多数不能很好地分配答卷时间，应策时文往往前详后略。前面几个问题，洋洋洒洒，论古论今；后面几个问题，一笔带过，匆匆作答。这是应策时文的通病，不再详细列举。 总之，应策时文在一定程度上敦促宋代士人关怀现实，思考时政，同时，也是宋人创作中喜议论倾向的主要推手。专制体制下之官场病，如不敢独立思考、奉上之好、看风使舵、谄媚阿谀等等，在应策时文中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注释： [1]吴潜：《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全宋文》第337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140 页。 [2][3][4][5]《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七之二、七之三、七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4356、4356、4357、4358 页。 [6]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47 页。 [7]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8]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上叶学士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4540、125 页。 [11]详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九、一〇，第4416 页。 [12]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之《宋代制科制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125-157 页。 [13]孙何：《送朱严应进士举序》，《全宋文》第9 册，第199页。 [14]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全宋文》第19 册，第234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第1169页。 [16][17][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卷九○、卷一四三，第1522、2082、3436 页。 [18]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2857 页。 [19]《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五，第4269页。 [20]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八〇，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65页。 [22]韩维：《议贡举状》，《全宋文》第49 册，第154 页。 [23]王安石：《乞改科条制札子》，《全宋文》第64 册，第20 页。 [24]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三九《议贡举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891 页。 [25]吕公著：《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八，第853 页。 [26]苏轼：《苏轼文集》卷二五《议学校贡举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24 页。 [27]《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九，第4365 页。 [28]朱熹：《宋名臣言行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三《制科》，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802 页。 [3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8 页。 [3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〇，第4436 页。 [3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二，第325 - 706 页。 [33]详见《全宋文》第195 册，第67- 84 页。 [34]详见《张九成集·横浦集》卷一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27 -141 页。 [3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17 页。 [36]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全宋笔记》第四编·五，第169 页。 [37]详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二六、二七，第4368、4369 页。 [38]详见《全宋文》第138 册，第158 - 160 页。 [39]《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八，第4378 页。 [40]《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574- 590 页。 [41]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八《李清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10563 页。 [42]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一六《论御试策题札子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66 页。 [43]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427、428 页。 [44]赵与时：《宾退录》卷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6 页。 [45]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635 页。 [46]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490 页。 [47]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590 页。 [4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7 页。 [4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三，第327-136 页。 [50]魏了翁：《普州贡院记》，《全宋文》第310 册，第358 页。 [51]郑性之：《状元谢余察院启》，《全宋文》第306 册，第31 页。 [52]详见《全宋文》第336 册，第179-190 页。 [53]详见《文天祥全集》卷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第42-53 页。 [54]吕本中：《师友杂志》，《全宋笔记》第三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 页。 [55]何薳：《春渚纪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 页。 [56]岳珂：《愧郯录》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59][62]《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一○、四之三、八之二五，第4317、4292、4386 页。 [58]周行己：《上祭酒书》，《全宋文》第137 册，第91 页。 [60]《愧郯录》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三九《议贡举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2页。 [63]姚勉：《廷对策》，《全宋文》第351 册，第340 页。 [64][65]《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一、六之三二，第4311、4345 页。 作者简介：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