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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地域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深入的探究，如吴承学提出“地域文体学”、“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等论题，并从“江山之助”的视角切入，论析“自然界留在精神上的印记”、“地域文化与人格塑造和创作”、“风土感召与风格创造”诸问题[1]；蒋寅指出明清两代地方性诗文集和诗话的不断涌现，地域文学传统日益浮现并不断得到强化[2]。前一学者强调地域对文学的感召作用，后一学者着重文学对地域传统的构建。依循两位学者探究的路径，关于地域与文学的关系，还可进一步追问：受起源甚早的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影响的“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如果能左右地方文学风气，成为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参照系，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呢？以撰写集序而言，序文中常牵涉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譬如：论及江西文学，往往提及欧阳修、黄庭坚；论湖湘文学，则上探屈原；论岭南文学，时时联系张九龄；论松江云间文学，则追溯二陆。这一建构行为和思路，又是如何反过来成为一种文学表现方法或者文章结构法呢？这一现象的文体学和文化学意义何在？似皆值得探究[3]。 问题的发现，源于笔者阅读新近出版的《沈德潜诗文集》[4]，见沈德潜所撰集序中，有7篇序文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追溯；再检《钱牧斋全集》[5]，性质类似的集序有16篇之多。结合其他文集的翻检所得，似可初步断定，地域文学传统的追溯，至少在明清两代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文学表现手法或文章结构方法。此一方法大约在何时形成，则要落实到地域文学观念的生发。“就文学来说，直到唐代，地域观念还很淡漠，文学很少被从地域概念下谈论”，“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凸显出来”，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则在明初开国时出现[6]。这些论说，颇具启发意义，然或多或少是观念层面上的推衍，还须结合具体文学创作中对地域文学传统关注的情形。集序（含别集序与总集序）是书序中的一部分，相较书序中其他种类的序文而言，集序文学色彩较浓厚，数量较丰富，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此为研究范围，笔者逐一查检《宋集序跋汇编》（5册）、《宋人总集叙录》、《全元文》（60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中明清集部[7]，以及52种明清人文集和地方志中的“艺文”部分，可初步断定：在集序的范围内，将地域文学传统的追溯与建构有意识地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或文章结构方法，在宋代已见端倪，元代稍有滋长，至明清方兴盛。 地域文学观念、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何时兴起，可能有不同的论说，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试图探究的是，一种观念与风气兴起后，如何被转化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叙写方法，及其作为一种叙写方法的意义所在。程千帆先生曾指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不能只从理论到理论，“也应考虑从古代文学作品去发现那些尚未发现的理论”[8]。从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的集序的撰写实践中，梳理总结一种新的文学叙写方法的形成与发展，似可视为对程先生倡导的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 二、 地域文学传统叙写方法的历史呈现 在集序（尤其是在别集之序）中叙写地方文学传统，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一地的文学传统；以文体的功用而言，梳理建构文学传统，最终是为了传达对总集、别集的介绍与揄扬之意。集序的撰写，不仅是文学修辞行为，还牵涉社会交往行为。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叙说的标准样式大致如下： 宣人之为诗，盖祖梅圣俞。圣俞以诗鸣庆历、嘉祐间，欧、范、尹、苏诸巨公皆推尊之。后百余年，又得竹坡先生（周紫芝）继其声，而周与梅在宣为著姓，且亲旧家也。[9]（陈天麟《太仓稊米集序》） 吴自古尚文，至于今盛矣，是故有礼让之风焉，有清嘉之俗焉。晋陆氏以兄弟，宋范氏以父子，皆彬彬然华国而名世。国朝贤哲嗣出，骚雅并鸣，每以文甲天下，天下亦首称之，石湖卢氏兄弟，予所亲见者也。蔚然若虎凤，烨然若山斗，天下大夫士乐交之，吴之文每称卢氏焉。[10]（胡缵宗《古园集序》） 前后两序分别出自宋人与明人之手，虽强调程度不同，但表述手法近似，这一手法似乎是在“数家珍”，在对传统作仪式性的回顾与致敬之后，开始着墨于别集、总集及其作者的表彰。自宋至明清，建构文学传统的叙写方法虽无大变化，但亦自有其生长昌盛的过程，以下列出部分统计数据： 1．《宋集序跋汇编》（5册）共收宋集484种（不含词集、总集），其中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宋人序有10篇，还有同类性质的元人序4篇，明人序17篇，清人序17篇；《宋人总集叙录》收录总集85种，其中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宋人序有4篇。总计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宋人集序有14篇。 2．《全元文》（60册）所收上述性质的集序有43篇。 3．《“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收录明集2121种，所收上述性质的明人集序50篇，清人序5篇。 上列包涵地域文学传统内容的集序，因有完备的专题汇编《宋集序跋汇编》、《宋人总集叙录》以及大全性质的《全元文》为依据，统计数据基本稳定；而明清则难窥全貌，仅以《宋集序跋汇编》中所录明清人撰重刻宋集序的篇数而言，即可稍知以地域文学传统作为叙写方法的使用范围。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中明清集序为基础，笔者再检50余种明清别集总集序及方志所收序文，共得符合要求的集序210篇，其中明人撰写的有77篇，清人撰写的有131篇，年代不能判断者2篇。以此并不全面的统计，以及前文所述明清之际钱谦益与清中期沈德潜撰写的相关集序数目来推断，在宋代已经形成面目的地域文学传统叙写方法，经过元代的发展，至明清已经得到文人较为普遍的认可。之所以称较为普遍，是因为上述210篇集序中，撰序者与别集作者、总集编者为同乡者有94人，非同乡者99人，不能判明者7人。同乡撰序者与非同乡撰序者数量无明显差距，说明撰序者构思撰写并非全部是出自表扬乡贤的用意，也多有出自“因地制宜”而采用一种更为得心应手的叙写方法的考虑。 “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叙写方法的出现与被认可，应联系宋代以来地方意识的兴起加以考察。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和韩明士（RobertP．Hymes）等学者的“地方史”研究成果显示： 由北宋到南宋有一“地方化”（localized）的转变，成为近二十余年来宋史领域中影响颇著的“变革”理论。尽管学者对于是否真有一“地方化”的现象，或此一“地方化”的实际历史意义尚有争议，大体上仍承认南宋有一愈来愈庞大的地方士人群体（精英阶层），以及愈来愈大量与地方相关的记载。[11] 包弼德（Peter K．Bol）同意郝若贝与韩明士关于南宋与北宋之间“地方转向”的描述，但他检视地方士人对地方现象诸多类型的“地方性书写活动”时，提出“士人社群”概念，并以地方与国家这组视角置换郝、韩二人的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视角[12]。总之，“地方性转向”以及地方性书写、地方士人社群的大量出现，皆可视为一时代之风气，它或多或少渗透到文学创作层面。 巧合的是，《宋集序跋汇编》收录的10篇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集序撰写时间皆在南宋，《宋人总集叙录》4篇集序有3篇是在南宋撰写，据此并结合郝、韩、包三学者的论断，对地方文学传统叙写方法形成的时间，可进一步地限定在南宋。这一历史脉络较为清晰的文学现象，可作为一个样本予以分析，从中可见一种文化意识如何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西方的文体分析研究试图将独特文体的特征“与作者感知世界和组织其经历的独特方式相联系”，“或与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观念框架及对现实的态度相联系”[13]。依此思路，可探明南宋日渐兴起的地域意识如何渗透到集序的写作当中，并形成了这一文体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14]。南宋这类集序数量有限，或许是因为这种新型的叙写方法正处于滋长期，在取法先秦两汉以及唐代名家的古文创作潮流里，新型的叙写方法的展现空间十分有限。这一点尚可略作延伸论说，在注重典范与法度的桐城文家中，特别是桐城三大家方、刘、姚，以及中后期的梅曾亮、曾国藩等人的文集中，此类集序极少[15]，或许是地域文学传统这一新起的叙写方法不在先秦两汉以至唐宋（北宋）的古文系统里，故几乎未入桐城古文家的法眼。 元代士人的“地方意识”得到延续发展，陈雯怡以元代婺州路为中心，讨论地方传统建构的文化模式及其作用[16]，所关注对象虽为个案，但对探讨“地方意识”而言，具有普遍意义。与此相呼应，地域文学传统叙写方法至元代得到文家有意识地运用，上文所述《全元文》所收43篇集序中，戴表元有4篇，吴澄有5篇，虞集有4篇，黄溍有3篇。同一撰序者重复使用同一叙写方法，正是这一手法渐入人心的表现。自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方志的编纂成为一地具有连续性的重要文化事业，使得一地的知识与图景得以百科全书式呈现。同时，方志在“艺文”部分的编选策略也偏向采录具有弘扬地方传统的文章，故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集序时时入选。郡邑性总集和家集的编纂，郡邑性诗话和词话的撰写，无疑强化了地方文学传统意识，故明清两代采用地域文学传统叙写方法的集序，数量大幅度提升；同时在运用的灵活性方面，也更上层楼。 三、 作为集序“构件”的地域文学传统 在集序中针对具体的总集别集梳理建构地域文学传统，大致能形成一个信息集中的文字单元，因其在明清集序中屡屡出现，且有相对固定的叙述程式，在此将其名之为集序整体文章结构中的“构件”。集序中的“构件”并非边界分明、性质固定不变的单元，在文章的整体结构中，这一构件很可能与其他文字或其他构件相互感应，因为这种关联，使得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内具有程式化的文字显现出某种流动性。 欲探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如何在集序中发挥其功用，须考察这类构件在集序中的分布位置。仍以前文所列文献作为考察范围。在此将集序按照开题、展开、收结的结构大致将集序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以下可统计出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前、中、后三部分的分布情况，其中“前后”表示利用地域文学传统的梳理，在集序中设计出前、后照应的结构： 1．《宋集序跋汇编》、《宋人总集叙录》14篇集序：前6，中4，后1，前中1，前后2。 2．《全元文》43篇集序：前37，中1，后1，前后4。 3．包括《“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在内的52种文献共得210篇集序：前108，中26，后22，前后47，前中4，中后3。 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集序位置的不固定，显示出它们不是突兀的单元，具有很强的组合性，能较协调地融入整体之中；变动不居，可使集序呈现出较多的面目，而避免千篇一律。以《全元文》所列43篇与明清所列210篇相比，明清集序中的地域文学传统构件更为活跃，尤其是运用在集序的中、后两部分，以及利用该构件设计前中、中后、前后的呼应。这或许可表明撰序者对构件性质与功用了解更为深入，故使用时能随文自如运遣。 上列宋、元、明、清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出现在前面的例证最多，众人如此趋之，说明在一定的场合或氛围里，“知人论世”是最简捷的切入方法，如此展开铺设，接续的论说就有舞台。此种安排，在地域这一节点上，隐约与得“江山之助”的地域风格论相关[17]。山水清淑，蔚为人文，地域文学传统构件似可视为得“江山之助”叙说的发展。有时在行文中这两个部分往往联系在一起，如蔡汝南撰《水南集序》起首云：“苕溪之源发自天目，德清其上游也。山川耸秀，瑰玮卓荦，行潆窪汇，裒窣而为屏障，融结而为人才，越自南宋沈麟士讲学吴羗，继之以休文之博洽、吴潜之经义，由此其选也。缘是人文辈出，代有述作，盖嵩高降神，或此其理欤！”叙述由山水转向人文，由人文传统的铺垫，再托出重心所在“邑治之东有水南先生焉。”[18]整体而言，以地域文学传统的梳理开篇，是一种惯常的顺水推舟手法。 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出现在集序的中间部分，可以较为充分地显示其在“结构”方面的作用。就此构件与其他文字的关联程度而言，偶有“脱节”之感，如张士佩作《订刻太史升庵文集序》，在述说《升庵文集》的内容及编辑之必要后，过渡语段是：“盖余读迁史儒林传，而知齐、鲁之闲于文学，圣人之遗化也。蜀自文翁之教行，人士彬彬以学显于当世，比齐、鲁云。”两层过渡之后，再述司马相如以后的蜀中文学传统，遂转入“爰至我朝，复得之升庵先生。”[19]如此转换，留下痕迹。而大多数文家撰作，皆有意安排，有出于常见思路者，如毛奇龄撰《金华文略序》，先说“文”与“献”，接续“金华自颜乌许孜以后，多忠孝节烈之士，而各有文章”云云[20]，思路是先大后小，撰序者常利用处于中间位置的构件，发挥作用。钱谦益撰《郑闲孟时文序》开篇论郑闲孟“文有本”，转述“熙甫之门弟子在嘉定者，独能邮传其师说”。顺此势，将郑氏纳入归有光古文传承谱系之中，“是故嘉定之士，讲贯服习，最为近古。而闲孟游于诸君子，才气壮健，远骋高视，不顾流俗”[21]。钱氏此举，如同构筑高台，后继文字，皆以震川文之命运为背景参照论述郑氏时文。 处于集序中间位置的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上下文之间，有钩连、转虚为实、活筋脉之功用，其用近似枢纽。王祎为宋濂文集所撰《潜溪先生集序》，其中心题旨就在于阐发“文章所以载乎学术者也”，此意在序文开篇处即点明，而在集序后面，又作呼应：“苟即文以观其学术，则知其足以继乡邦之诸贤而自立于不朽者远矣。”观此前后呼应设计，其中还有“乡邦诸贤”作为承接。王祎叙述地方文学传统时，用笔舒徐：“然而古今文章作者众矣，未易悉数也。姑自吾婺而论文，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往下笔墨，皆为说明宋濂学术渊源厚、培植深，再以“其所推述无非以明夫理，而未尝为无补之空言”[22]，引接下文，从而使集序形成一个脉络分明的整体。若无中间构件，则此文直上直下，全说学理，构件在中间的转承，有调节文章景观，造成虚实结合之妙。归庄撰《严祺先文集序》的结构与王祎序近似，前文以朱熹批评韩愈诗文不能免俗入手，后文回应以“虽然，使韩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当亦如严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城南之诗，取讥于大儒矣。”然强调立言之旨以及严祺先文矫然拔俗之用意，则依靠地域文学传统的叙述来完成：“无锡自顾端文、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远绍绝学，流风未远。严子生于其乡，诵遗书，沐余教……。”[23]地域文学传统构件的运用，为归庄撰序创造另一立说的角度，即可从何为立言之旨以及与俗相对的“迂”这一路径展开；同时，构件调整了序文的节奏，添加宽大之气，而免峻急局促之弊。 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出现在集序的收结部分，是在作“更上一层楼”式的推扬，同时也在酿造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韵。徐献忠撰《俨山外集序》述淞滨（上海）文学传统，称陆琛：“出自华宗，源长有委，”乃陆机、陆云千数百年后一人，“岂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伟望者耶？”[24]归有光《五岳人前集序》最后一节列述“荆楚自昔多文人”之后，即接表彰之语：“玉叔生于楚，其才岂异于古耶？”[25]此类收结，往往用问句展现撰序者的期望，有意突破文字或结构上的边界。钱谦益《熊雪堂耻庐近集序》在叙说“江右之文”范围内宋、元、明诸大家之后，曰：“西江之后学，其将有焰焰然兴起者乎？”[26]沈德潜为王鸣盛作《王西庄四书文序》首论古文与时文之关系，次及王鸣盛根据六经经营四书文，而收结处以地域文学传统作远望式的拓展：“嘉定故多君子人，以明代言之，前有归震川、季思，后有黄陶庵，皆纯儒也。西庄生于其地，文品既高，而更能抗心希古，日进于纯，安见不足接踵前贤耶？”[27] 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集序不同位置的出现，正可看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物理单元，而是自具生发力，这种力量来自撰序者的创造。创造力促使构件在具体语境中略作变形，从而使集序在结构方面有局部的形似，但在神韵上却各有分别。同时，地域文学传统的叙说既然被视为构件，必定会被多次利用。俞樾的《春在堂杂文四编》中所录《郦黄芝诸暨诗存序》和《翁稚鸥平望诗拾序》两序，因皆述诸暨地方文学传统，且皆为郡邑诗总集序，故皆有以王冕为中心的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表述较接近[28]。构件在同一撰序者手中重复使用，应与其面对的别集或总集性质相近有关。李兆洛为朱映霞及其族人朱画亭诗集撰序，因二人皆为江阴人，故在叙述地域文学传统中，内容相似： 宋以来以诗鸣者时有之，而如王梧溪之真实，黄大愚之哀烈，梅正平之雄横，要未免有失之于犷者焉。惟葛氏祖孙服习风雅……元则许北郭之清远，明则张藻仲之纯和，卞兰塘之倜傥，盖亦指不多屈焉。（《朱映霞诗叙》） 大抵宋以前无传人，宋则有葛胜仲常之父子，元有陆子方、许北郭、孙大雅、王梧溪，明有张沟南藻仲父子、薛尧卿、夏冰莲、卞华伯，鼎革时有黄介子、梅正平……梧溪疏而庄，藻仲雄而丽，……他如北郭之清迥，华伯之流美，介子之浩荡，正平之奇拔……亦各其诗人之美矣。（《朱画亭诗集叙》）[29] 稍加比较，两段关于地域文学传统的文字可视为同一构件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形。构件提供了撰序的便利，但李兆洛并没有生硬地挪移。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同一撰序者手中重复使用，也可看出有应酬性质的集序，很有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完成。 四、 构件的成型作用及其自我微调 前文列出52种文献中的210篇集序，指出其中47篇利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建立前后（或前中后）的呼应关系，另有7篇有前、中或中、后部分的联系。由此可见地域文学传统在集序局部发挥功用之外，还影响到集序的整体结构以及结构内各组成部分的联系。“所谓一部作品的形式指的是决定一部作品组织和构成的原则”[30]，这种形式原则亦即成型原则（shaping principle），“将作品的‘结构’——即顺序、重点和对组成作品的题材和各部分的艺术处理——加以控制和综合，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美丽而又有感染力的整体’”[31]。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上述47篇序中，其作用虽不敢断定可上升为“原则”，但称其有成型作用则可以肯定。下列4篇集序的结构： 王慎中《唐荆川先生文集序》： （前）“吴之有文学旧矣”，遂述季札、言偃，“吾于二人……尚而友之……于今所见而及与之为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应德也。”（中）“有吴公子轻千乘之国之节”，“其文之以礼乐得言氏之传”；（后）“上下二千有余岁之间，吾谓吴有文学三人焉……唐君独起于千载之后，追二人者而与之并，岂不为尤难哉！”[32] 钱谦益《金尔宗诒翼堂诗草序》： （前）“嘉定有怀文抱质，温恭大雅之君子，曰金先生子鱼。其子曰德开，字尔宗”；（中）“嘉定为吴下邑……其地多老师宿儒，出于归太仆之门，传习其绪论”；（后）“夫以嘉定之多君子，读书修行，涵养蕴畜，百有余年，风流弘长，余分闰气，演迤旁薄，犹濬发为尔宗父子。”[33] 沈德潜《王直夫诗序》： （前）“前明闽中诗派，国初开于林子羽鸿……论闽中诗者，不能无待于继起之人也”；（中）“王子直夫以诗鸣于漳浦之间”；（后）“直夫将归闽中，作序遗之，见子羽、善夫诸人而后，别有诗之一途。”[34] 计东《西松馆诗集序》： （前）“诗宗三百篇，而三百篇之诗，莫盛于秦，亦莫变于秦。何也？《豳风》、二南正变、大小雅、《周颂》作者，不越邠岐鄷镐之间，皆秦地也。”（中）“今昭代诗人林立，而秦中为盛；秦中之诗，又以稚恭张先生为尤盛”；（后）“倘得鬯倡导先生之功，以釐正天下之心声，将几于《豳风》、二南、正雅也不难矣。”[35] 上列四序，以摘要性文字粗略呈现出集序结构。地域文学传统的叙说，分散布置。除钱谦益将地域文学传统构件的重心安置于中间位置，其他3篇皆在集序起首处。虽重心位置略有不同，但在序文中皆可见重心的“辐射”。此即表明撰序者在集序中建构地域文学传统时，亦留心这一构件与其他文字的钩连，或设计出一些较为明显的附件或线索。称其“较为明显”，主要是撰序者还是在“地方色彩”上雕琢，如序中的“吴”与季札、言偃，钱序中的“嘉定”与归有光；沈序中的“闽”与林子羽；计序中的“秦”与《豳风》、二南，叙述文字虽有详略之分，但附件性文字皆可视为作为重心构件的回应。当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在运思中形成时，也就大致影响其他部分文字的走向，特别是当其成为重心时，其统合控制力量愈强，以致在集序中能看出其影响的脉络；作为表征，集序的“地方色彩”也就愈明显。 撰序者利用地方文学传统构件影响或内在规定集序的主线（近似旋律）时，还会利用其自身特质，创造出抑扬起伏（近似节奏）。上文所引沈德潜《王直夫诗序》，沈氏在述明初诗派之后，对闽中诗人如曹学佺、徐熥、郑善夫有批评之意，如称郑氏“学杜而只得其皮毛”；如此抑低，其意图是为在集序的中间强调王直夫之诗“不背前人，不摹古人”[36]。田汝成为顾起伦《泽秀集》撰序，从吴下人秀而多文、得江山之助入手，述高季迪、徐昌穀、王履吉诸家之诗：“然绮靡者或失之浮华，雄伟者或伤于直致……于是少年崛起，乃有顾子玄言甫者出焉。”结尾处曰：“俾季迪、昌穀以下诸家复起，必驰鹜而甘心焉，今之应地灵而以文名世者，不在兹乎！”[37]这两篇集序有先扬后抑再扬的起伏波动，在曲折中传达出撰序者的意图。 在集序中梳理建构地域文学传统，表现在文字和语气上，会出现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或紧迫的焦虑感。自豪感往往经由“吾乡”、“吾邑”之类的地域文学传统叙说语句引发，此类叙说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如宋代的14篇集序中，写江西文学传统的有4篇，写浙江的有4篇，写福建的有3篇；《全元文》43篇集序中，写浙江的有19篇，写江西的有14篇；《“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所录50篇包涵地域文学传统的明代集序中，写江苏的有13篇，写浙江的有11篇，写江西的有8篇，写福建的有5篇。包涵地域文学传统叙述的集序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意味其他文学欠发达区域的地域文学传统在梳理建构时，文字中常有焦虑之意，同时也多运用与发达地区对比的撰写手法；在地域分布不均之外，在时间方面，集序中还有因地域文学由盛转衰而造成的紧迫感。 以地域而言，福建、广东、贵州在地域文学传统建构方面，往往不如浙江自豪，徐熥序《晋安风雅》云：“闽中僻在海滨，周秦始入职方，风雅之道，唐代始闻，然诗人不少概见。赵宋尊崇儒术，理学风隆，吾乡多谭性命，稍溺比兴之旨。元季毋论已。明兴二百余年，八体四声，物色昭代，郁郁彬彬，猗欤盛矣！”[38]郑珍撰《息影山房诗钞序》云：“吾播古号山州，自唐以来，文章道德之士代不乏人，独无以诗赋名家、与中州人士会盟角逐者。我朝乾嘉之际，海内晏然，士大夫争以文章风雅相衒鬻，歌之泽涵濡漫衍，度越古今。”[39]昔盛今衰，在清代的江西与福建文学传统叙述中可见，魏禧《郑礼部集序》云：“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辈衰谢……数十年间，文章之衰甚矣。”[40]杭世骏《郑荔乡蔗尾集序》云：“百年以来，闽疆诗学日微。”[41]用谦抑笔调写的地域文学传统，与前文所述先抑后扬的手法近似，但创造出的效果却有差异。谦抑的定位，是因为叙述地理位置边缘、人文开化较晚、文学传统衰落等缘故，遂使文字浸染一种沧桑变化中的使命感。 就具体地域而言，要建立较为连续完整，或者脉络清晰的文学传统，并非易事。一地文学的发展，会因各种原因产生空白或断裂[42]，后人的梳理就不能接续；还会因为文学发展的丰富与复杂，无法容纳于单一的同质性叙述。撰序者在面对地域文学史上的空白与断裂，往往用一种时间叙述法一笔带过，如张应泰撰《荷华山房摘稿叙》云：“西江之胜，在匡庐一山……洩越而为文章，晋栗里得之，以诗先诸子鸣……千载而下，抑何寥寥也。洎于赵宋，乃有分宁……自分宁以来，四百有余岁，其间随时振响。”[43]又如何白撰《北游集叙》云：“昆阳当宋季，则有太学林德阳先生，以诗倡东南……越三百余年，则有吾友元辉吕君接武而兴。”[44]其后多少年而有某事，即《史记》中所习用的“搭天桥笔法”，钱鍾书评曰：“皆事隔百十载，而捉置一处者也。”[45]这一笔法，很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时间短语连接的两件事、两个人物之间有较为直接或有源流性质的联系。“搭天桥笔法”在地域文学传统建构中经常被运用，正可看出这个构件的内部松动，同时，它所承载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46]。撰序者在集序中建构地域文学传统，是要给别集的作者或总集的编者塑造一种归属感，同时使其叙说因为一种考镜源流的深度而具备切实的历史感。所谓文体（style），“指的是散文和韵文中语言的表达方式——说话者或作者如何说话，不论他们说的是什么”[47]。就此界定而言，地域文学传统构件为撰序者提供了一种较为特别的表达方式。地域文学传统构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在于它再造了一种语境。语境的再造，是指撰序者将别集与总集从晚近或当时的语境中抽离出来，或者淡化与当时语境的联系（这类联系往往“不称意”或“无意义”），然后将其置于一种较为宏大、可以充分显现、可以立论言说的语境中。 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如何选择历史上的重要文人或文学事件为建构素材，一般而言，有其全局性考虑，譬如它们与别集、总集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某种关联，或者可以给表述提供某种便利。选择必然伴随淘汰，秦瀛在为黄梅俞石农诗集撰序时，述自三闾以降的楚地文学传统，相沿数千年不绝，“顾自有明公安竟陵倡为空疏幽诡之学，顿变雅音……厥后杜于皇、顾黄公辈颇能不染习气”[48]。在秦氏所撰集序里，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楚地文学传统中被抑制，被视为传统中的“异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有选择和清整素材的一面，还有适度拓展以求容纳新鲜素材的一面。朱彝尊为其弟子戴锜《鱼计庄词》撰序，戴氏是侨居浙江秀水的休宁人，似不便列入浙词的系统里，但朱氏找到了一条变通的路径：“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49]构件的适度调整，显示其随语境而变的灵活性，而地域文学传统“被发明”的过程亦得以呈现。 五、 结论 章学诚尝言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50]，此乃就文体的基本格局而言，实际上，文体在一直衍生，文学的叙写方法也因不断创造而增多。文学的叙写方法，从来就不是文学领地中的独自经营，而是在丰富的文化创造实践中汲取营养，儒家经典的笺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与溯源，佛经的翻译，《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提要等等，皆对文学的表现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风格造成影响[51]。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构件的生成与得以运用，是南宋以来兴起的地方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它包涵一些似曾相识的基因，如“江山之助”、“考镜源流”、“知人论世”，但它却是一种新型的叙写方法，对于集序而言，它出现在前、中、后位置，产生不同的功用；对于整体结构而言，它又有成型的功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赋予集序一种历史深度和“地方色彩”，明清集部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意味集序的撰写进入规模化生产时期。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较为普遍地应用，为撰序者在具有应酬性质的集序写作中提供一种程式化的便利。“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作为常用手段在集序的撰写中被频频使用，正表明它作为一种叙写方法得到明清文家较为广泛的认可。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构件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它会随文生变，在一些高超的作家手中有新颖的呈现。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及其牵涉的集序的程式化，应置放在繁盛的明清文学生态中考量。雷德侯论及中国艺术中模件化生产的意义时指出：“在艺术中，这种勃勃雄心可能造成一种结果，那便是习惯性地要求每一位艺术家及第一件作品都标新立异。创造力便狭隘地定向于革新。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艺术家们从未失去这样的眼光：大批量的制成作品也可以证实创造力。他们相信，正如在自然界一样，万物蕴藏玄机，变化将自其涌出。”[52]集序中的地域文学传统构件也可提供一种观察明清其他文体的视角。如数量繁多的寿序、碑传、方志序、家谱序、书院记[53]、府学县学记、园记等[54]，绝大多数存在具有文体和文化意义的构件。文章中功能性构件的形成与规模化使用，既可揭示一种文体或文化特色的生成过程，亦可揭示明清文学兴盛的原因，即繁茂的文学原野，更多的是由大量相似的枝叶聚集、簇拥与烘托而成的。 注释： *说明：本文自“摘要”开始就使用“构件”这一核心概念，此概念受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生产》一书影响。该书译者将module译为“模件”，笔者以为此译未能传达module具有的内在生发性，故用“构件”一词（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在学术交流中，罗时进教授对“构件”一词使用是否妥帖提出建设性意见；考虑到“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在集序中诸如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多方面的功用，故目前还是用“构件”一词。特别是在应酬性质较为明显的集序中，用此概念更能显现集序撰作时的情境。 [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198—215页。 [2]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蒋寅在《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文中引用魏禧《陈介夫诗序》、杜濬《楚游诗序》、黄定文《国朝松江诗钞序》时，已有论述地域文学传统叙述手法的文字，然因其文章重点不在此，故未展开论述。 [4]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编辑校点：《沈德潜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5]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6]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这些判断融合了龚鹏程、祝尚书、王学泰诸学者的成果。 [7]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台北：“中央图书馆”，1994年。 [8]程千帆：《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武汉师范学院》1984年第5期，现收入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59页。 [9]《宋集序跋汇编》，第1081页。 [10]《“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3册，第161页。 [11]陈雯怡：《“吾婺文献之懿”：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新史学》第20卷第2期（2009年6月），第46—47页。此一引文包涵韩明士、柳立言、Beverley Bossler、包伟民、John W．Chaffee、包弼德等学者的论点。 [12]李卓颖：《地方性与跨地方性：从“子游传统”之论述与实践看苏州在地方文化与理学之竞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第2分册（2011年6月），第326页。 [13]［美］M．H．艾布拉姆斯著，吴松江等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3页。 [14]“地方色彩”有其特定涵意，此处只是借用。相关解释见《文学术语词典》，第291—292页。 [15]师法姚鼐的秦瀛例外，在其《小岘山人文集》中，此类集序有8篇。 [16]陈雯怡：《“吾婺文献之懿”：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第43—113页。 [17]《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198—215页。 [18][19]《“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3册，第39、144页。 [20]王崇炳编：《金华文略》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5册，第629页。 [21]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8册，《牧斋杂著》，第639页。 [22]《“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2册，第220页。 [23]归庄撰：《归庄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 [24]《“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3册，第75页。 [25]归有光撰，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26]《牧斋杂著》，第683页。 [27]《沈德潜诗文集》，第1581页。 [28]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卷5，《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550册，第442、443页。 [29]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95册，第55、57页。 [30][31]《文学术语词典》，第203，205页。 [32]《“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3册，第307—308页。 [3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见《钱牧斋全集》第5册，第774—775页。 [34][36]《沈德潜诗文集》，第1522—1523，1522页。 [35]计东：《改亭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8册，第105页。 [37]《“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4册，第104—105页。 [38]徐熥辑：《晋安风雅》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5册，第373页。 [39]周恭寿修，赵恺等纂：《续遵义府志》卷32下“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5册，第444页。 [40]魏禧：《魏叔子文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08册，第556页。 [41]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26册，第303页。 [42]陈雯怡指出：“当元代的作者在褒扬他们辉煌的乡里传统时，这个‘传统’指的并不是学派宗旨意义上的延续，而仅是聚合一段长时期的地方先贤所构成的传统。这些‘乡贤’间并不必然互有关联……”见《“吾婺文献之懿”：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第57页。 [43]《“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4册，第535页。 [44]孙诒让撰，潘猛补校：《温州经籍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269页。 [45]钱鍾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页。 [46]［英］E．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T．兰格（T．Ranger）编，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47]《文学术语词典》，第607页。 [48]秦瀛：《小岘山人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65册，第168页。 [49]朱彝尊：《曝书亭序跋》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0—121页。 [5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1页。 [51]2012年4月23日，在从西安回南京的途中，向曹虹教授请教相关问题，得到指点：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论诸家赋之源流得失，乃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回家后，检读《清代常州骈文研究》，得见更为详细的论述。见曹虹、陈曙雯、倪惠颖：《清代常州骈文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略书数字，以记问学之乐。 [52]《万物》“导言”，第11页。 [53]据卢兴民的统计分析：“在清人所撰山东书院碑记中，多述及山东一地的地方文化传统。据笔者统计，在《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中所收的115篇清代山东书院碑记中，论及地方文化传统者多达55篇，其比例近50%。在此类书院碑记中，作者或追述齐鲁自孔孟以至清季的学术大传统；或着眼一州一县的小传统，表彰造化一地人文之先贤。如鲁西书院多标举孔子、孟子、董仲舒、石介等人，而胶东书院则多推扬费直、庸谭、郑玄等人。”卢兴民：《清代山东书院研究三题》，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 [54]较为具体的情况，可参阅王重民、杨殿珣等编：《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作者简介]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