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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枚性灵诗学的形成，严迪昌先生认为与商贾文化意识有关[1]754，而蒋寅先生则认为是源于叶燮、薛雪、査为仁等前辈诗人的影响[2][2]。二说均有一定的道理，然其论所涉及的人和事多出现在袁枚人生中较晚时期。若探寻其性灵诗学最初提出的契机，则不能不关注他由翰林院庶吉士外放为知县这一重大变故产生的影响。 一 外放与心态 袁枚于乾隆四年23岁中进士，已属少年得志；朝考又馆选庶吉士，分习满文，进入清代士子梦寐以求的清华之地翰林院，得意之情不言而喻，其《入翰林》一诗云：“弱水蓬山路几重？今朝身到蕊珠宫。尚无秘省书教读，已见名笺字不同。斑管润生红药雨，锦袍香散玉堂风。国恩岂是文章报？况复文章尚未工！”[3]18庶吉士虽为无品级的翰林，但地位已较其他进士不同。遇此国恩，欣喜之中他竟不知何以为报。不久又乞假归娶，同馆中人赠诗相送，其《乞假归娶留别诸同年》其一云：“还乡非耀锦衣鲜，为赋《房中乐》一篇。惭愧少年贫里过，玉堂春在洞房先。”[3]18虽云“惭愧”，实则自豪之至。人生乐事连番上演，也让他对前途满怀信心。 然而三年后，袁枚散馆考试由于满文成绩不合格，未能留在翰林院，而是外放知县。在庶吉士期间，同年刘斯和未散馆改官，袁枚作诗安慰道：“翰林百篇史不载，循吏一事民能传。”[3]23在他看来改官知县比身为翰林更能体现个人价值。然而当相同的遭遇降临到自己身上，袁枚并没有那么豁达。他先是深感失望：“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3]31随之巨大的失落感涌上心头：“顷刻人天隔两尘，难从宦海问前因。”[3]31对未知的前途充满不可名状的迷惘：“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3]32出都后，一路上的景物似乎都为他鸣不平。来到河北良乡，沉浸在失落中的诗人若不是感觉马鞍的潮湿，甚至都不知道正在下大雾。翌日雾更大，诗人不禁发出“此际群仙高处看，可知下界有人无”[3]33的感慨。他以落花为喻慨叹此番变故：“莫讶旁人怜玉骨，此身原在最高枝”；“且莫啼烟兼泣露，问渠何事到人间”[3]35。到达金陵，“无数青山入郡城”的别样风景，令其发出“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的浩叹[3]37。 曾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晚年回思词垣往事，有“顾瞻玉堂，如在天上”之感[4]1105。庶吉士外放知县，也让袁枚体会到由天上坠落到人间的巨大落差。清人朱克敬《翰林仪品记》有云：“国朝仕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林不与，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序资亦必先翰林。翰林入直两书房（上书房职授王子读，南书房职拟御纂笔札），及为讲官，迁詹事府者，人尤贵之。其次主考、督学。”[5]清代翰林虽然待遇不高，但其清华的位望，远大广阔的前程，倍令士子向往。而袁枚却遭外放，强烈的失落之感不难得知。 让他难堪的还有知县卑微的地位与翰林清华身份的强烈反差。在翰林院，同馆官相见只是一揖；而知县面见长官，则行跪拜大礼。溧水知县任上初次谒见长官之后，他真切感受到玉堂的荣耀，《谒长吏毕归而作诗》其一云：“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晚脱皂衣归邸舍，玉堂回首不胜情。”[3]38三年翰苑养成的清贵心态，令其很难适应知县卑躬屈膝的生活，“黯然神始伤，县令乃是我”[3]38，即是此种感受的直接表露。移知沭阳，“迎送高轩颇折腰”的屈辱感也让他生“科名人已隔三朝”[3]39的怅然。 与此同时，袁枚馆中同僚却多仕途顺畅。乾隆八年翰林院大考，名列一、二等的词臣均获拔擢，一等中编修裘曰修升侍读学士，二等中编修沈德潜升左中允，均是连升数级。得知此信，袁枚为这些同年高兴：“诗人俱已到青云”，同时感受到与他们“宦海烟波逐渐分”[3]42的差距，强颜欢笑之下，掩饰不住落寞之情。 外放的最初几年，袁枚一直沉浸在这种郁愤之中，这也从反面说明他对翰林院的无限留恋。平庸者遭此打击，往往自愧弗如；卓异者至此境地，则会心有不甘。袁枚属于后者。既然降落到人间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就承认“人间”的身份，并以此对抗天上的“玉堂”，这是摆脱留恋之情的最好方式。乾隆九年，袁枚充江南乡试考官，与商盘（号宝意）、王以昌（字禹言）两位曾经的翰林相见，自然提起词馆生活。但这次他流露出的不仅是悲伤与感慨，更多的却是一份自得。《与商宝意司马宿王禹言太史斋中临别奉赠》其一云：“鸾飘凤泊一千年，流水行云意洒然。但使人间唤生佛，胜教天上作顽仙。”其六云：“蓬海升沉话寂寥，江州司马莫萧骚。诗人都到青云顶，谁领湖山访六朝？”[3]50虽也缅怀玉堂，却有底气以人间生佛之身份与天上顽仙之翰林相抗衡；同样是面对到青云之巅的翰林，他不再感叹宦海烟波的分别，而是有主领湖山的雄心。袁枚20岁即被举荐参加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成为年龄最小的与试者；中进士后又馆选庶吉士，文学才华已经得到认可，自然有信心傲视词垣中人。这注定此后袁枚以文学成就来对抗视作“文章渊薮”的翰林院，其最初提出性灵诗学就是基于此种心态。 二 性灵诗学的提出 关于翰林院性质，袁枚有清楚认识，在《寄蒋苕生书》中他对好友蒋士铨说：“翰林一官，必待其人而后居之。……清秘之职，为天子润色雅颂，裁制谟诰，非学古入官者，不宜一朝居。”[6]310既然如此，欲以生佛抗衡顽仙，需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乾隆十年他在《答曾南村论诗》中“初步提出诗主性灵的观点”[7]25，诗云： “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八音分列宫商韵，一代都存雅颂声。秋月气清千处好，化工才大百花生。怜予官退诗偏进，虽不能军好论兵。”[3]62 学者认识到此诗在袁枚性灵诗学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但多关注首句，实则整首诗尚有诸多待发之覆。诗的次句反对“划宋元明”之论，即“深非分朝代、划时期之说”[8]214。在翰林院时，袁枚作诗也是“落笔不经意，动乃成苏韩”[3]30，亦重借鉴古人；而在此处，却对分唐界宋的模拟风气提出批评。其锋芒所向，在于其时以沈德潜格调论为主的翰苑诗风。 康熙朝翰林院诗风总体上尊唐，乾隆初年翰苑诗歌仍以宗唐为主，自沈德潜入翰林院，这种诗风得到强化。沈氏于康熙五十六年刊刻《唐诗别裁集》，雍正十二年《明诗别裁集》告成，并明确提出“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9]1303以时代论诗的观点。成进士前，其诗风宗尚已然确立。散馆留任翰林院，与高宗君唱臣和，几无虚日。由编修晋侍读学士，授日讲起居注官，“一岁之中，君恩稠叠”[9]2119。乾隆十年，高宗与之“论及历代诗之源流升降”时云：“张鹏翀才捷于汝，而风格不及于汝。”[9]2120对其诗风赞誉有加，其格调论亦成为翰林院及诗坛的主流诗学思想，水到渠成地被推为“一时诗坛宗匠”[10]11。袁枚也承认沈氏的这一诗坛地位，《寄怀归愚尚书》其一称其为“海内风骚有正声”[3]244。因此欲与翰苑对抗，理当于此做出回应，其“风裁休划宋元明”之论显然集矢于此。 反驳分唐界宋的复古诗风，从而提倡性灵诗学，明代公安派即是如此。袁枚性灵诗学包括三个“轴心”，即真情、个性、诗才[7]45。此诗首联论真情，颈联论诗才，而个性论包含其中。首联阐明其观点根本所在即真情，此后袁枚进一步强化、发挥。乾隆十四年作《读书二首》其二云：“我道古人文，宜读不宜仿。”[3]95大概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又撰《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与沈德潜针锋相对。从性情论出发，袁枚认为诗之所以不能限以古今，一是人之性情不同，“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6]283，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性情，不必因袭古人；二是诗史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乃不得不变”[6]284，唐宋人对前代的遗产继承中有变化，所以才成唐人、宋人之诗。前诗颔联意为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诗作，实为这一思想的先兆。 批判格调说，因之重视个人的才能、天分。前诗颈联言才大者无所不能，正指向诗才。而诗才之不同，则在于其人之天分。后来他阐释说：“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诗，脱口能吟；其人之天无诗，虽吟而不如其无吟。”[6]495以模拟前人为能事的格调论在他看来正是天分不济所致，他引杨万里之言云：“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11]1 “风裁休划宋元明”反对的就是空架子，不难看出正因批判格调论，袁枚才逐步走上提倡风趣的性灵说之路。 可以说，《答曾南村论诗》勾勒了袁枚性灵诗学的基本框架，而其提出的动机，则是针对翰苑诗风，这也导致性灵说与格调说二者“判若水火”[12]204的格局。 与理论的明确同步，综观袁枚此期诗歌创作，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真性情之作增多。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庶吉士期间所作的五十余首诗，几乎都是描写词馆生活如读书、送别、讌集与题画等，难有真切的情感。而保存在诗集卷三、四中外放至乾隆十年间的诗作，则主要流露其悲愤、知县任上的巨大落差以及同情民生疾苦等情感。前两类上文已有论述，同情民生疾苦的如《苦灾行》、《捕蝗曲》、《征漕叹》、《火灾行》、《捕蝗歌》、《南漕叹》等，篇名即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沭阳知县任上，正遇蝗灾，袁枚作《捕蝗曲》以写其忧民之怀。末尾诗人祷祝云：“蝗兮蝗兮去此乡，东海之外兮草茫茫，无尔仇兮尔乐何央？毋餐民之苗叶兮，宁食吾之肺肠。”[3]43这种强烈的情感，是翰林院平静安逸的生活无法惠赐的，正如其所云，“必须山川关塞，离合悲欢，才足以发抒情性，动人观感”[13]203。离开翰林院，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饱尝了悲欢离合之情，其诗歌情感力度才得以增强。 其次，风趣诗风初步形成。袁枚性灵诗风得益于杨万里的诚斋体，诚斋体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活泼的风趣，而又以七绝为主[14]。以此体论，袁枚在翰林院及外放后均作了大量七绝，但风格有明显不同。词垣所作，平正有余，活泼不足。即使是以史书中女性为描写对象，不必说身世悲惨的西施、张丽华、孙夫人、杨玉环等，就是卓文君、二乔之类以美满爱情扬名的女性，也是平正道来。如《文君》云：“宵行事学君王后，识曲心同汉武皇。含泪自寻《封禅》草，遗书翻乱女儿箱。”[3]28避开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风流韵事，而是择取上《封禅文》的片段，刻画其国事为重的品格。可见身在翰苑，袁枚怀着文章报国之念，读史时不忘箴规。而外放后，七绝中生动活泼的诚斋体诗风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作于乾隆九年的《即景》云：“牙籖杂与簿书排，欲索新诗每误开。摇荡风帘花万点，一庭梅雨带秋来。”[3]53虽还不够活泼，与诚斋体尚有一定的差距，但较翰苑所作为生动。作于乾隆十年的一组《劝农歌》已极风趣，其六云：“阡陌高低曲折通，车声回转落花风。倒持竹笛不归去，看杀斜阳小牧童。”[3]62粗具诚斋体特征。此后这逐渐成为其七绝的主导风格，如乾隆十二年的《丈洲》其一云：“身非凫雁水为家，日日轻篷傍浅沙。芦荻也知官吏到，随风吹送满船花。”[3]72《洲上寄同官许南台》其一云：“双驱镇日白门东，芳草催人上短篷。一夜江云如墨色，知君同在浪花中。”其四云：“盈盈一水路悠悠，君在南洲我北洲。可有新诗来作答？只题花叶付中流。”[3]73《偶见》云：“柳絮风吹上树枝，桃花风送落清池。升沉好像春风意，及问春风风不知。”[3]74这些诗末二句想象丰富，与杨万里《入常山界》之“一峰忽被云偷去，留得峥嵘半截青”、《宿灵鹫禅寺》之“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等典型的诚斋体相埒，也是袁枚性灵诗的代表之作。显然，其“甚推杨成斋”[8]256诗风之源头，实滥觞于此。 袁枚性灵诗学的提出及创作上的变化，很大程度在于外放离开翰林院这一变故，即《答曾南村论诗》中所云“怜予官退诗偏进”：外放知县，是乃“官退”；也正因如此，却刺激其有心立异，提出与翰苑诗风对立的性灵说，开始了自具特色的诗歌创作，此乃“诗偏进”。 三 艳情与雅正 袁枚性灵诗说首重真情，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6]527，特别重视男女之情乃至艳情，这是其性灵诗学的重要方面。近代诗人中，袁枚对朱彝尊与王次回（名彦泓）的艳情诗评价甚高。朱彝尊作《风怀诗》二百韵，晚年好友劝其将此诗删除，但他坚决拒绝。袁枚非常推崇朱氏此举，《题竹垞<风怀>诗后》云：“尼山道大与天侔，两庑人宜绝顶收。争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头！”[3]177对王次回香奁体诗，袁氏也赞誉有加，称其为“香奁绝调”[11]12。袁枚如此推崇艳情诗，意在针对当时的正统风气，尤其是翰林院雅正诗风。 清代翰林院本着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念，反对艳情诗。词垣不仅是人文渊薮，也是人才渊薮，为各衙门官的蓄水池，因此翰林需要高尚的人品，康熙曾告诫词臣说：“翰林官……当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有学问而无人品，其所学亦何足道哉！”[15]385人品被视作根本。文品与人品也需统一，乾隆云：“文品人品，恒相表里，雅郑之分，淄渑之别，辨之不可不精也。”[16]490君王如此强调，词臣亦不敢轻视。纪昀曰：“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17]208在诗歌取法对象上，翰苑中人对李商隐、温庭筠极为排斥。翰苑色彩浓厚的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学温、李最易入于淫哇。”[18]932之所以如此，他说：“诗道最忌轻薄，凡浮艳体皆是；加以淫媟，更是末俗秽词，六义所当弃绝也。余每谓元微之、温飞卿不应取法者，为此。”[18]931学温、李作艳情诗，有可能败坏人品。对于词垣这类诗学观，袁枚多次以历史上著名人物为例予以反驳。 近有某太史……动云“诗可以观人品”。余戏诵一联云：“‘哀筝两行雁，约指一勾银。’当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过冬郎、温、李耳！”余笑曰：“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诗也。”太史大骇。余再诵李文正公昉《赠妓》诗曰：“便牵魂梦从今日，再睹婵娟是几时？”一往情深，言由衷发，而文正公为开国名臣。夫亦何伤于人品乎？[11]26-27 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门人曰：“诗须学韩、苏大家，一读温、李，便终身入下流矣。”……余曰：“……学温、李者，唐有韩偓，宋有刘筠、杨亿，皆忠清鲠亮人也。一代名臣，如寇莱公、文潞公、赵清献公，皆西昆诗体，专学温、李者也，得谓之下流乎？” [11]122 两则都是针对“某太史”之论而发。“太史”是对翰林的尊称，“某太史”虽不可考，但曾任职清代翰林院是毋庸置疑的。两则材料内容相近，似非针对同一人而发。他们贬斥温、李，反对艳情诗，认为这类诗一经学习，即败坏人品，显为清代词垣普遍风气所致。袁枚则举学温、李者如韩偓、刘筠、杨亿、寇准、文彦博、赵抃等唐宋巨公为例，证明写作艳情诗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名臣。既然如此，此类诗作就有存在的合理性。 清代馆阁翰苑提倡诗歌应对社会产生正面教育作用，而艳情诗则易祸害人心，理应排斥。持此观点且影响甚大的是沈德潜，其《清诗别裁集·凡例》云：“诗必原本性情，关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19]2沈氏此论，代表翰林院雅正的诗学观，袁枚于此极为反感。《随园诗话》卷一云：“本朝王次回《疑雨集》，……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11]12为此袁枚作《再与沈大宗伯书》从三个方面反驳。首先，孔子不删《关雎》，《易》首阴阳夫妇，为“艳诗之祖”。其次，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作史者，“一代人才，其应传者皆宜列传，无庸拘见而狭取之”；而选诗“奇平艳朴，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第三，人之才性不同，有所专长，难兼众体，而“论诗者，则不可不兼收之”。艳情是“诗家一格”[6]285-286，也不必删。就此而言，王次回《疑雨集》之类艳情诗理应收入《别裁集》中。 袁枚反对翰林院排斥艳情诗之作风，也与其翰苑经历相关。《随园诗话》卷一云： “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欲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公（继善），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11]4 “人似隔天河”系用牛郎织女的典故，并将之与帝王宫殿“禁苑”对举，故而诸总裁认为“语涉不庄”，欲予罢黜；尹继善爱惜其才，以“未解应制体”为由，加以庇护。可见翰林院的应制、应试诗均强调诗风的典雅庄重，反对言男女之情即艳情，连诗语不庄者也在罢黜之列。在尹继善力保之下，袁枚才得以选为庶吉士。乾隆十三年，尹继善由两江总督转两广总督，袁枚送别之际，因想到朝考之事，作诗云：“宜春小殿凤楼东，学赋《清平调》未工。琴献已成焦尾断，风高重转落花红。追思往事疑天上，再说前期似梦中。唱到刘歊《知己赋》，海波易尽曲难终。”[3]86于尹氏表感激之意同时，也流露出离开翰苑的无限伤情，可以看出他对朝考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庶吉士期间，袁枚歌咏了诸如西施、文君、二乔等十一位著名的女性，但无一首涉及艳情。即使吟咏唐武宗宠妃王才人之“天容英武妾温存”，似语涉不庄；但若结合上句“笑语百官休误认”[3]29，不难看出意在讥刺，正体现词垣雅正诗风。而外放后，他摆脱了制度的约束，“不庄”之风抬头，并有强化的趋势。乾隆十三年，其《婕妤怨》诗中已有“妾心宛转奉圣躬，禁寒惜暖啼春风”[3]81的轻艳色彩；至十五年，香艳成分更加浓重，《弃妇辞为王麓园作》中竟有“玉藕丝多郎性情，菖蒲花香妾气息”[3]113之类大胆的诗句。他如《杨枝十六韵》（十五年）、《寄聪娘》六首（十七年）、《哭陶姬》六首（二十年）等艳情诗大量出现，并在理论上明确推崇。且袁氏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招收女弟子，宁为千夫所指也不为所惧。这已与翰苑作风完全相背离。 不难看出，袁枚对艳情诗的肯定，与翰林院雅正诗风相抗衡的意图很是明显。翰林院反对艳情诗，甚至连语言的庄重与否都是衡量的标准，而袁枚有心立异，致其诗歌理论与创作走上重艳情的道路。 四 山林与馆阁 虽然袁氏在乾隆十年前后曾自信能对抗翰苑，但遭外放的遗憾始终没有消除，后人言其一生都“念念不舍‘翰林’两字”[10]16，实是至论。乾隆二十九年，袁枚与秦大士、蒋士铨两位翰林相聚于尹继善府中，应命赋诗，仍有“青年词馆忆三生”的苦涩回忆，并自我安慰说“云龙遇合都归命”[3]369。年届八旬在《答刘澄斋》中依旧云：“伏念枚忝列词馆，二十三科矣，譬彼坏木，疾用无枝，遥望长安，恍如天上”[13]146，至此也没有摆脱离开词垣的失落之情。可以说外放是袁枚心中永远的痛。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袁枚对翰苑中名公巨卿及其理论创作的批判始终都未停息，而这也逐步丰富其性灵诗说。康乾二朝翰林院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士禛与方苞，一诗一文，均有“一代正宗”之誉。袁枚虽不否认这种地位，但却指出他们“才力薄”的弱点。在《答孙俌之》中他说：“望溪为古文正宗，渔洋为诗家正派，此是不祧之论，然而二人才力俱薄。试观望溪，可能吃得住一个大题目否？可能叙得一二大名臣、真豪杰否？可能上得万言书，痛陈利弊否？阮亭可能撑得住数十韵五排否？可能作得一篇排奡七古否？”[13]205对“一代正宗”作如此大胆的睥睨傲视之态，足见其自信。 王士禛之后，翰苑诗坛的代表人物是沈德潜。袁枚于沈氏除有前述批判外，还针对其温柔敦厚说及实用主义诗学观多所针砭。沈德潜编纂《国朝诗别裁集》，收诗“惟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9]1305，而由入之径，则在作诗时“意思欲含蓄”[9]1570。袁枚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传统的儒家诗学观，认为“温柔敦厚”之旨本于《戴经》，而此经所记孔子之言不足据，这等于釜底抽薪地推翻沈氏诗学理论。袁枚指出《诗经》中既有含蓄者，也有说尽者：“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6]284如此则沈氏所为不合孔子删诗之意。沈德潜重视诗的儒家伦理教化作用，《说诗晬语》开篇云：“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18]523这种观点亦遭到袁枚的批评，他认为社会生活中有有用之物，也有无用之物，均不可缺少。诗歌创作亦相同，袁枚以《诗经》为例，论证其中有能对社会产生作用者，也有不能产生作用者：“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6]284《随园诗话》卷七云：“老学究论诗，必有一副门面语，作文章，必曰有关系；论诗学，必曰须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之美恶。”[11]178此所云“老学究”，无疑是指沈德潜。 继沈德潜之后执诗坛牛耳者为翁方纲。他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举为东坡寿的雅集，吸引众多诗坛名流参加，后风行一时，由此推动宗宋诗风的盛行，成为引领诗坛风气的关键人物。翁氏学人之诗重考据，提倡“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20]391的肌理说，主张“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20]386。其作诗喜自注，友人陆廷枢序其诗集云：“覃溪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21]361由于翁氏之地位，此种诗风影响甚大。袁枚并不完全反对以学问为诗，但其“抒情诗学对学问的容纳是有限度的”[22]768，否则就遭到他尖锐批评。其《仿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太詅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3]596这组诗每首末均注明所论之人姓名，惟独此诗注“夫己氏”。晚年袁枚回忆此诗的写作背景云：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略）。 [11]110-111 对于这位“句句加注”，“将诗当考据作”的“夫己氏”，袁枚不止一次地批评。关于此人，学界不约而同地认为是翁方纲。钱锺书先生云：“同光以前，最好以学入诗者，惟翁覃溪；随园《论诗绝句》已有夫己氏‘抄书作诗’之嘲。”[8]178袁枚批评翁方纲肌理说，是对乾隆朝中后期及嘉庆朝诗坛主流风尚的反驳，此时袁氏诗学思想已经形成，创作成就有目共睹，其性灵诗风获得广泛认同。出于这种地位，他才以一种蔑视的口吻讥讽翁方纲的诗学观，表露其与馆阁翰苑诗风的对立。 袁枚对翰苑及诗坛主流诗风的批评，意在以山林的“生佛”身份引领文坛走向。明代文学权力下移，初有前七子以郎署身份主盟诗坛，相与批评馆阁翰苑；后有公安派袁宏道以知县身份倡导性灵说，词垣中人竟无从与之抗衡。文学权力由翰苑下移至郎署，更移至地方。这一诗学史无形中给袁枚以启发。他提倡的性灵诗学，倡真主变，即来源于公安派。外放知县，脱离了翰林院制度对其诗歌理论与创作的束缚，并与之立异，反对格调论和肌理说，主张发抒性灵，将诗歌由抒写上层官员道德情怀，维护社会统治，转变为倾吐普通文人及市井民众真诚独特的感受，契合下层士子表达需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以致其集“人置一编”[10]11。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袁枚一直在翰林院为官其诗风是何种特色；但却不难发现，庶吉士外放刺激其性灵诗学逐步形成、完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7CZW016） 作者简介：潘务正（1974-），男，汉族，安徽芜湖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诗文赋研究、桐城派研究。发表有《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等。（电话：13955301090 E-mail：panwuzheng@sina.com） 参考文献： [1]严迪昌．清诗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2]蒋寅．“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康、乾之际诗学观念嬗变之迹．北京大学学报[J]，2012(3) ． [3]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一）[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4]洪本建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5]朱克敬．暝庵二识[M]．挹秀山房丛书本． [6]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二）[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7]王英志．性灵派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8]钱锺书．谈艺录[M]．中华书局，1984． [9]潘务正、李言编辑点校．沈德潜诗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0]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八）附录三[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1]袁枚撰、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2]钱泳．履园丛话[M]．中华书局，1979． [13]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五）小仓山房尺牍[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4]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M]．凤凰出版社，2007． [15]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三）[M]．中华书局，1985． [16]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M]．中华书局，1985． [17]纪昀．纪晓岚文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8]王夫之等撰．清诗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1]翁方纲．复初斋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