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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南宋中后期，以国都临安为中心，聚集着一大批江湖诗人。这些诗人被繁华的都市生活所吸引，以诗歌作为行谒的工具，长期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门，形成南宋社会的一道非常奇特的景观。由于在历史上，诗的地位一直非常高，从注重气节的角度看，谒客的行为，并不被文化传统所认可，所以，对于这些江湖诗人，历来总体上的评价并不高。这大致上是一个从为人到为诗而设立的评估取向，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江湖诗人生活模式及生活精神的否定。 然而，作为江湖诗人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姜夔的生活精神却得到了人们赞扬，被称之为“晋宋人物”（或类似的称呼）。这个称呼，先见之于姜夔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他依附的主要对象之一的范成大，后见之于时代稍晚的陈郁。兹列举二人的说法如下： 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间之雅士。[1] 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2] 在宋代文化的语境中，“晋宋雅士”或“晋宋间人”以及“晋宋人物”等称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评价或有不同，不过作为褒义词表示称赞者，进入南宋后似乎更多。但事实上，从生活模式上看，姜夔与其他江湖诗人也许并无太大分别。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呢？关于这个问题，孙维城和赵晓岚两教授曾作过一定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关于姜夔作为“晋宋人物”所体现的内涵，孙维城先生认为，晋宋之际“实质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这是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的时代。外在的功业退居第二位，首先是肯定自我的人格，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情感。他们风神潇洒，飘逸不群，这种洒脱的襟期来源于玄学的深思。而精神人格的大解放大自由又具体表现为晋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3]。进而从山水和爱情两个方面分析了姜夔的作品，从中揭示他的人格：“这种文化人格以晋宋人物为底色，而又染上了封建后期的人文色彩。精神上的大解放与思想上的大自由是士大夫文化人格的核心，具体表现为向内挖掘出自我的深情，使人性不至异化；向外深入了自然，不仅以之作为观赏对象，而且作为安置疲惫生命与心灵的故乡热土。”在姜夔“纵情山水、深情绵邈与狷洁清冷的背后，我们聆听到后期士大夫追求精神自由、渴望宁静淡泊的心声”。赵晓岚不同意孙维城对“晋宋人物”概念的论定，认为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姜与晋宋人物都不同，他的为人和为词，与晋宋之“狷”和“雅”也不同。“姜夔给人以‘晋宋人物’的印象，主要是在于其外貌、风度、气质及出众的才华、终身未仕的经历”，“尽管他也显示出晋宋雅士那‘飘逸不群’的风度和‘狷洁清冷’的气质，但在本质情性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他那长期浸淫着的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4]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涉及到一些概念，往往比较含糊，语境不同，内涵也可能不同，读者自可作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赵文认为姜夔的主要文化精神还是儒家的，这一点，肯定是姜夔身上很重要的色彩之一，不过，与本文所要集中讨论的问题无关，因此存而不论；孙文从精神人格上立论，联系姜夔的词作，讨论其文化精神，而抉出狷洁和雅致，确是姜夔身上的重要特征。一般来说，人们在讨论晋宋文学文化时，所总结的诸如旷达超脱、高雅萧散等，都能不同程度地在姜夔身上找到呼应。不过，以往在这方面的论说往往过于宏观，如何从姜夔特定的身世人格及其与所属阶层、群体的关系来发掘其文化精神的意义，还要作进一步思考。因此，本文拟联系姜夔本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以及他与其他江湖游士的区别，还有他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与这一概念相关的一些因素，对所谓“晋宋人物”作更为明确的指认，更为具体的说明，并借此管窥当时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二、“晋宋人物”的内涵 “晋宋人物”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指称，其内涵也往往比较含糊。大致说来，在宋代特定的语境中，经常指的是一个人的风神气度，如张元干说米芾“此老风流，晋宋间人物也”，又说苏庠“高标远韵，当求之晋宋间”[5]。汪藻说鲍钦止“风度凝远，如晋宋间人”[6]。杨万里说范成大“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7]。又说王叔雅“萧然简远，若晋宋间人”[8]。这些，都是用“晋宋人物”的概念来认识其当代人。对姜夔的评价，也是在这一脉络中展开的。 晋人的生活态度和美学精神当然会对其后的刘宋有影响，不过，赵宋之人将“晋宋”连用，而不仅仅是“晋”，作为文化人格的倾慕，至少在某些层面，有其特定的考虑。我们注意到，宋人以“晋宋人物”比附其当代人，经常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在对“晋宋人物”进行讨论时，却往往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这就是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陈正敏在《遁斋闲览》中曾指出：“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9]既肯定其为人，也称赞其词采。包恢写有《远斋记》，记其友人徐致远卜居于上饶玉溪之南，求其为寓所命名，包名之曰“远斋”，解释说：“昔陶靖节结庐人境，而心远地偏者，亦如是耳。”然后历述徐致远的行事模式，指出：“致远有晋宋间人物风度者也，当自有契于此。”[10]显然也是将陶渊明当作“晋宋人物”的重要代表[11]。 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陶渊明的价值真正被发现是在宋代。宋人特别推崇陶渊明的，是其韵度。这个韵度，可以表现在创作上，如苏轼所体认的“外枯而中膏”；也可以表现在生活模式上，这就是他的“结庐人境”之说。 本来，晋人对于隐逸之事，已有多方面的思考，在言意之辨的大背景中，人们也将其与出处取向结合起来了。《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2]《晋书》卷八十二《邓粲传》载：“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13]这个“名誉减半”，说明在人们心目中，隐逸之事仍有一定的规定性，形神言意之说并不足以掩盖其中的诡辩。但是，从中确实可以发展出一种理念，如晋人王康琚《反招隐诗》所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14]关键是要“天和”，而不能“矫性”。沿着这一理念，真正能够作出典范的，正是陶渊明。陶渊明是真正的隐逸之士，但是，他又并不拘泥于行迹，而是掌握其精神。他著名的《饮酒》（结庐在人境）告诉我们，隐居并不一定要像《后汉书·隐逸列传》中的那些隐士一样，遁迹于深山老林，在人群中居住，只要“心远”，就能够不闻车马之声，宛如居于偏僻之地。这个“心远”，就是一种“韵”，似乎毫无所求，一片淡泊静穆，但又包含着许许多多。 这样一种品格，正是宋人特别欣赏的，所以，黄庭坚就称赞说：“彭泽意在无弦。”[15]黄庭坚的这一思想，在不少方面都体现出来。他论书重韵，是人们所熟知的，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遗貌取神，至于他本人的书法，也能体现出这一特色，范温《潜溪诗眼》即指出：“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惟偏得《兰亭》之韵。”[16]从这个思路来看姜夔，就能够对所谓的“晋宋人物”有更透彻的了解。 三、 江湖诗人的一般生活形态与姜夔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这个诗人群体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南宋的城市生活非常繁荣，尤其在首都临安，西湖的繁华吸引着大批士人聚集于此，这种奢靡之风，对江湖诗人是非常大的吸引。在江湖诗人中，陈起是一个重要的起到声气联络作用的人物，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书商身份之外，也与他长期居住在杭州，客观上成为江湖诗人的中心有关。 江湖诗人大都是非官非隐者，他们被繁华的城市生活所吸引，长期游走于不同城市之间。不过，由于他们缺少生活资料，因而并不具备在城市居住的条件，这就促使他们采取一些特定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这就是创作诗篇，投献给达官贵人，以求得经济上的资助。在宋代重文的大背景中，这种写诗投献的方式，本身既显得高雅，又满足了达官贵人们养士的心理，因而一时颇为盛行。 按照江湖诗人的生活方式来看，姜夔显然也是属于这一系列中的人。目前传世的诸江湖诗集，据初步搜集，比较完整的，共有十几种，其中大都收有姜夔的诗，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和后世批评家的心目中，姜夔的身份就是江湖诗人，这一身份认定，有着普遍的共识。姜夔的作品，也能给人以漂流江湖的印象。他有一组《昔游诗》，诗序中说：“夔早岁孤贫，奔走川陆。……秋日无谓，追述旧游可喜可愕者，吟为五字古句，时欲展阅，自省平生。”这组诗共十五首，作为对南方生活的反映，所记多乘舟之事，是名副其实的“江湖”。所谓“可喜可愕”，是指其所选择的事物和场面多为凶险奇瑰者。或写舟过龙阳县、九马嘴山时“大浪山嵯峨”、“我舟如叶轻”、“自谓喂鼋鼍”、“万死得一生”的凶险场面，或写在沌河口夜航遇风浪之险，或写经白马渡时遭逢“势若江湖吞”的野烧，或写渡扬子江时，为风雪所阻，“欲上不得梯，欲留岸频裂”的恐怖。让人感觉到，漂泊江湖，并不是那么浪漫[17]。还有以六首七言绝句组成的《雪中六解》，“首述淳熙丙申北游濠梁之雪，终以嘉泰癸亥入越，与稼轩秋风亭观雪。其中间则沔鄂黄鹤之雪、行都吴山之雪、除夕垂虹之雪，雪虽五地，而三十年之游踪，皆以雪显”[18]。这颇具匠心的结构方式，也贯穿着姜夔的江湖行踪。 江湖诗人在干谒过程中，往往要称颂所干谒的对象，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早期江湖诗人危稹曾有《上隆兴赵帅》一诗，其中写道：“买宅须买千万邻，季雅喜得王僧真。买山百万复谁与，襄阳节度真主人。……平生骂钱作阿堵，仓卒呼渠宁肯顾。君侯地位高入云，笔所到处皆成春。万间广厦庇许远，岂无一室栖贫身。王邓故处为邻曲，更得赵侯钱买屋。便哦诗句谢山神，饮水也胜樽酒绿。”[19]虽然历史记载中多言江湖诗人以诗歌为谒具，但遍查今存诸江湖诗人的集子，却很少见到类似这样直截了当有如此具体内容的诗作，或许作者本身也认为那是为了一定目的而写的诗，没有收入集子的必要。危稹的这篇作品，非常真率地向隆兴〈今南昌〉这位姓赵的大员求乞钱财，应是目前存世的江湖诗歌中的一个异数。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更多的恐怕是心照不宣，直接写出来，双方都比较尴尬，所以在江湖诗人中，题为“上……”、“呈……”的作品很多。 姜夔也有这一类的作品，如《寄上张参政》和《贺张肖翁参政》，前者写道：“姑苏台下梅花树，应为调羹故早开。燕寢休夸香雾重，鸳行却望衮衣来。前时甲第仍垂柳，今度沙堤已种槐。应念无枝夜飞鹊，月寒风尽羽毛摧。”后者写道：“太一图书客屡谈，已知上相出淮南。银台日月非虚过，金鼎功名得细参。从此与人为雨露，应怜有客卧云岚。明朝起为苍生贺，旋著藤冠紫竹簪。”[20]这里的张参政叫张岩，和州（今安徽和县）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两为参知政事，官至光禄大夫。张岩是当时的一个喜好清客的官员，因此姜夔有诗送给他。体察其中的意思，就是希望张发达后，能够关注包括自己在内的贫寒之士。他确实写出了自己需要被关注，但这也是此类作品的惯例，考虑到张以好客著称，喜欢被人誉为恩主，姜夔这样的写作，也有其针对性[21]。 因此，整体上看，姜夔具有江湖诗人的一般风貌，他的生活方式与一般江湖诗人也多有相通之处。 四、 姜夔在江湖诗人中的独特性 姜夔确实是一生漂泊江湖，也是一生依附别人而过。不过，他在这种生活中，却又有自己的追求，或者说，有自己的分寸。 姜夔曾为自己作过一篇叙，其中说道：“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22]这里，姜夔所怀念的人是张鑑。张是世家子弟，豪富之人，他欣赏姜夔的才华，希望有所帮助，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是资助姜金钱，让姜去买一个官；第二次是在无锡的锡山，送给姜一片肥沃的土地，供其养老。 第一次，姜夔辞谢了。在中国历史上，姜夔主要是作为隐士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在宋代，不仅隐士的构成非常复杂，而且隐士的生命历程，也不见得始终如一。有时可能求仕不成而隐，有时可能隐逸半途忽有求仕之心，有时甚至形隐而神仕，不一而足。姜夔与不少读书人一样，也有过建功立业的抱负，不过科场总是不得意。他也希望得到破格的选拔，于是向朝廷上表，试图通过展示才华，引起皇帝的注意，可是也失败了。张鑑的“输资以拜爵”，就是在这个背景中提出的。姜夔之所以辞谢，是因为他既有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也有个人性格的高傲，他确实希望能够有一个施展的机会，但却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尤其不希望通过被资助而买官的方式。在这方面，即使是号称了解他的张鑑，也还未能洞悉其内心。 第二次，“欲割锡山之膏腴”尚未实施，张鑑就下世了。从姜夔“惘惘然若有所失”的描写来看，他是接受这种方式的，因为，在宋代，本来就有推重隐士的传统，富人出钱为寒士买山，也是常见的现象[23]。从富人一方来说，满足了好士之名；从寒士一方来说，则顺应了社会风气，不至于有什么压力，人格上也不会受到伤害。这其实是一种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规范，所以，姜夔才会在张鑑下世之后，感叹“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因为他这里不是在惋惜一位恩主，而是在悼念一位知己。 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姜夔在自己的江湖生涯中，尽管必然地要依人做客，但他非常看重人格的独立，看重平等的交往。这是一种不易拿捏的分寸，但姜夔却掌握得非常好。这一点，从他和范成大的交往中也可以看出来。 姜夔与范成大的相识是通过杨万里，而姜夔认识杨万里是通过蕭德藻。杨万里一见姜夔，即非常欣赏，但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予以提携，因此转介给友人范成大，并以诗的形式，写了一封介绍信，类似方回所说的“阔匾”[24]。这首诗作为江湖诗人生活历程中的一个证明，非常值得介绍。诗题为《送姜夔尧章谒石湖先生》：“钓璜英气横白蜺，欬唾珠玉皆新诗。江山愁诉莺为泣，鬼神露索天泄机。彭蠫波心弄明月，诗星入肠肺肝裂。吐作春风百种花，吹散濒湖数峰雪。青鞋布袜软红尘，千诗只博一字贫。吾友夷陵萧太守，逢人说君不离口。袖诗东来谒老夫，惭无高价当璠玙。翻然却买松江艇，径去苏州参石湖。”[25]作品先写姜夔才华过人，诗思敏捷；继说其奔波江湖，虽作诗盈篋，却不遇知音，贫困交加；再说由于老友萧德藻的推重，得以结识，但自己分量还不够，无法给予适当的提携，因此最后说最恰当的恩主应该是范成大，可以持这首诗到苏州去进谒。 杨万里也可以说是“当世显人”了，这封诗写的介绍信也非常有分量，范成大的接纳当是必然的事。我们尚不知姜夔见到范成大以后是怎样表达仰慕的，但是，姜夔读到杨万里的这首诗之后的和作，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诗题为《次韵诚斋送仆往见石湖长句》：“客来读赋作雌蜺，平生未闻衡说诗。省中诗人官事了，狎鸥入梦心无机。韵高落落悬清月，铿锵妙语春冰裂。一自长安识子云，三叹郢中无白雪。范公萧爽思出尘，有客如此渠不贫。堂堂五字作城守，平章劲敌君在口。二公句法妙万夫，西来嚢中藏鲁玙。只今击节乌栖曲，不愧当年贺鉴湖。”[26]第一句用王筠读沈约《郊居赋》，将“雌霓连踡”的“霓”读作入声，沈约引以为知音事，言自己遇到了知己。第二句用西汉匡衡说《诗》高妙之事，称赞杨万里才高学博，自己闻所未闻。三、四句说杨万里虽然身在仕途，但心在江湖，人品清雅。第五句至第八句说杨万里的诗格调清奇，语言精妙，就像西汉文学家扬雄一样有阳春白雪之姿，并世无人能匹敌者。九、十句通过夸赞杨万里带出范成大，所谓不知其人知其友，说有杨这样的朋友，范成大为人的萧爽出尘可想而知。第十一句至第十四句范、杨合写，说二人既是好朋友，互相推重，又是诗坛劲敌，互相竞争，写出的诗真是字字珠玑。《初学记》卷二十七引《逸论语》：“璠玙，鲁之宝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玙，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27]前面已经大力称赞杨万里，如今以范成大作为杨的诗坛对手，正是最好的颂扬之词。最后二句用唐朝贺知章激赏李白，来写杨万里对自己的欣赏，不动声色地表达了对范成大的期待。此典出自唐孟棨《本事诗》，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称赞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28]这样用诗来表达期待引汲的心理，可谓自占身份，不卑不亢。称赞而不阿谀，期待而不猥琐，很有分寸感。 姜夔前往石湖谒见范成大，到底有什么具体想法，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但既是进谒，必有所求。可是看他在《暗香》一词的小序中所写：“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肄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29]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冬天，他在石湖待了一个多月，好像天天就是在“授简索句，且征新声”这样的生活中度过。元人陆友仁《砚北杂志》记载：“小红，顺阳公（即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曰，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尧章每喜自度曲，吟洞箫，小红辄歌而和之。”[30]姜夔去见范成大，肯定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小红，但他却体现出如此发自内心的喜悦，可见，进谒这件事，对于姜夔来说，是得固可喜，不得亦欣然，体现出一种随缘自适的韵度。 因此，这也就体现了姜夔和一般江湖诗人的不同：他无法摆脱这种生活，似乎也并不拒绝这种生活，但是，他却总是能够保持平静的内心，在俗的生活中，得到雅的意韵。这显然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所以才有这么多称他为高士的评价和赞扬。 五、姜夔脱略外在的内心追求 姜夔的创作在当时就有相当的影响，但真正进入批评家的视野，主要依赖于张炎在《词源》中的揄扬。张炎是张鑑的孙子，他的袓父对姜夔非常理解，这一点，也许无形中被孙子继承下来了。与袓父不同的是，张炎是从作品来谈人品的。在《词源》中，他非常称赞姜夔的人品，也不止一次地称赞《暗香》、《疏影》等词，或说他的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或说他的词：“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还称赞《暗香》、《疏影》二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31]。中国一向有诗如其人之说，在张炎看来，能够写出如此作品的人，当然是表里澄澈，清气透骨的。 不过，也有人不这么认为。经过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如日中天的追捧，特别是浙西词派两代领袖朱彝尊和厉鹗的宣扬，姜夔的地位本来已经非常稳固，可是进入清代后期，在常州词派的视野中，就受到了挑战，除了文本的重新阐释之外，也还有对其人品的微词。如周济在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将姜夔与辛弃疾相提并论，认为“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32]。什么是“热中”，周济没有具体说，也许是说追求的急切，姜夔的内心并不像他的作品那样清雅。可能这一层意思被王国维看出来了，因此，在《人间词话》中，他非常贬抑姜夔的人品：“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字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33] 从王国维的观点看，清客具有依附性，目的是为了物质利益，因此，从人品来看，不可能清，也不可能雅。即使其作品能够给人如此感觉，也只能是错觉，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的虽然只是词，无疑也能通之于诗。鲁迅对于清客也有一段论述，与王国维颇有互通之处：“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34]清客是否就都是没有骨气的？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养士的传统，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从春秋战国开始，在封建社会里一直延续下来，其间，士的品类也是五花八门，并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士和养士者之间，清客和恩主之间，彼此也是互动的关系，是互相需要的关系。《战国策·齐策四》中有这样的描写：“鲁仲连对孟尝君曰：君好士也！雍门养椒亦，阳得子养，饮食、衣裘与之同，皆得其死。”[3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这样记载：“驺子（驺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36]能得到这样尊重的士，就不一定都是没有骨气的，人品也不一定都是卑微的。他们的自尊，他们的自负，他们的才华，他们的品味，都会构成特定的人生态度，而这层关系的另外一边即养士者，很可能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些。况且，清客并不是下属，应该待之以礼，尽管这一点往往很难做到，理论上还是成立的。所以，不能忽略清客中流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姜夔，便不能不承认，在江湖诗人中，他确实有其独特性。不妨仍从他的创作谈起。在《自叙》中，姜夔曾列举了一系列名单，皆是对其欣赏者，然而，列举之后，他也非常感慨：“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37]说明他曾经四方奔走，终于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不错，对此，他确实遗憾，但还原到当时的情景，他的表现又怎样呢？还是以进谒范成大那一次来说，从石湖归来，虽然得到了小红，毕竟不是他所希望的“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但他仍然并不沮丧。除了上文曾经提到的《过垂虹》一诗外，他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组诗十首也颇能予以证明。这十首诗，感情比较复杂，交织着有志难骋的怅惘、频年做客的愁怀、即将归家的喜悦、才华过人的自负，以及船行途中面对大自然的深深欣赏，但其整体格调是清虚宁静，恬淡自如。如第一首：“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干求无成，除夜归家，固然是百般滋味，但是，诗中所描写的，却是除旧布新之感。虽然仍是冰雪覆盖，但细草从中穿出，看出新生命的倔强；竹里梅花虽无人见，却清香不断，一路随着船行，似有深情。即使如第九首：“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旧时曾作梅花赋，研墨于今亦自香。”虽然写十年知名，带来的惟有凄凉，可是，后两句仍然让人感到，诗人是多么充满自信。还有第十首：“环玦随波冷未销，古苔留雪卧墙腰。谁家玉笛吹春怨，看见鹅黄上柳梢。”[38]写梅花虽然就要凋落，可是报春之功已了，柳梢已经绽出新芽，显得充满乐观。一头一尾，以梅花起结，无疑是其人格的形象体现。因此，姜夔实际上具有类似禅宗“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行为模式，他能够顺应事物的变化，而且，能够将自己的追求精神化，即超越具体的行为，表现出具有超越性的纯净[39]。 不妨与刘过作一个比较。刘过和姜夔都是早期江湖诗人的代表人物，都有相似的生活形态，可是，南宋灭亡之后，人们反思前朝，对刘过这样的人颇有微词，而不提及姜夔，如上文所引方回之说。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下面两段记载： 黄尚书子由帅蜀，中阁乃胡给事晋臣之女。过雪堂，行书《赤壁赋》于壁间，改之从后题《沁园春》一阕，其词云：“缓辔徐驱，儿童聚观，神仙画图。正芹塘雨过，泥香路软，金莲自拆，小小篮舆。傍柳题诗，穿花觅句，嗅蕊攀条得自如。经行处，有苍松夹道，不用传呼。 清泉怪石盘纡，信风景、江淮各异殊。记东坡赋就，纱笼素壁，西山句好，帘卷晴珠。白玉堂深，黄金印大，无此文君载后车。挥毫处，看淋漓雪壁，真草行书。”后黄知为刘作，厚有馈贶。寿皇锐意亲征，大阅禁旅，军容肃甚。郭杲为殿岩，从驾还内，都人昉见一时之盛，改之以词与郭云：“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千官鳞集，貂蝉争出，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钤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惨尘沙吹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郭馈刘亦逾数十万钱。[40] 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倡亹亹，皆似之，愈喜。垂别，赒之千缗，曰：“以是为求田资。”改之归，竟荡于酒，不问也。词语峻拔，如尾腔对偶错综，盖出唐王勃体而又变之。余时与之饮西园，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41] 与姜夔比起来，刘过可以算得上是成功者，两条资料都记载，他获得了丰厚的馈赠，这是姜夔远远不及的。但从后一条资料看，在人品上，刘、姜二人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刘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刻意模仿辛弃疾的风格进行创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辛弃疾的心理。这一点，姜夔肯定是不会做的。他和杨万里、范成大等结交，是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42]，他由衷地称赞杨、范二人的诗，却不会去模仿，特别是不会为了特定的目的去模仿，因为他的心灵也是充满骄傲的。二是即使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得到了馈赠，他也一定不会像刘过那样“掀髯有得色”，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平静地看待，不改其淡定与从容。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不会觉得姜夔有什么不妥，而这一点，对于士人处世而言，又有着特别的意义。 六、 姜夔词学取向的清雅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又可以讨论一下姜夔的词体创作。姜夔的词雅，是文学史上共同的评价。自宋末张炎在其《词源》中提出“骚雅”的概念后，不少批评家都接了过来，一直到清代的郭麐以“痩石孤花，清笙幽磬”[43]加以形容，刘熙载以“幽韵冷香”、“藐姑冰雪”[44]加以形容，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当然是自南宋以来词坛尚雅之风的进一步发展，对此，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兹不赘述。 在姜夔的词体创作中，咏物词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咏物词又更能集中体现对雅的追求。姜夔集中的咏物之作甚多，其中尤以咏梅而著称，其现存八十多首词中，有二十多首咏梅或提到梅，大致占了三分之一，而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暗香》和《疏影》。张炎的《词源》作为提倡雅词的重要专著，就非常推崇《暗香》和《疏影》，曾誉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该著的“意趣”、“用事”、“清空”三类中，都曾举《暗香》和《疏影》为例（“用事”类中只举《疏影》一篇），可见其重视程度。当然，在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姜夔的咏物词也多次被提及。 词的咏物，不始于姜夔，在姜夔之前，咏梅的题材也不乏作者，但张炎将其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可能有所夸张，却也不是无缘无故，因为他的咏梅词在写法上，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即如《暗香》一篇，从旧时月色写起，一波三折，从过去赏梅情浓，到今日意兴阑珊，更转出一境，写人虽忘梅，梅未忘人，从虚空中腾挪，而梅既难忘，则当年一齐赏梅的玉人当然也就无法忘却。所以，下片就顺理成章，转入写情。写情先用对比，以环境的冷寂与内心的炽热两相对照，于是就由时间的阻隔转入空间的阻隔。白雪茫茫，欲寄而不得，就上片结拍，又是一转，同时，又紧紧绾合，不使脱去。香入瑶席，梅花有情即来；夜雪初积，离人有情难寄，于是乃用梅花作结，不说人之相忆，偏说花之相忆，但梅花是“无言”，是“耿”，则又无不打上人的烙印。既然现实中愿望无法达成，则又只能回到过去，脉络上又与开篇呼应，回忆当年的“曾携手处”，自然写出当年之盛，现在之衰，最后以“几时见得”的感叹，将情和景一起收束。 虽然一直以来姜夔的咏物词不乏好评，但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却很是不以为然，特别是谈到《暗香》诸作，他认为是“隔”，即说来说去，“无一语道着”梅花[45]。这个评价，虽然对姜夔明为咏物、实为写情的初衷有所忽略，但就写法而言，他的观察确是细致的。在姜夔手中，咏梅不仅是借鉴赋的手法，进行铺叙，而且更化实为虚，在虚空腾挪上大展身手。他在咏物词创作中的审美观，就是“咏物而不滞于物”[46]。如果说，咏物是南宋词人体现其雅人深致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姜夔手中，则做得更为精致，更有特色。张炎在其《词源》中指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他认为，“为情所役”之病，即使周邦彦这样的词坛大家亦有所不免，所举的例子有“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又恐伊，寻消问息，痩损容光”，“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等等，“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47]。这实际上就是说，由于表达的方法太过直接，减少了玩味的余地，就显得不够“醇厚”。张炎批评周邦彦时所举的例子并不是咏物词，但从表现方法上也可以互参。所以，像《暗香》、《疏影》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当然有着多重的意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醇厚”，调动不同时空，站在不同角度，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多方描写刻画，这固然可以说是“并未道着”，如王国维所云，却也正能体现品味的精致，心思的细腻，是更趋向于雅的一种表现。 为人和为文的关系非常复杂，无法一例看待，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姜夔。他在生活中的雅是在俗的氛围中，由于保持心灵的距离，而创造出的一种品格，而他的咏物词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善于调动时空的距离，“咏物而不滞于物”。这样写，感情的表达往往显得不够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济说“白石放旷，故情浅”，而且也得到了王国维的同意。不过，情之有无或深浅，有时也要透过现象进一步去看。他写合肥情人的作品姑且不论，即以咏梅而言，其角度的转换，正是一种感情的酝酿，其中可能没有一个特定的着力点，但不断增强的厚度，其实也正说明其情之深，不可表面化了。 将姜夔的词特别是咏物词的雅和他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这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一种巧合，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彼此之间也可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为一种参照，值得提出来。姜夔之后，一直到宋元之际，词坛上追求晋宋风度，特别是倾慕陶渊明的现象蔚然成风，其内涵非常丰富复杂，大大超过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但是，总体来看，与姜夔的提倡也是分不开的。 七、 结论 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官制度进一步健全，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在读书入仕的氛围中，这条路由于太过拥挤，使得许多文人不得不浮游在社会之中，其中相当一批人做了幕僚，成为清客。这可能是人生路上的短暂的一站，也可能是比较长期的生活方式。幕僚或清客当然具有依附性，但只有保持心灵的独立性，保持精神的品味和才学的品味，才能得到尊重。姜夔在后世有非常大的知名度，主要就是由于他身为下层文人，仍然能够保持一份高贵，特别是能够在作品中也表现出这种高贵，即恬淡疏宕，温婉宁静，这正是所有文人都追求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开创了一个文化传统。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使人们可以在其中程度不同地找到自己，特别能够成为下层文人的楷模。如果说，一个人在干谒的生活之中，仍然能够具有超越的气度，所创作的作品，富有情韵，完全疏离其身份，那么，其人格显然就是非常健全的。这正如陈撰《玉几草堂听雨录》所总结的：“先生事事精习，率妙绝神品，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献湮替，乃能雅尚如此，洵称豪杰之士矣。”[48]很多年以前，词学前辈夏承焘先生就已经指出：“南宋中叶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时代，他们拿文字作干谒的工具，如宋谦父一见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造起阔房子（见方回《瀛奎律髓》）；因此有许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过活，白石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并不是像宋谦父一流人。”[49]夏先生没有说他们为什么不是“一流人”。在我们看来，同属江湖诗人或江湖游士的姜夔和宋自逊，从人品和处世风格上看，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姜夔的“晋宋风致”。人们曾经称赞失意的士人是身在江湖而心在魏阙，像姜夔这样的人，则可以作为平民，是身在世俗的江湖，而心在高雅的境界。陈郁所描述的姜夔：“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之地，而一饭未尝无食客。”也正是从形与实的反差着笔的。而从宋代的美学精神看，也能对此有所理解。葛立方《韵语阳秋》中说：“欧阳文忠公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写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或谓：‘二公所论，不以形似，当画何物？’曰：‘非谓画牛作马也，但以气韵为主尔。’”[50]这种遗貌取神、注重风韵的思想，正可以和姜夔的生活方式、精神情趣互参。 同时，对姜夔的这种认识，又可以将其人与其文放在一起来理解。从宋末张炎在其《词源》中提出的“骚雅”、“清空”说，到清代朱彝尊等人创立浙西词派，其主要的表彰和效法对象都是姜夔，而主要的着眼点就是“雅”。一直到清代的末年，浙西词派都绵绵不绝，所发扬的正是姜夔的“雅”的精神。 当然，腹有诗书气自华。雅的风度气韵，与人格有关，而人格的建构，必须有涵养的功夫，也与学养有关。姜夔早年从江西诗派入手，非常重视学问，后来虽然悟到学即病，不如纯任性灵，但所下的功夫毕竟没有白费。他曾经说：“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51]也是这个道理。在《自叙》中，他曾经提到朱熹对自己的欣赏：“待制朱公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52]朱熹在教导后学时曾说：“学者须养，教气宇开阔宏毅。”“如其窄狭，则当涵咏广大气象；颓惰，则当涵咏振作气象。”[53]朱熹是姜夔的前辈，作为一代大儒，有盛名于时，对姜夔应有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姜夔身上的“雅”的气象，也有“涵咏”的成分。 至此，我们就可以为所谓“晋宋人物”作一个总结了。对姜夔而言，这个称呼既带有竹林七贤那样的疏放，又带有陶渊明那样身处俗世而寄心高远，在生活中，更为追求的是神观飞越，是遗貌取神，这样的“晋宋人物”，是宋代文人化与世俗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其特定的善于调动距离的手法，或者也同其文化追求有着一定的关系。 注释： [1]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引姜夔《自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1页。 [2]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8页。 [3]孙维城：《“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 [4]赵晓岚：《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5]张元干：《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图》、《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芦川归来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9、176页。 [6]汪藻：《鲍吏部集序》，《浮溪集》卷十七，《丛书集成初编》第195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页。 [7]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江阴缪氏艺风堂藏影宋钞本，1929年，第681页。 [8]杨万里：《王叔雅墓志铭》，《诚斋集》卷一二七，第1160页。 [9]胡仔：《苕溪漁隐丛话》前集卷三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8页。 [10]包恢：《敝帚稿略》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9—760页。 [11]当然，宋人也有认为陶渊明高于“晋宋人物”者，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记载朱熹的意见：“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4页）这个意见也被明清一些人所接受，如明代王樵《方麓集》卷二《许龙山七十寿序》云：“渊明之见道忘物，所以能适其适，而独髙于晋宋人物者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150页）清代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引朱熹之言后，感叹道：“呜呼，此可谓深得渊明之心者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第384页）按，孙维城教授在其文章中，也提到了陶渊明，不过并没有就此角度进一步展开论述。他认为陈正敏所指出的“晋宋之间，一人而已”，是把陶渊明与晋宋人物相剥离，事实上，所谓“一人”，或可作“第一人”解，这一点，从宋代其他论述晋宋人物者往往将陶渊明包含进去来看，也可以得到旁证。 [12]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页。 [13]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1页。 [1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3页。 [15]黄庭坚：《赠高子勉四首》之四，《山谷集·内集》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94页。 [16]范温：《范温诗话》，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61页。 [17]姜夔撰，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19页。 [18]孙玄常引陈思《白石年谱》语，《姜白石诗集笺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按，孙氏也指出陈思所云有时间上的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其以雪进行结构的论述。 [19]危稹：《巽斋小集》，《江湖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第4 8 7 — 4 8 8页。 [20]姜夔撰，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第33—35页。 [21]按，张羽《白石道人传》曾记载：“参政张岩欲辟为属官，夔不就，曰：‘昔张平甫早欲为夔营之，夔辞不愿。今老又病矣，不能也。’”这一段不知有何根据，夏承焘先生曾经怀疑，此传出自姜夔的后人，是为姜夔干谒之事，曲为之说。见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注》之《行实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97页。 [22]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引，第211— 212页。 [23]这种现象，北宋就开始有了，如《宋史·邵雍传》：“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宋史·刘恕传》所记载的，是刘氏“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颖，悉封还之”。司马光强行馈遗之举，让我们看到，宋代好士之风是多么浓厚。另一个例子是傅尧俞与陈师道，据《宋史·陈师道传》记载：“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游京师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傅尧俞欲识之……知其贫，怀金欲为馈，比至，听其论议，益敬畏不敢出。”傅氏欲主动对陈师道有所馈遗，却慑于陈的气度不敢拿出来，也可见出宋代的好士之风。以上见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26 —12727、13118—13120、13115页。 [24]方回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00页。 [25]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二，第207页。 [26]姜夔撰，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第26页。 [27]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2页。 [28]徐釚辑：《本事诗·高逸》，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5页。 [29]姜夔撰，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第127页。 [30]陆友仁：《研北杂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605页。 [31]张炎：《词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261、266页。 [32]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44页。 [3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266页。按自周济说姜夔热中，王国维批评其貌雅内俗后，不少人都喜欢接着这个话头，如陈廷焯评姜夔《石湖仙》之“玉友金蕉，玉人金缕”二句：“鄙俚纤俗，与通篇不类，正如贤人高士中著一伧父，愈觉俗不可耐。”（《白雨斋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799页〉吴世昌评姜夔《玉梅令》之“揉春为酒，剪雪作诗”二句：“做作过甚，雅得太俗。”评姜夔《玲珑四犯》之“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二句浅薄。此介存所以讥其为貌似恬淡而实热中也。”（《吴世昌全集》第6册《词林新话》，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其实，恐怕也不必尽然。 [34]鲁迅：《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41页。 [35]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4页。 [3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5页。 [37]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第211—212页。 [38]姜夔撰，夏承焘校辑：《白石诗词集》第41— 42页。 [3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白石道人集》提要记述道：“石湖范致能尤爱其诗，杨诚斋亦爱之，赏其《岁除舟行》十绝，以为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6页〉杨万里对这十首诗的欣赏，见于姜夔自己的叙述，陈振孙照抄。至于范成大爱赏其诗，也是事实，只是不知是否有具体所指，如杨万里。从前后相连接的角度看，或者范成大也读过这些作品，同样持欣赏的态度。那么，除了欣赏其结构和声调之外，对其中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应该也是非常欣赏的。尤其是，这两个人都非常清楚姜夔的创作背景，他们的肯定，有其特殊的意义。 [40]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41]岳珂：《桯史》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 23页。 [42]即使是姜夔自叙中所特别提到的曾经长期依附的张鑑,所谓“旧所依倚，唯有张兄平甫”，他也有“平甫见招不欲往”〔姜夔有一首诗题为《平甫见招不欲往》）之时，可见他与张鑑之间，也是平等论交，姜夔并没有因为受到恩惠就唯唯诺诺。 [43]郭麐：《灵芬馆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503页。 [44]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694页。 [45]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248页。 [46]王奕清：《历代诗余》引姜夔评牛峤《望江南》语，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130页。 [47]张炎：《词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册，第266页。 [48]转引自唐圭璋：《宋诗三百首笺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61年，第166页。 [49]夏承焘：《论姜白石的词风》，《姜白石词编年笺注》代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50]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169—170页。 [51]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2页。 [52]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第211页。 [53]黎德靖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4页。 [作者简介]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