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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国 叙录这种独特的著作形式，始于西汉目录学奠基人著名学者刘向。据《汉书·艺文志序》和《成帝纪》的记载，河平三年（前26）汉成帝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访遗书，同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为每书撰写的书录最后汇为一书，名《别录》。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云：“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谬误，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向《七略别录》二十卷。 《别录》原书早已散佚，严可均《全汉文》卷三七辑录了《战国策》、《管子》、《晏子》、《孙卿》（即《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七篇书录或叙录（又《关尹子》、《子华子》二录疑为宋人依托）。刘向本人并未把他写的书录叫做叙录，这是后人的习惯称呼。古书中常见“叙录”一词，意思大抵是记录、记载，所以唐传奇有《亭亭叙录》、《余媚娘叙录》——“叙录”其实就是“传”的意思。但作为一种目录学的著作名称，叙录并非叙事。顾炎武云：“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日知录》卷一九）他把刘向的叙录叫做序，这是他临时拿来讲序的，并不是通称。不过，“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所谓序也和叙录有相通处。刘向叙录的体制，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述和叙录遗文来分析，主要一是“条其篇目”——即疏理考证该书的书名、篇目，说明讹误情况和校雠过程等；二是“撮其旨意”——即说明该书的宗旨大意，价值、意义，自然还有介绍作者生平等等。可见刘向的叙录不是对一部书的简单介绍，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拿《战国策》叙录来看，全文长达1200字左右，说它是一篇极有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殊不为过。 乾隆年间设《四库全书》馆编《四库全书》，亦用刘向故事，即每校写一书毕即由馆臣写一篇提要置于书前进上，后汇编为《四库全书总目》，或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之名当本韩愈《进学解》“记事者必提其要”，但并不是概述书的大意。据《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的说明，提要是对“作者之爵里”、“本书之得失”、“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实际和刘向叙录差不多。余嘉锡对《四库提要》评议说：“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王尧臣的《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对各书的介绍一般都很简单，所以余嘉锡独举《四库提要》，把它和刘向《别录》相提并论。 叙录之书和一般书目——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或亦有简单评述——在内容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它是深度研究的学术成果，是一种研究性专著。当今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采用了叙录的著作形式，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万曼《唐集叙录》等，都是影响极大的重要学术著作。 我曾在《书品》1998年第4期上发表《叙录与个案研究——关于我的两部唐宋小说叙录》一文，表述了上文讲的意思。文章开章明义说：“叙录是一种体现着特定研究目的和具有特殊操作方式的著作形式，它要求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对象（作品）逐个进行个别研究，因此这是一种有别于整体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打个比方说，就是把森林中每棵树的基本状况都一棵棵琢磨透。在此过程中，自然胸中须有森林，由森林以观树木，最后则由树木以观森林，对森林的认识也就更为透彻全面。拿我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来说，这两部著作对于唐宋五百余种志怪传奇小说作品逐部进行考证，内容包括著录、作者、书名、卷帙、篇目、佚文、版本、流传、影响及故事源流等，也对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略有评论。显然，搞清家底是叙录的主要目的。《敦煌古籍叙录》、《唐集叙录》只是搞清敦煌古籍和唐集的家底，而唐五代小说及宋小说乃是共生在一起的统一体，因此搞清每部作品的家底其实更重要的目的是搞清这一代小说的家底。这样来研究唐五代小说及宋小说，是以事实考据为中心，和专门研究小说史、小说理论史或研究小说的文化、艺术、文体等等就很不一样——虽然也不能不有许多共同的方面。叙录主要提供事实，提供可以利用的材料，可以发挥的基础。显然，叙录属于基础研究。 本来开始我进行的是唐前志怪小说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唐五代小说研究时却转而采取了叙录的形式，就是基于叙录有着摸清家底的特别功用，它可以逼着你在搜集资料时努力穷尽一切，竭泽而渔，要求你悉心考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我在那篇文章中曾说：“做这样的钩稽、考证、辑佚、辨伪是很艰难的，既需要学识和功力，也需要时间和毅力。因此我把自己做这样的研究叫做‘自讨苦吃’、‘自寻烦恼’，但无疑是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我的学生占骁勇、陈国军、张振国三位博士在分别出版了各自的博士论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之后又进而各自整理撰写自己的小说叙录。事实上，在他们各自的断代文言小说研究过程中已经对每部作品的基本状况作过考证，他们的小说史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个非常扎实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时间的原因，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不可能尽善，需要不断作出补充修正。如今国军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杀青，即将出版，诚为可喜可贺之事。 国军在《凡例》中说明了此书的内容和体例，其中叙录对象为明代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及其专集；叙录事项包括作品存佚、作者事迹、文献著录、版本嬗变、篇目内容、创编时间、艺术水准、源流影响等，而作品的影响主要是指在小说领域的诸如本事、来源、素材、内容以及国内转播、域外流传等方面的影响，偶涉对诗文、戏曲等方面的影响。全书正是着力于对明代单篇或单本传奇小说及志怪、传奇小说集（包括选集、汇编等）诸多事项的考证。 翻看国军对各书的考证，可以看出考证非常详实，有可靠的、充分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拿瞿佑《剪灯录》四十卷的叙录为例，此书是志怪传奇小说汇编，编于洪武十一年前。永乐十九年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已言其亡，成化时徐伯龄《蟫精隽》卷四《吕城怀古》亦言瞿佑《剪灯录》等“不可复得”。国军以为瞿佑所云作品已佚，可能是指自己手头没有此书，实际上瞿佑之后仍有流传，证据是司马泰《文献汇编》、《宝文堂书目》都著录了《剪灯录》。国军又根据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子部著录的瞿佑《存余新话》，推测《存余新话》可能就是《剪灯录》。清王初桐编《奁史》卷四五收录瞿佑《剪灯新话》的“詹爱云”、“史弥远女”两篇作品，《全闽诗话》卷五收录《剪灯新话》“潘用中”。但现存《剪灯新话》并无此三篇，故而国军以为不无出于《剪灯录》的可能。按史弥远女和潘用中都是南宋人，《剪灯录》所收都是明代以前作品，我以为它们原出《剪灯录》确有可能，题作《剪灯新话》者殆将《剪灯录》误作《新话》，不明瞿佑自有《剪灯录》一书。 再如对周礼及其小说集《秉烛清谈》等书的考证。周礼是明代前期著名文言小说家，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提到周静轩《秉烛清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将《剪灯》、《秉烛》并提，给予极高评价。但周礼并无完备的传记，其事迹散见诸书。国军根据明清多种史料，尽可能详尽地梳理出他的生平事迹，确定他的生卒年当为景泰八年（1457）前至嘉靖四年（1525）左右。周礼三种小说集均已散佚，《秉烛清谈》五卷，国军从顾起元《说略》卷八和汪廷讷《劝惩故事》卷四辑录了佚文两篇。《湖海奇闻集》六卷，薛洪勣曾从《幽怪诗谭》辑出《碧玉簪记》、《玉簪传信》二篇佚文，国军又自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六六、冯梦龙《古今谭概》谲智部第二一补辑“画美人”、“胠箧”二条。进而根据对“画美人”和《幽怪诗谭》卷五“画姬送酒”的分析，又考出《幽怪诗谭》和《西樵野记》中50余篇作品亦应为《湖海奇闻集》的佚文。佚书辑佚是叙录的重要内容，非广搜博览而莫能办，仅此一端可见国军的识见和功夫所在。 小说的作者问题也是叙录的重要内容，文献著录及作品题署，往往或阙或误，需要悉心考辨方得其实。在这方面，国军此书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鸳渚志余雪窗谈异》，题“钓鸳湖客评述”，学者皆不知为何人，中华书局点校本即署明无名氏撰。国军根据《嘉兴县志》卷一八，考为周绍濂撰，并勾稽出他的一些传记资料。国军这一重要发现，曾得到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的赞许。再如《张红桥传》，最早出现于邵铜所编林鸿《鸣盛集》中，小说中的诗歌多见于《鸣盛集》卷四的《咏怀》十二首，因此明清以来人多认为此传为林鸿所作。国军从文献记载与小说文本的审读出发，认为小说中林鸿及其他人物的事迹多有悖于史实，当不是林鸿所著。又如《钟情丽集》，署名“玉峰主人编辑”，由于所写为海南事，而丘濬为海南琼山人，且号玉峰，故而张志淳《南园漫录》、都穆《听雨增记》等等皆以为丘濬作，众口一词，几成定论。国军则分析了成化二十二年南通州乐庵中人和成化二十三年简庵居士二序，，指出作者玉峰生出生于成化初年，然成化二十三年时丘濬已经六十七岁，故称丘濬作不足采信。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汉杂事秘辛》。杨慎跋文称此本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许多明清人及今之研究者都认为实际是杨慎伪托。国军在前人辨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两例证据证伪，一是“五牛旗”乃晋代产物，一是“潜邸”一词创自北宋，因此本文绝非汉人所作。杨慎因“大礼仪”被贬云南，从嘉靖四年至嘉靖二十六年他寓居于安宁州，《汉杂事秘辛》即作于此间。这样的考证，就将杨慎伪造《汉杂事秘辛》铸成铁案。 叙录按年代编录小说作品，实际是一种编年体著作，因此要对各书的撰作年代作出考证。而有些作品时代不明，尤须细心考辨，否则可能误将他朝作品收作本朝，或是相反。存于《国色天香》卷一和《绣谷春容》卷二的《龙会兰池录》就是这类作品，其成书时间历来有元、明之争。国军断为明作，证据有四：一是文中“草昧叨逢蒋秀才”，“秀才”当是专指入府州县学的生员，属于明人的指称。二是“今之薛氏，亦敢有芳”，是指瞿佑《剪灯新话》中的《联芳楼记》。三是“罗袜含羞卸，银灯带笑吹”，出自李昌祺《剪灯余话·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田洙与薛涛所制“五十韵”。四是 “两斧伐孤树，君自为之；钩月带三星，吾不忍也”，前者“两斧伐孤树”出自宋濓等修《元史》卷一三六“阿实克布哈”，后者“钩月带三星”，出诸玉峰主人《钟情丽集》辜生所撰《法驾引》。五是蒋世隆所撰“风花雪月四词”，实乃唐寅所作。因此此录为明人所撰无疑，当作于弘治十六年至嘉靖三年间。国军的考证可谓烛隐发微，语语中的。 此书在编排上也有可称道者，就是分期编辑，每编有目，概括该期小说创作的整体特征。第一编为《明初传奇小说创作的重振和新变（1368—1435）》，第二编为《低落与萧条：志怪传奇小说的时代性消沉（1436－1487）》，第三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全面复兴（1488－1521）》，第四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兴盛前期（1522－1566）》，第五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全盛（1567－1620）》，第六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式微（1621－1643）》。如此编排，足以见明代志怪传奇小说演进嬗变的清晰轨迹，使《叙录》具有了小说史的品格。 国军此书叙录作品近200种，相当完备，一编在握，全豹尽睹。而其穷搜博采，深考广证，功力见焉。以上所举诸例，虽未必能尽其佳处，但尝一脔而知鼎味，全书风范亦可见矣。要之，国军此书是一部研究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力作，值得治明稗者高度关注。若能配合他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阅读，收益会更大。 国军博士是我的学生，他在1989—1992年间跟我读硕士，2001—2004年间又跟我读博士，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教授。我研究文言小说，洎于宋辽金而止，明清只有几篇论文而已。得诸弟子赓续术业，实是幸事。刘梦得曰：“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浪淘沙》）韩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信哉斯言！ 2015年5月28日写毕于南开大学文学院钓雪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