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清 
    《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是著名学者夏晓虹近年部分论文的结集，此书系陈平原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三联人文书系”其中一种。夏晓虹如此讲述书中各文之于其近年研究的意义：“从选目方面考虑，虽然话题仍不出我的专业范围——近代，却想单就白话文与启蒙读物的几篇论文略作小结，而且自认为，这也是近年我的研究中颇有心得的部分”。该书共收作者写于2006至2011年间的五篇论文，两篇谈白话文，三篇谈启蒙读物；书后附有简短的作者“著述年表”。
    五篇论文虽可纳入白话文和启蒙读物两个“论域”，但各篇的论题依然各自独立，出于不尽相同的学术范畴。比如谈“启蒙读物”的三篇，分别讨论的是人名辞典、西餐食谱和蒙学课本，涉及出版、饮食和教育等不同领域。每个论题虽都需置于中国近代古今中西碰撞交汇的时代氛围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但仍有各各不同的文化史脉络。《从〈尚友录〉到〈名人传略〉——晚清世界人名辞典研究》一文在五篇论文中写作时间最早（2006年3月初稿，2007年初修订完稿），该文勾勒了“人名辞典”从古代到现代的体制转变过程。作者从晚清“人名辞典”的编纂体例中，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即古今中西多种文化元素的交织，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晚清的“西学东渐”进程，就选题而言是以小见大、言人所未言，就学术贡献而言是跳出狭义的“文学”框架，通过对各类文化文本的分析解读，呈现历史之更活跃、更细微、更日常的层面。
    考察“尚友录”这个名目的来由，要追溯到中国古已有之的谱牒之学。谱牒之学在中国虽发达甚早，但唐前谱牒“不过明世系、辨流品”，到南宋以后诸书，才开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在用途上超越了狭义的家族谱系层面，具备了汇集古今文献的类书性质。再到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始采取以韵为纲、以姓为目、采辑人物事迹的编纂方式，这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也对晚清以降“尚友录”系列图书的编印产生影响。梳理至此，论文已称详尽，但这还远远不够。作者进一步指出，晚清时代出现的《外国尚友录》（张元）、《海国尚友录》（吴佐清）开始将西方人物纳入“尚友录”中，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类书开始与西方辞典的编纂方法相融合。中国久以有之的《尚友录》编纂系统，经过吴佐清“以时之先后为断”的改造后，与《世界名人传略》借鉴字典编排的路数并轨合流，最终跳脱“尚友”的外套，到臧励龢等所编《中国人名大辞典》（1921）凡重要人物“无论贤奸，悉为甄录”，完成了传统类书向辞典/百科全书的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
    呈现这个转化的过程颇不容易，因为一要从历史深处打捞出可资分析的样本（访书），二要弄清这些样本的来龙去脉（考证），三要对这些读物的文本细节进行仔细的辨析和比较（阐释），工作的琐碎程度可想而知。经历艰辛的史料搜访和思路开掘之后，所成仅是一篇论文而已，作者无意将这些多属拓荒性的论题铺展成大部头的论著。除了有惜墨如金的原因，也与作者在学术写作中对“问题意识”和“论述分寸”的敏感有关。换句话说，夏晓虹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整体结构有清醒的认识。她的勾勒细部，是为了呈现整体。《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和《〈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两文，亦持同样思路。前文对比分析了晚清三本西餐食谱的编译宗旨、编排体例、译名风格等，认为这些食谱的编译，正代表着“晚清西化的两种途径”。后文从存世版本的考辨入手，结合南洋公学的教育实践，分析该校1897-1901年间编印的两种《蒙学课本》，认为这两本教材呈现出来的教育理念与新知识观，特别是对于科学常识的普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省、道德观念的重构、中西资源的配置以及对新学书刊的及时吸纳，均使其与传统的蒙养读本有了本质的差别，从而成为较理想的国民常识读本和大众启蒙读物。以上表明，作者据以立论的史料范围在继续拓展，如西餐食谱、蒙学读物、名人辞典之类偏重实用性、通俗性的寻常出版物，不仅文学研究者嫌其不够正典和雅训，就是一般史学研究者也视之为边角废料，弃之不顾，作者却慧眼独具地点醒这些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因子。
    夏晓虹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过“有意识地舍弃”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相关文学作品的阶段，而专注于报刊史料的发掘使用，即她所提到的“从官方到民间的视角转移”。盖因报刊上的众声喧哗，使得“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的景况一去不复返，这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之所以远“官方”而近“民间”，是由于报刊文字出于大众之手，反映大众之事，由此路径进入历史，可以超越官方主导下的主流思想或一元话语之牢笼，不为官方声音所蔽，从而对历史的繁复性达到真切的认知。如今报刊研究已成热点，研究者对“官方声音”、“官方视角”由起初的不信任，到后来的完全忽略，这又导致另一种偏见的诞生。夏晓虹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一文中，考察了官方力量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支撑关系，之所以重提“官方视角”，是因为作者的历史态度，即对历史深处多样声音的尊重。如果民间的力量被无限制地放大，历史不免有再度简化的可能。
    众所周知，胡适等“五四”新文化同人曾经致力于从中国的民间文学、市井白话中寻求精神资源，通过提高传统白话文学的地位，为新兴的白话文学建立延续古今的“正统”脉络。夏晓虹观察此一问题的视角无疑更为宽阔——她对“忽视”和“遮蔽”显得颇为敏感——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的力量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官方的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吗？何以官方的力量如此重要？作者引了一段《水浒传》中武松上山虎的情节。文中列举的“白话文告”为我们提供了19世纪末叶中国官方与民间就白话文的使用所达成的共识。夏晓虹再现了“白话文告”受到民众及舆论称许，进而流行的一段历史，而“白话文告”之所以成为新兴的报刊传媒喜闻乐见的文体，在于它在官样文章的外表之下，有着亲切鲜活的底色，遂成为当时开明官员效仿的对象。在“白话文”这一文类日趋主流的过程中，地方官员的身体力行使相关的白话实践初见成效。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夏晓虹长年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她对晚清白话文之官方资源的考察，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官员个体对白话效用的理解和实践有其独特的心理动机；二是白话文告作为一种“时尚”，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力量的交织和共生。夏晓虹认为，学界目前致力于发掘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西方资源，而中国自己的方面（包括“来自清朝官方的白话力量”）却不免被忽视了。而在语言的“权力场”中，官方显然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文化资本。官府发布的白话告示、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既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铺垫，也是屡被征引的资源。这个“体制性力量”的存在，是需要认真地加以评估的。
    另外，学界研究“白话文”常持囫囵或简化态度，只在“新”与“旧”或者“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考量白话的“新质”所在，然而晚清时期的“白话”哪会如此简单。《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从报刊角度观察当时的白话文，指出这种“报刊白话文”实属一种“书面语”。晚清作者由于所处方言区的不同，同样的报刊白话文在书写上差异颇大。故当时的白话文可分以官话区方言为背景的白话文、以非官话区方言为背景的白话文两个大类。操无锡口音的人如何撰写官话文章？以非官话区方言的背景，而写作官话白话文，也便出现了“模拟官话”。夏晓虹以裘廷梁从侄女裘毓芳所撰白话《〈女诫〉注释》和吴稚晖之女吴芙所抄俚语本（即无锡方言）《女诫》有关文字加以对比，分析了强改“方言白话”为“官话白话”的利与弊。
    夏晓虹善于捕捉近代史上一些信息量丰富的“事件核”，并尽最大可能开掘其中蕴藏的思想文化信息。作者借助对人名辞典、西餐食谱之类非文学材料的分析，审视文学文化层面的核心问题，选题新奇而落笔中正，堪称“小题大做”的范例。尽管新文化史研究、文学的周边研究、边缘人物研究、亚文化群体研究等思路近年颇受青睐，夏晓虹的思路也与上述潮流有所呼应，但作者在论文题旨层面的集中深入和一以贯之，依然自成格局。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十分重视分析史料、史实、文本之间的先后关系或逻辑关联，通常是在文献的考辨、铺排中自然而然地形成观点，理论的东西被隐藏在纸背。这不是仅凭对史料的精细处理或扩大观照面就能奏效，还需将具体的个案置入相应的历史坐标系。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作者所追求的不只是观点本身——即不满足于仅仅寻觅足够的“论据”证成某种新颖的“观点”，而是对历史无限性和多元性的不懈探究，是不断增加观察问题的层次和角度，令历史呈现出它自身的细密纹理。当然，细部论题无论如何新颖，也不会逾越其在宏观坐标系中的“尺寸”。作者在此方面表现出历史家特有的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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