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展开来看，中国文学的地域研究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形成热点。不仅出现了一批批有影响的丛书，从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严加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共5册），到2013—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孙逊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共4册）就为世人瞩目，而且有倡为专学——文学地理学的呼声鼓动[7]。

在此背景之下，刘著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学术内涵与个性呢？相较有的学者从汉魏六朝至清代作家籍贯的角度考察古代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8]，本书上编第一、三章，中编第五、六章中，“地域性”概念得到明确的阐述，主要包括特定的自然条件、经济形态、生活习惯、文化心理、方言土语等。同时，在打上作者本人标识的“东京小说”、“西湖小说”的论述里，古代小说作家利用地域文化的特点为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描写服务，从而使地域真正文学化，这一方面的表现也得到充足揭橥。诸如东京在话本小说叙事中的时空意义，西湖的场景化描写，都是刘著首次提炼出的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作者还考察得出，尽管宋元小说已然萌蘖雏形，但地域的文学—文化意义得到自觉的、充分的挖掘与利用，还是在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的话本小说中。并且相较于诗文地域性中的南北之别，明代话本小说“在地域文化表现上的重点突出、分布广泛以及跨地域叙述的普遍运用，是对传统的南北二元结构的消解”，超越南北的重要性体现于“不再只是文学风格与自然特点的简单比附，而是通过文学语言、人物性格、叙事方式等全方位展示出来的时代特征”。
    小说文体方面的研究，公认为十多年来成绩较为突出的领域，刘勇强教授也有多篇文章问世[9]。本书对于话本小说文体探讨的突出贡献，应当是上编第五章以“三言”署名诗词为中心，深入考究话本小说的“韵散结合”特点。通过按照诗词相对话本小说这一叙述文体的关系，是体制内还是插入，以及诗词的来源属于创作还是引用，这样一些具体的标准进行署名诗词的分类，进而考察其呈现方式、特点及艺术功能，该书将韵散结合这一总体表征之下什么样的韵、散以及如何结合等问题，予以扎实入微的检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梅新林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里，提出了融合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即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本位，以文化研究为指归[10]。可以说，刘著也在实践着类似的综合研究的思路。例如作者在别处强调小说文体研究，应该在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与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其中第三个层面，文体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与它的文化地位有关；一部作品采用怎样的文体形式，也可能与作家的文化意识有关。又如本书提及的地域描写与话本小说文体独立的关系。《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等有关钱镠的小说，其浓郁地方色彩体现之一是钱镠称王后曾指挥强弩射潮，又曾作《还乡歌》等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的神奇传说。对照新旧《五代史》的人物传记，史家叙述笔下仅有传主“善射”的人物剪影和衣锦还乡的情节片段，“与一般的帝王将相了无区别”，可见史官文化的产物明显“与话本小说家致力的方向不同”。
    这种研究思路的特点在于凭梳理文本为支撑，而不流于饾饤浮浅，以文体钻研与文化阐发为两个抓手，但又回归“文学性”的基本立场，避免了匮乏价值判断的泥淖与“吃里扒外”的陷阱。它因这本《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焕发出充实而有光辉的风采。
    三、方法论层面的价值
    作为一部不套用现成的研究模式和理论工具，并且也不以生僻稀见材料自高门槛的著作，该书还具备深厚的方法论基础。作者重视金针度人，其灵活运用多种结合的方法包括：
    1、以历史演变的眼光为小说现象坐标定位。这不仅是作者上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的看家本领，也在这一本书里形成当行本色。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如中编第三章《无奇之奇：凌濛初的艺术追求》。作者在解析凌濛初的突出审美理念之前，先回顾了一段生动的“小说‘奇’史”。他相继指出，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题材特性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对“奇”的基本表现。唐传奇对“奇”的追求则更加自觉化和艺术化，两点变化分别是：其一，对于非现实的鬼神之异，并不以实有真信为中心；其二，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以怪异奇特为取材与描写的基本意向。同样，宋以后兴盛的通俗小说将“奇”作为发展目标，并且明清通俗小说的“奇”论更具理论色彩。因此，总体上中国小说史对“奇”的追求一以贯之，这造成了中国小说在情节、形象等方面迎合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往往具有独特、怪异、神秘等审美特征。这一段叙论结合，成功为读者理解“二拍”的“无奇之奇”营造了背景，完成了铺垫。
    优秀的学术成果常常同时在历史敷演与逻辑展开两个方面取得佳绩。本书在给具体小说现象作历史定位的同时，重视对西方理论较高贴合度的化用，乃至原创性小说理论的建构。前者可举作者借哈贝马斯“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概念，指称第246页引用的《豆棚闲话》中的豆棚，和第303页所述《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王安石从庙堂到乡野的旅途。再看后者。从西湖作为小说场景而广泛出现的事实出发，作者认为受此启发，我们“可以从古代小说中提炼相关的命题，使之与形象构成、情节类型等研究相呼应，探讨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特点及其理论表述”，从而防止让当代的研究笼罩于欧美叙事学的基本术语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教授高足李萌昀的博士论文中场景研究占据了一章的篇幅[11]。李著研究了旅行故事对于客店和舟船这两类具有代表性的非日常空间场景的拼贴和缀合，探讨了旅行场景由文化含义和结构特点产生的文学意义和功能。在此，非但学术的薪火得到了承传，富有理论内涵的命题也得到了阐扬。
    2、论证行文中每用联系对比的方法，与西洋互文性理论的要义多有关合相通。刘著中对于小说作品内涵、现象、文体的对比触目皆是。小而如话本小说修改前后的比较（第31页），同一作家不同作品——《山歌》与“三言”的比较（第51页），“三言”与清代话本、长篇小说署名诗词的比较（第92—93页），而穿越时代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民国言情小说《红杏出墙记》（第288页），跨越国别的《薛录事鱼服证仙》与卡夫卡和奥维德的《变形记》（第308、311页）也做出了对比。大而如讨论通俗小说的南北差异及其超越（第51—57页），诗歌与话本不同文学样式的比较（第56页）。作者还对文言与白话不同语体的比较别有会心，无论是话本小说与文言本事的比较（第40页），“三言”“二拍”与《夷坚志》的关系如何（上编第四章），还是杭州描写的文、白不同（第216页），在在可见研究者的眼光深意。
    刘著第71页明确提到“三言”“二拍”极大地发掘了《夷坚志》的积极意义，使之与话本小说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世人知道“互文性”这个概念是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67年在法国《批评》杂志上发表《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时首次提出。所谓互文性，是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即任何文本都无法独立存在，而是置身于众多文本之间的关系网络中，与其他文本互相连缀。文本的意义在这种变动不居的相互关系之中，不断生产、修正、变换、蔓延。这一理论认为，文本之间多向度的交互关系不但是一切文本存在的源头、核心以及意义的原发动力，而且还是文本与主体、文学传统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与纽带，是文本意义生成衍发、主体生成转化以及文本与文学传统、社会实践发生交互联系的源头活水[12]。应当说书中的绝大多数比较都是有的放矢，极大地裨益于我们对于小说史、文学史传统与小说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理解。
    3、打通文学诸样式的努力。这不但在老一辈学者如钱锺书身上特点突出，在当下中年一辈深造自得的学者那里，也是一大共性。如果说李渔的“无声戏”是小说、戏曲沟通研究耳熟能详的例子，那么在分析《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时，引入现代京剧《天地一秀才——阎罗梦》、豫剧《司马貌告状》（第300页），可就是本书戛戛独造的地方。话本《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与相关的史书记载、志怪小说及元杂剧有什么异同？翻阅本书会有清晰的认知（第280页）。谁能想象西湖小说的文学基础竟会如此丰富，西湖戏曲也成为一大宗（第215页），而“鸡黍约”竟是诗家如此珍爱的典故（第279页）。更有甚者，西施故事的翻案叙述，多次出现于杂剧《浮西施》、笔记《齐东野语》、《夜航船》、《复斋漫录》、《餐樱庑随笔》、小说《十二楼·奉先楼》乃至唐时尺牍《与徐穆公》。正是得力在以“问题意识”结构全篇，刘著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锦绣满幅、波澜壮阔的文学史图景。
    四、其他特色
    本书还有许多精彩分析值得一说。《心坚金石传》及其流变的脉络梳理，与《首阳山叔齐变节》描写背后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针对性的分析，都甚见功力。话本《七松园弄假成真》中，阮江兰想要参与“香兰社”的雅集，结果却成为众美人的“嬉笑之具”，一番作弄后落得从街道上醒来的下场。刘著在引用了小说充满辛酸和讽刺意味的描写后，继而写道，“我们知道，清代女子结诗社的情形十分普遍，这也成为才子佳人小说常见的场面，《红楼梦》中的描写尤为生动。不过，阮江兰不是后来的贾宝玉，除了一腔自视甚高的才学，并没有贾宝玉那种高贵的身份。所以，他的‘石头记’就不是那块人见人爱的通灵宝玉，而只能是一片冰凉的青石街道。”通览全书，笔墨多属清通，而类似这样情见乎词的议论，更是增色不少，使得学术专著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
    此外，像那些出色的著作一样，本书还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研究线索。上编第一章提到帝王小说的问题。所谓话本小说中的帝王形象具有一种亲和性，有时则反映出底层市民对皇权的一种戏谑。如此特点的归纳自然可以成立，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其他体式的小说中的帝王叙事。再如有关小说文体构成要素之一的“议论”。上编第二章、第四章都曾涉及。一是介绍“三言”“二拍”中议论常见，这些议论成了作品时代性与作者个性的最显著标志。一是对比笔记小说与话本小说的不同表现，前者常直录其事，少有议论，其底蕴深邃专一，却只求读者意会，并不强加于人。话本小说的故事结构往往体现出明确的、顽强的目的性，所有描写都被纳入劝诫的框架中，以致因果报应故事连篇累牍。故而议论与否、多寡也能体现不同小说的思想意涵与审美追求。以上两点，似乎都可看成蕴含小说研究方向的“富矿”，足以引领我们探索。
    总之，从资料的美富、钻研的深至、以及多种文学样式的异彩纷呈这几个角度来看，《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确然是代表着一种学术的高度，也成就了一番学者的气象。
    注释：
    [1]朱锐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2]刘勇强：《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文皆出此。
    [3]参见刘勇强：《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载《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9页。
    [4]详见蔡亚平、程国赋：《论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运用——以2000—2012年小说论著和博士论文为中心》，载《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第56—68页。
    [5]刘勇强为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所作《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
    [6]文章包括：（1）《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2）《晚明“西湖小说”之源流与背景》(《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3）《明代话本小说地域色彩的凸显》（《国学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4）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5）The West Lake Fiction of the Late Ming：  Origin,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Asiatische Studie nLXIII·1·2009；（6）《略论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7]胡阿祥列出过一份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的不完全名单，包括曾大兴、李浩、戴伟华、梅新林、杨义、刘跃进、陶礼天等人。见胡阿祥：《中古文学地理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第3页。
    [8]参见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76页。
    [9]《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兼容性》（《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0]发表于1997年《红楼梦学刊》增刊。后来梅氏又以《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创新——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二辑）对其论述加以补充。
    [11]见李萌昀：《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09—392页。
    [12]有关这一理论的介绍参见金永兵等：《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作者简介：朱锐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学刊·文学卷》第2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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