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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东波 选本不但有文献保存之功，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1]“文章之衡鉴”展现出选本极大的筛选功能，包括入选作家人数、时代、地域，入选文体之范围，入选作品数量之多寡，无不体现出深厚的文学批评意识。美国华裔汉学家余宝琳教授认为： 至于中国，众所周知对于选集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于文学史、理论与价值的理解至为重要，因为自它们从公元前6世纪的发端之日始，诗集就提供了对于理解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些关键问题来说极为重要的材料。这些选集广泛涉及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各个范畴，包括文学的界定及基本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分期与变化的概念、文类的概念及其与个体作者间的关系、评价的标准和它对诗人的命运的影响以及阐释的模式。[2] 职是之故，选本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视，晚近以来出版了众多研究专著[3]。陈斐博士新近出版的《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下简称《考论》）[4]一书，以南宋时代所编的五部唐诗选本为切入点，考论了南宋中后期诗学的演进，特别是南宋“宗唐”诗学的发展。《考论》在南宋诗学以及唐诗经典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考论》一书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唐诗绝句〉与“江西”诗学之嬗变》考论了南宋中期赵蕃、韩淲（“二泉”）所编的唐诗选本《唐诗绝句》在南宋江西诗派诗学向“宗唐”诗学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南宋中期以降，当时诗坛有惩于江西诗派末流在创作上的窘境，开始寻找新的诗学路径，“二泉”所编的《唐诗绝句》具有诗学教科书的性质，开始有意识地向诗坛引入被江西诗派封存的晚唐诗。但作者指出，这不意味着“二泉”放弃他们心中对江西诗学的追摹，而是“将晚唐绝句作为上窥老杜之堂奥的桥梁”[5]。 第二章《〈众妙集〉、〈二妙集〉与“四灵”之首倡唐诗》将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兴起的学习晚唐的诗风从赵师秀所编的两部唐诗选本《众妙集》与《二妙集》视角来加以观照，成功地揭示了“四灵”所揭橥的晚唐诗风与这两部唐诗选本之间的诗学联系。作者在此章中还考察了这两部选本对于宋人从“（孟）郊（贾）岛”并称到“姚（合）贾（岛）”并称的诗学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众妙集》、《二妙集》与姚合所编《极玄集》在选诗上的异同，以及从中体现出的唐宋诗学趣味的转移。 第三章《〈唐诗三体家法〉与晚宋“宗唐”诗学》，用力甚深，详细考证了南宋江湖诗人周弼所编的唐诗选本《唐诗三体家法》的版本，《唐诗三体家法》的唐诗观、诗学观及其与晚宋“宗唐”诗学之关系，并认为此书体现了“南宋以晚唐为师到元明以盛唐为师的过渡”[6]的诗史意义。 第四章《〈唐僧弘秀集〉与晚宋“宗唐”诗学》则对晚宋所编的唯一唐代诗僧选本的研究。作者从编者李龏与佛门的交往探究了《唐僧弘秀集》的成书，又对此书选诗上“侧重大历、晚唐”，风格上倾向“清雅、雄奇”在晚宋“宗唐”谱系中的意义做了详尽的考论。 综上可见，《考论》虽然仅仅研究了五部南宋时代所编的唐诗选本，但皆能将这五部选本纳入到南宋诗学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观察，同时又从这五种诗选出发，仔细分析其透露出的诗学意义如何丰富了南宋诗学演进的内涵。《考论》不事宏大的话语叙述，而关注于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诗选与诗学发展的宏观课题。作者持论之透彻也超越了同类的研究，包括笔者的研究，下面笔者略述《考论》一书在南宋诗学研究上的成绩。 其一，《考论》研究的五种唐诗选本长期不受重视，研究鲜少，此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这五种诗选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诗选编者的生平、诗选的版本、诗选与南宋诗学关系，本书皆有不少发前人未发之处。如宋代诗学研究史上没有一篇论文涉及到南宋人所编的唐代诗僧选集《唐僧弘秀集》，而《考论》则第一次对该书进行了探究。宋元之际诗学家方回《瀛奎律髓》经常提到赵师秀所编的《二妙集》，但此书长期隐没不彰，以至于学者皆以为其已亡佚，但近来有学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此书的明抄本，学界有限的论文也是对其文献的考订。《考论》则进一步分析了其编选的底本，从而指出“《二妙集》贾岛诗由书棚本《贾浪仙长江集》选出”；“《二妙集》姚合诗似乎是从蜀本《姚少监诗集》多次遴选出来的”，“但从文字对勘结果看，多与浙本《姚少监诗集》同，仿佛是用浙本进行了校勘”[7]。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作者又认为“《众妙集》与《二妙集》或为其（赵师秀）编辑的诗学教材”[8]，实际是自己以及江湖诗人学习写诗提供一个新的范本，无形中也确立了“姚贾”作为诗学新典范的地位。其言可从。本书最精彩的当属对周弼所编《唐诗三体家法》的研究。周弼此书原本在中国已经失传，元代释圆至及裴庾的注本在中国也流传不广或已失传，但释圆至与裴庾的注本在日本极其流行，是日本中世及近世时期僧人及学人学习汉诗的重要范本。本书通过元代的文献，指出“唐诗三体家法”才是此书的规范的名称，从而廓清了此书另称为《三体诗》、《唐三体诗说》、《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的混乱用法，并指出了此书从元代到清代的存世版本的情况。《唐诗三体家法》虽然影响广泛，但具有通俗性的诗学教科书的性质，故自元初方回以来，对其评价一直不高，剴切的研究也几乎没有。《考论》从《唐诗三体家法》编选的背景，到《唐诗三体家法》入选诗人的时代范围，每种诗体入选诗歌数量的多寡皆条分缕析；接着作者又层层深入，探讨《唐诗三体家法》的诗学观，讨论到周弼及其《唐诗三体家法》反映出的诗歌本体论、情景论、结构论、辨体论、声律论，以及《唐诗三体家法》与晚宋“宗唐”诗学及其与江湖诗人的关系。从上我们看出，作者从事的是一种立体式的研究。上文引用到的余宝琳教授提到的各种文学关系，《考论》皆有详细的论列，故其研究也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9]。 其二，《考论》深入开掘了南宋唐诗选本所蕴含的诗学意义，丰富了南宋诗学研究与唐诗学史研究。上文笔者已经提到，《考论》的亮点之一就是善于从南宋诗学发展的脉络中透视选本，但如果单纯地从粗线条的宏观叙述中观察这些唐诗选集，对这五种诗选的研究可能只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么这种研究则会陷于机械，《考论》则力避了这一点。如论“二泉”所编《唐诗绝句》在选诗偏重晚唐与“二泉”诗学观上对“江西”诗学的坚守之间的张力时，作者指出：“《唐诗绝句》偏重晚唐的时段倾向，即是‘二泉’汲取晚唐的诗学观在唐诗编选实践中的一种表达。不过，‘二泉’始终不忘‘江西’衣钵，他们对晚唐的学习充其量只是扩大视野以补弊。”[10]又如在研究《唐诗三体家法》时，作者通过统计发现，周弼选诗偏重“元和”以后，但这又与周弼诗学观上推崇“开元、大历”诗似乎矛盾。但作者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在文字表述中，周弼以‘元和’为界看待唐诗，认为此前是诗歌的高峰，此后则体制渐散。这是总览唐诗全局得出的大判断。但在编选《唐诗三体家法》时，他面对的是一首首的具体作品，当从体格性分着眼决定去取。”又认为：“尽管他主观上推崇‘开元、大历’诗，但在客观上却转化为对‘雍容宽厚’、‘雄健’、‘浑厚’、‘典重’和‘华丽’、‘婉曲’等风格的推崇。而这，正是《唐诗三体家法》的取舍标准。”[11]笔者这种表述是从具体作品出发的切实之论，也是对南宋诗学研究的加深与丰富。从前，我们对南宋诗学的叙述，总是粗线条地以“宗唐”与“江西”诗学的消涨升降为观察点，但就“宗唐”诗学而言，其发展与演进也是复杂而多变的，所以必须通过具体的个案加以分析。《考论》则通过五种唐诗选本，很好地展示了南宋诗学发展内在理路的多样性。 其三，《考论》详细勾勒了唐诗与唐代诗人经典化的历程。唐诗是如何成为文学经典的，其实与宋代特别是南宋唐诗选本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ouwe W. Fokkema）曾说：“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12]北宋的诗人基本都兼具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在创作中他们有实力穿穴经史，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但南宋中晚期的诗人主体则是出身中下层的江湖知识分子，这时不事典故、触兴而发的唐诗，特别是晚唐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南宋出现的大量唐诗选本正是因应了这股诗学思潮，同时这些选本又被“用于教育”，同时成为写作的范本，则反过来促进了唐诗的经典化。余宝琳教授又言：“所有这些关于中国诗歌的历史与理论的论题都可以包容于经典的形成这一总标题下，而在传统的中国，选集恰恰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媒介与表达方式。”[13]《考论》也关注到这一点，如在研究《众妙集》与《二妙集》时，作者指出：“‘四灵’之首倡唐诗，扭转了南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走向，揭开了南宋、元、明‘宗唐’诗学的序幕，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4]《考论》还研究了具体的唐代诗人在宋代的经典化过程。晚宋人谈到当时诗坛状况时，动辄以“姚贾”并称，如刘克庄曾言时人“举世纷纷学姚贾”[15]。晚唐诗人姚合、贾岛成为文学经典，即与赵师秀所编的《二妙集》有很大的关系，《考论》指出：“‘四灵’之一的赵师秀实际上用编辑选本的形式完成了姚贾诗派的确认，这在唐诗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又云：“‘四灵’之后，‘姚贾’并称逐渐取代‘郊岛’并称流行开来。”[16]再如，《考论》指出《唐诗三体家法》选录篇幅最大的是晚唐诗人许浑，这是周弼力图塑造的一个新的诗学经典。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许浑诗既富有晚唐的精工华丽，又雄健浑厚、逼近盛唐，最符合诗学过渡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故受到周弼等晚宋‘宗唐’者的普遍推崇和赞誉。”[17]这也印证了余宝琳教授所言的选本可以影响到诗人命运。选本相较于诗人的别集在文学传播上有一定的优势，故对于每一时代经典诗人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另外，《考论》不但研究选本，而且对“操选政者”也能加以研究。明人谭元春尝言：“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18]故每部选本都与编选者有很大的关系，亦是编者本人文学思想的体现。我们看到《考论》在研究时，每一章都有对编者生平及思想的详细考证；而且在研究选本时，都能结合编者的其他著作加以参证，如论《唐僧弘秀集》时，作者还参照了李龏所编的另两部集句诗集《梅花衲》和《剪绡集》。作者对域外发现的新资料也能及时地利用，如论周弼生平时，就利用了保存在日本的南宋诗僧释元肇的《淮海挐音》；论李龏也利用了中国失传而保存在日本的释梦真诗集《鸣籁集》。 最后，《考论》还对前人的研究做了修正，对旧说进行了辩证。如张宏生教授认为“姚贾并称，并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大约始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考论》据赵师秀所编《二妙集》指出，此说法“并不准确”[19]。又如蒋寅先生《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兼论八股文法与诗学的关系》认为“从现存文献看，作为诗学问题的起承转合之说，最早见于元人诗法，具体说是杨载《诗法家数》与傅若金《诗法正论》。”但《考论》通过分析认为，《唐诗三体家法》已经具有“起承转合”论的轮廓[20]。笔者认为，这些辩证皆可以成立，从中也可见作者的学术勇气和对学术的推进。 读罢《考论》之后，笔者也有一些可资补充及期待之处。如论周弼生平，还有一些资料可以补充，《淮海挐音》卷下有《送周伯弜帐管》三诗，卷下又有《周伯弜明府》云：“昨过杨州日，知君病已侵。殊非折腰具，竟作断弦吟。远信逢秋笛，惊哀彻树禽。有才无命者，从古至于今。”可能作于周弼去世之后，则周弼卒于释元肇之前。又中国失传而保存在日本的南宋诗僧释行海的文集《雪岑和尚续集》卷下有《湖上怀周汶阳》一诗，可见周弼与释行海亦有交游。另外关于《唐诗三体家法》注本的日本刊本，由于版本十分复杂，且数量众多，作者接触到的文献有限，故未能彻底清理，最近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对《唐诗三体家法》的版本，特别是五山版做了疏理[21]，可资参考。另外，笔者还收集到日本室町时代及江户时代所著的《唐诗三体家法》的汉语古注本多种，如万里集九（1428—？）所著的《晓风集》，熊谷立闲所著的《三体诗备考大成》，佚名所著的《首书三体诗》。这其实又引发了另一个有趣的课题，即“中国诗歌选本与日本汉诗学”。日本汉诗在千年发展过程中，一直与中国的诗歌选本有极大的关系，从《文选》到《古文真宝》、《唐诗三体家法》，再到旧题李攀龙的《唐诗选》，日本每一时代汉诗风会的转变都与作为经典的诗选之变迁有密切的联系。那么何以《唐诗三体家法》在中国不受重视，而在日本却有无数的翻刻本与注本，周弼所选之诗与日本人的审美观念有何契合之处？这些都是有趣的话题，笔者也期待陈斐博士以后有机会能做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就教于陈斐博士。在第二章论及《众妙集》取材来源时，第一种为“类书”，但所举之例却为《文苑英华》。按：《文苑英华》，从《宋史·艺文志》，到宋代的公私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皆视为总集，未有视为类书者，此处当改。又第四章论《唐诗三体家法》的诗学观时，首论及“本体论”，所谓“本体论”即关于诗歌本质，以及诗歌存在之为存在的看法，但《考论》这部分所论并没有涉及到诗歌的本质，所引资料，如以诗为“游走乞索之具”，其实所论实为诗歌的“功能论”，两者的内涵应是不一样的。再如页70引到“舒岳详《刘士元诗序》”，实为“舒岳祥”之笔误。 完成本书后，陈斐博士所着手的《“宋人选唐诗”校证集评集注》也接近完成，笔者也怀着迫切的心情期待读到陈斐博士的下一部著作。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总集类序，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685页。 [2]Pauline Yu, 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1(1990)，中译本《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载《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3]如邹云湖的《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拙著《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 [4]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 [5]《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334页。 [6]《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254页。 [7]《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80、82页。 [8]《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70页。 [9]参见堀川贵司《日本中世における“三体诗”の受容——五山を中心として》，载早稻田大学江湖派研究地《江湖派研究》第3辑，2013年12月。 [10]《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50—51页。 [11]《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223、224页。 [12]佛克马、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13]《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载《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第256页。关于文学经典与选本之间的关系，另可参见Wang Bin, Anthology, Criticism, and Cannoniza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Anthologies, Fronit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2, 6(4):526-538. [14]《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140页。 [15]刘克庄《再和二首》其一，《全宋诗》第5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卷3081，第36654页。 [16]《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102—103、103页。 [17]《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255页。 [18]谭元春《古文澜编序》，《谭元春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1页。 [19]《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86页。 [20]《南宋唐诗选本与宋代诗学考论》，第239页。 [21]参见杜晓勤《〈唐三体诗〉中日版本源流考》，发表于“东亚汉籍研究：以日本古钞本及五山版汉籍为中心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2014年3月15—16日。 原载:《书品》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