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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百卷，几乎囊括了汉代至宋初所有的文言小说，加之全书所收作品按题材分类，用起来方便实用，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种大型类书。这本大书的宋版已经久无消息，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人据宋本的不完全的钞本、明代刻本以及明清学人据宋本校勘过的明刻本。上世纪五十年代，汪绍楹先生用明代嘉靖、隆庆之际无锡谈恺据宋钞本刊刻的本子做底本，参校了当时他能见到的几种本子，整理出一个点校本，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尔后汪先生稍加修订后，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印行。这个本子在海内外通行了半个多世纪，功莫大焉。 当年汪先生没有见到现藏于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的孙濳用宋钞校过的谈恺刻本以及藏于韩国的古朝鲜刊刻之《太平广记详节》等文献，校勘自然受到一定的局限，加之当时思想学术环境并不宽松，若被扣上“繁琐校勘”的帽子就会招致像批“繁琐考证”一样的严厉批评，所以汪先生的点校本尽量忠于底本，改了字也不出校记。这样，就看不出它与底本的差异，哪些地方改动过，改动的依据何在，底本与参校本那些地方有异文，等等，使用起来，难免有些不踏实。在汪绍楹先生校点本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更接近宋本，且可以依据的善本，是学术的需要，也是时代前进的必然。 然而，要做出一个可以信赖的会校本，首先就要花大力气去搜集存世的各种重要版本。这一点张国风先生做到了。收藏在台湾的孙濳校宋本，尽管缺尾部的十四卷，但它据以校勘谈恺本的是南宋高宗时期的钞本，记下了大量异文，而藏于韩国的《太平广记详节》五十卷刊刻在古朝鲜成任时期（1421-1484），早于谈恺刻本一百多年，它虽然只是《太平广记》的选本，但它依据当是宋本，不但提供了谈恺刻本所缺失的四篇佚文，而且存在一些异文，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张国风先生花了极大精力搜集到这些珍贵资料，并且同时对这些版本进行了仔细校勘和系统研究，基本上厘清了《太平广记》的版本源流，他的心得记录在《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一书中，这为他的会校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张国风先生在谈到他校勘的目的和原则时说：“本书的目的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文字准确、错误较少、可供依据的《太平广记》定本。同时，通过校勘记来反映《太平广记》各重要版本的有关资料，以供学界研究之用。”十年磨一剑，张国风先生以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畏繁难的扎实工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太平广记》善本。 这里不妨随手拈出一个例子。卷七之《马明生》，汪绍楹先生校本（下简称“汪本”）依谈刻本作《马鸣生》，张国风先生会校本（下简称“张本”）依据孙濳校宋本、野竹斋钞本和《云笈七籖》卷一0六《马明生真人传》改为《马明生》。此文记临淄人马明生如何以一个县吏弃俗从道，勤苦修炼，周游天下，得长生之道，恒居人间五百余年，后乃白日升天。文中说他年轻时做县吏，一次捕贼为贼所伤，汪本据谈刻本说他“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为报，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暂死”张本仍依谈刻本，与汪本同，但出校记：“暂，疑误。《云笈七籤》作‘殆’，似是。”我以为这里注明异文十分必要。“暂”，《说文》谓“不久也”。“暂死”可释为瞬即死了过去。“殆”者，近也，几也，为将然之词。“殆死”可释为即将死去。“暂”“殆”两字之义有差别，但各自在正文中都可以说得过去，尽管会校者倾向于以“殆”为是，但正文仍依底本文字。如此处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主观随意性，是符合古籍整理规范的。此文末尾所注出处，谈刻本误作《神传传》，汪本径改作《神仙传》未出校记，张本亦作《神仙传》，出校记曰“原误作‘神传传’。《御览》卷三九所引《列仙真人传》、卷六六一所引《真人传》、卷六六三所引《真诰》、卷九三0所引《马明生别传》、卷九八五所引《神仙传》引有此条。”这里明确显示，谈刻本有误，同时表明会校正误的依据。 观此一例，即可知道张本虽以谈刻本为底本，但实际上却已经超越谈刻本，应该比谈刻本更加接近宋本。这就是这个会校本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还应当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这样一部正文加校记一千五百多万字的书稿，校记如此繁复，需要多大的编辑力量的投入，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没有学术远见，没有对学术文化出版事业的执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当年汪校本出来后，嘉惠读者、学界半个多世纪，我以为张校本的出版，倘若《太平广记》宋本还是不能再现于世，它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定本，拥有更长的学术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