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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㽦《山谷年谱》*

http://www.newdu.com 2017-10-22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在宋代,文人们自发而有意识地开始了别集的整理编纂。伴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对别集的注释也同时产生了。不仅是杜甫、韩愈等宋代以前的文人,苏轼、黄庭坚等宋代文人的别集也被加以注释。宋代别集的注释,特别是苏轼、黄庭坚诗的注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的亲笔原稿或相当于此类文本的利用。宋代的注释者们基于这样的文本,对诗的题目及本文的异同进行检讨;同时亦对作品的定本(最终稿)是如何制定的问题加以讨论。
    宋代别集注释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倾向,以及从中体现出相关的文献学、文学论上的特质,笔者已在《由“校勘”到“生成论”——有关宋代诗文集的注释特别是苏黄诗注中真迹及石刻的利用》[1] (下文引及时简称“别稿”)中,以苏轼和黄庭坚诗的注释为例作过考察。其中,在论及南宋前期黄庭坚诗的整理、注释史时,对与任渊的《山谷内集注》、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等并肩而列的黄㽦的《山谷年谱<山谷先生年谱>》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曾作过些许说明。本文将探讨黄㽦编写的《山谷年谱》与任渊等所作的黄庭坚诗注的关联,同时对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含石刻拓本)在诗注中被如何利用,及诗注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献学的倾向等问题进行考察。
    一、  黄庭坚诗的整理、注释史与黄《山谷年谱》
    黄庭坚(号山谷,1045-l105)的诗文,在其死后不久就于建炎二年(1128)经洪炎之手整理为《山谷内集<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刊行。其后,《内集》所遗漏的作品由李彤整理而成《山谷外集》十四卷,推测于建炎、绍兴年间(1l27—1162)成书。而《内集》、《外集》均未收之作品又经黄㽦整理而成《山谷别集》二十卷,有淳熙九年(1 182)的自跋。此三集是诗文合集,诗歌部分的编排采取了古体、近体的分体形式[2]。与诗文集的编纂同步,诗歌的注释本也进行了编纂。首先,任渊以《内集》所收诗为对象,编纂了《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虽附有政和元年(1111)的自序,而得以刊行的时间却是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前后。其次,史容以《外集》所收诗为对象,编纂了《山谷外集诗注》十七卷。有嘉定元年(1208)钱文子所作序。淳祐十年(1250),此集之修订本得以刊行。最后,史容之孙史季温以《别集》所收诗为内容编纂了《山谷别集诗注》二卷,成书年代不详。此三种注本皆未进行古体、近体诗的区分,而是采取了以创作年代的顺序对作品进行排列的编年形式[3]。如果以成立的先后对以上六种集本进行排列的话,就是以下的顺序[4]:洪炎编《内集》→李彤编《外集》→任渊注《内集诗注》→黄㽦编《别集》→史容注《外集诗注》→史季温注《别集诗注》。
    黄㽦编《山谷年谱》三十卷成书于庆元五年(1199)。撰者黄㽦(1150—12l2),字子耕,号复斋,为黄庭坚表弟黄叔敖之孙,亦是《山谷别集》的编者。《年谱》、《别集》之外,尚编撰有《黄文纂异》一卷。黄㽦所编的《年谱》是在《内集》、《内集诗注》、《外集》以及其自己编纂的《别集》等成果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其成果亦为之后的《外集诗注》、《别集诗注》所继承。可以说它是一部位于黄庭坚诗文的整理、注释史转折点上的重要著作[5]
    黄㽦《年谱》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其一,正如在《年谱》自序中所叙述的“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藏旧稿、故家所收墨迹与夫四方碑刻、它集议论之所及者”那样,它广泛地参照采录了有关黄庭坚的各种文献资料。在自序所列举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本稿特别注目于真迹(墨迹)、石刻(碑刻)之类的资料。在《年谱》中,黄庭坚的真迹、石刻是怎样被利用的呢?且暂举绍圣元年十月一条(卷26)为例观之:“今以先生前后书尺真迹石刻及彭泽池阳题名等,一一参考以月日,是岁先生自分宁赴宣城,舟行由海昏过城下赴官道间得祠。”这一年,奉命出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的黄庭坚,由故乡分宁(江西省修水县)出发前往宣州赴任,路经海昏县(江西省永修县)到达洪州(江西省南昌)时,接到了朝廷授其为管勾亳州明道宫前往开封府的命令(黄庭坚前往开封,是为了接受有关他本人曾参与编修的《神宗实录》的查问)。对于这其间的经纬,黄㽦说自己是以“书尺”、“真迹”、“石刻”以及其路经彭泽(江西省彭泽县)、池州(安徽省贵池县)时所书写的“题名”等文本为依据,按时间推移对其逐一进行了考证的。如此利用真迹、石刻等材料的态度,同样可以在黄㽦《别集》的编纂中看到。在《别集》自跋中黄㽦提到“凡真迹藏于士大夫家及见诸石刻者,咸疏于左”,对编纂过程中将有关黄庭坚“真迹”、“石刻”的注记附在作品之后的做法进行了说明[6]。实际上,在《别集》中附有“右真迹藏于某氏”、“右石刻藏于某氏”、“右家藏真迹”、“右家传”等注记的例子是为数不少的。
    在利用黄庭坚的真迹、石刻这一方面,黄庭坚的同族后裔之身份给黄㽦提供了方便,拥有接触“家藏(传)”的真迹、石刻资料的便利条件。《别集》所附的注记亦多数记述了是以“家藏”资料的文本为依据的。关于《年谱》,诚如崇宁二年十二月一条(卷29)“今以先生《跋苦寒吟》考之,其跋云……此真迹见藏晋陵尤氏”所记述的那样,参照别人(此处指尤袤)所藏文本的例子也有。但是如元符三年五月一条(卷27)“按家藏先生与道微使君手书真迹云……”、同年五月己卯一条(卷27)“按家藏先生书老杜诗真迹跋云……”、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一条(卷30)“家藏先祖亲笔日记…… ”所表现出来的,参照“家藏”文本的例子依然占多数。
    黄㽦的《年谱》,作为年谱的一种,无疑是以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明示黄庭坚事迹及作品为目的的著作。因此,如前所列举的绍圣元年十月一条的内容那样,真迹、石刻之类首先是被作为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文本来利用的。然而,黄㽦的《年谱》又是超越了单纯的年谱范畴的著作,在真迹、石刻的利用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别值得注目的是,这些资料是作为有助于黄庭坚作品(特别是诗)的整理、注释方面的文本来利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年谱》得以与任渊《内集诗注》、史容《外集诗注》、史季温《别集诗注》等黄庭坚诗的各种注本相提并论。黄㽦《年谱》以及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本中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是如何被利用的呢?以下将试图从这些著作的相互关联处着眼,对其加以探讨[7]
    二、  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与黄《山谷年谱》
    对洪炎所编《内集》进行注释的任渊《山谷内集诗注》,是现存最古的黄庭坚诗注本,也成为其后所编各种黄庭坚诗注本的典范之一。任渊《内集诗注》的成果亦为黄㽦《年谱》所吸收。例如,《年谱》卷7关于《古风二首上苏子瞻》诗的“蜀本诗集任氏旧注云……”的记载就是引用了《内集诗注》卷1目录注的内容,同时还可以从“右二诗,蜀本诗集任氏所注方始于此,其考证已为之者,悉从其旧”的说明中,了解到《年谱》中有关黄庭坚的事迹、作品的年序等,基本上是依据任渊注本所考证的事实[8]。正如《年谱》卷1中所言“蜀本诗集任氏所注,搜校之功不为小补”,黄㽦对任渊注本特别是其“搜校之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年谱》是以对黄庭坚诗进行编年为主要目的而编纂的著作,任渊注本也是在这一方面独具特色的著作。因此两者的继承关系首先就体现在编年考证这一点上。虽然可以认为《年谱》的编年基本上是以任渊注本为基础的,但是也能够看到很多对于任渊注本的编年的修正。其中尤为值得注目的是,以黄庭坚的真迹、石刻为基础对任渊注本的编年进行修改的例子。例如,有关《效王仲至少监咏姚花用其韵四首》(卷25),《年谱》中有这样的注记:“按此诗蜀本置之三年。按先生有手书真迹,此前后二首跋云:‘元藉四年春末,偶入窦高州园。园中阒然,花之晚开者皆妙绝……仲至作四咏,因同韵作……今移附于此。”’《内集诗注》卷9将其作为元祐三年的作品,而《年谱》根据黄庭坚的“手书真迹”(亲笔原稿)的跋文,将其改定为元祐四年的作品。其次,有关《跋子瞻和陶诗》(卷28),《年谱》提到:“先生有真迹石刻题云:‘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在荆州承天寺观此诗卷,叹息弥日,作小诗题其后。’……蜀本载之崇宁元年,今移附于此。”《内集诗注》卷l7将其作为崇宁元年的作品,而《年谱》根据“真迹石刻”(真迹的石刻拓本)的题目将其改定为建中靖国元年。这些都是以任渊没有参照的真迹、石刻文本为资料的注记。
    以上,从有关黄庭坚诗的编年考证方面考察了《年谱》和任渊注本的关联。然而,《年谱》不是单纯地停滞在年谱范畴内的著作,它同时也对黄庭坚诗进行了整理、注释,换个角度说,即它是对黄庭坚诗的文本进行文献学探讨的著作[9]。如果从文献学检讨这一角度来看,黄㽦《年谱》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以下,就从其与任渊注本的关联出发来进行探讨。
    任渊注本在有关黄庭坚诗文本的探讨上也积极地利用了真迹、石刻,其成果亦为《年谱》所继承。有关于此的典型事例已经在别稿中进行了列举。在此,试举《年谱》中其他二例。首先,在关于《寄黄几复》(卷18)一诗中,是这样注记的:“按《成都续帖》先生草书此诗跋云:‘时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濒也。’”[10]这里引用了黄庭坚“草书”帖(可以说其相当于亲笔原稿或是类似于此的文本)的跋文。而此处引用的文本,亦为《内集诗注》卷2所收本诗的第一二句诗注中所提及。此外,在关于《次韵几复和答所寄》(卷22)一诗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先生有此诗真迹跋云:‘丁卯岁,几复至吏部改官。追和予丁丑在德平所寄诗也。’”这里所引的“真迹”的跋文,与《内集诗注》卷8此诗目录注中所引的属于同一文本。以上所举二例中,任渊注虽然只是使用了“山谷尝有跋云”、“山谷旧跋此诗云”等说法,并未见“草书”、“真迹”等词语,但如果以《年谱》的记载为基础的话,亦可以看作其是指真迹之类吧。
    下列有关《年谱》的记载亦可以说是继承了任渊注本的内容,但是,其和任渊注本之间还是存在着些许差异。比如关于《王才元惠梅三种皆绝妙戏答三首》(卷23):“先生有此诗跋云:‘州南王才元舍人家有百叶黄梅绝妙。礼部锁院,不复得见。开院之明日,才元遣送数枝,盖是岁大雨雪寒甚,故梅亦晚开耳。’又一跋云:‘元祐初,锁院礼部,阻春雪,还家已三月。王才元舍人送黄红多叶梅数种,为作三诗,付王家素素歌之。’今玉山汪氏有先生三诗真迹,如‘城南名士遣春来’作‘佳士’,‘百叶缃梅触拨人’作‘苦恼人’。按《王立之诗话》,‘触拨’字初作‘苦恼’,其后改焉。”[11]此处引用了黄庭坚的跋文(有可能为其亲笔所书)。这些跋文,亦在《内集诗注》卷9所收该诗的第一首后注中有所引用。然而,“今玉山汪氏有先生三诗真迹……”的部分是任渊注本所没有的记载。另外,关于《颐轩诗六首》(卷25):“按家藏此诗真迹序云:‘元祐四年正月癸酉。’又有与君素手书云:‘颐轩诗,久草成。以真不工,久未写去。今漫遣,不知可意否。’后题‘二十一日’。”这里引用了家藏的真迹和书简。关于此诗,任渊在《内集诗注》卷11的目录注中提到“张方回家本有此诗序云:‘元祐四年正月癸酉黄某序”’,以再引用“张方回家本”的形式记载了序文中的一部分,并没有提及黄庭坚写给颐轩主人君素(未详)的书简[12]
    上面所举的二例,不仅说明《年谱》并不只是单纯的对任渊注本的继承,同时也表明了对新发掘文本的重视,特别是增加了有关家藏真迹之类的资料。像这样利用了任渊所没有参照过的文本,可以说是《年谱》最大的功绩。这一点也是黄㽦所自负的。《年谱》卷1关于《溪上吟》、《清江引》诗的记载中说到:“右二诗见《豫章外集》,其后如《叔父幼子啐日》诗,则又《别集》所载。今蜀本止用《文集》,亦恐家藏遗稿及士大夫之所藏者,蜀中或未尽见。”[13] “蜀本”指任渊注本。《溪上吟》、《清江引》二篇不属《文集》(即《内集》),是《外集(豫章外集)》所收(《外集》卷1、《外集诗注》卷1)作品,所以是以《内集》所收诗为对象的任渊注本的范围之外的作品。在引用的后段中黄㽦是这样说的:任渊或许没有能够充分看到黄氏家藏或者是其他士大夫所藏的遗稿吧。这可以说正是其对自己比任渊掌握了更多这样的资料的自负之语。
    实际上正如下面所举的那样,有关《内集》所收诗作,《年谱》参照引用了任渊注本没有参照的刊本的例子是为数很多的。现于题下附注《年谱》和收录该诗的任渊注本的卷数:
    《题山谷石牛洞》(《年谱》卷11,《内集诗注》卷1。下均简表卷次):
    先生有真迹石刻题云:“题山谷寺石桥下。”
    《子瞻继和复答二首》(卷l9,卷3):
    先生有此诗墨迹题云:“有闻帐中香,疑为熬蛹者,辄复戏用前韵。愿勿以示外人,恐不解事者或以为其言有味也。”[14]
    《送郑彦能宣德知福昌县》(卷20,卷3):
    先生有此诗真迹跋云:“吾友郑彦能今可为县令师也。以余寒乡士,不能重之于朝。故作诗赠行,以识吾愧。元祐元年丙寅,黄庭坚题。”[15]
    《僧景宗相访,寄法王航禅师》(卷21,卷6):
    先生有此真迹石刻题云:“因僧景宗还大法寺,寄航长老。”
    《子瞻去岁春夏侍立迩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卷21,卷7):
    先生有此四诗真迹题云:“子瞻去岁春夏侍立迩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次韵四首,各述所怀,予亦次韵。”
    《题画孔雀》(卷21,卷7):
    先生有此诗真迹石刻题云:“题实师画孔雀。”
    《题伯诗画顿尘马》(卷23,卷9):
    先生有此诗真迹题作“辗马”。今观诗句乃云:“忽思马欲顿风尘。”则是“辗马”无疑。蜀中见有石刻。
    《出城送客过故人东平侯赵景珍墓》(卷25,卷11):
    按蜀本石刻真迹题云:“春游偶到故人东平侯墓下。”[16]
    《赵子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予为名日青奴,并以小诗取之二首》(卷25,卷11):
    先生有此诗真迹,后一首题云:“从赵端承议乞竹奴,俗所谓竹夫人者。”
    《书磨崖碑后》(卷30,卷20):
    按先生有真迹石刻题云:“崇宁三年己卯,风雨中来泊浯溪。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兴颂崖下……三日,裴回碑次,请予赋诗。老矣,岂复能文?强作数语。惜秦少游下世,不得此妙墨划之崖石耳。”
    前面所述有关《效王仲至少监咏姚花用其韵四首》、《跋子瞻和陶诗》序跋的记载,也是可以将其列入此处所举的各例之中的。总之这里所引的黄庭坚真迹、石刻等文本在任渊注本中是没有记载的。
    上面所举的《年谱》的记载,都是对相当于诗题、序跋文本的补充,或可说是提示其异文的内容。诗题、序跋是附属于诗本文的从属性文本。此类从属性文本与诗的本文相比,在集本的制定过程中被改定或排除的可能性是极高的。上面的记载记录了被改定或排除之前阶段所有的诗题、序跋的原形。以集本形式制定或刊行的文本带有一定的公认性,与此相对,可以说此处采录的诗题序跋等是具有一定隐私性质的文本。例如,上面所举的有关《子瞻继和复答二首》的记载中,就有黄庭坚写下的“愿勿以示外人,恐不解事者或以为其言有味也”之语。这正是在当时新旧两党格格不入的微妙政治局势下所做的隐私性发言。此类发言之所以从集本中被排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将这些在集本中漏掉的文本尽可能收集利用,正是黄㽦《年谱》值得注目的地方,使其成为进一步深化并发展任渊注本的著作。
    同样的情况在下面的二例中亦可以看到。《年谱》卷26收录的题为“杨明叔惠诗,格律词意皆熏沐去其旧习。予为之喜而不寐(石刻有‘然’字)。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故次韵做四诗报之,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石刻作‘本’字)。明叔言行有法(石刻作‘物’),当官又敏于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石刻作‘故相期以’)远者大者”的诗就是其中之一。此诗在《内集诗注》卷12中题为《次韵杨明叔四首》,《年谱》中上述作为题目的内容被作为序文而揭载(但是《内集》卷6与《年谱》题目相同)。首先在诗题上任渊注本和《年谱》是不同的,但并不是仅限于此。关于上面的诗题或是序文,《年谱》对任渊注本没有参照过的石刻文字的异同(即括号中插入的内容),采用小字双行的形式进行了注记。此外,《年谱》还加入了“按蜀本石刻真迹止写前两篇,题作《故次韵作二颂以为报》。而第三篇却别题为“荐辱明叔佳句,又作一颂奉报。老人作颂不复似诗,如蜂采花但取其味可也”的叙述,对“蜀本石刻真迹”所见诗题的异文进行了记录。而任渊注本并没有与此关联的记载。
    另外,同样在《年谱》卷26中,上述《杨明叔惠诗……》的其次,题为“庭坚老懒衰堕(石刻作‘老衰懒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网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石刻作‘孙武吴起’)之兵,棘端可以破(石刻作‘当’)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振耀(石刻作‘惊’)一世。我昔从公(石刻作‘盖从此公’)得之,故今以此事相付”的诗亦可以为例。此诗在《内集诗注》卷l2中题为《再次韵》,上面所举的题目作为序文揭载(但是《内集》卷6与《年谱》题目相同)。关于此诗题或序文,《年谱》中亦同样以注记形式插入了任渊注本中没有参照过的石刻异文。在此之上还进行了“按蜀本石刻真迹添前篇第四首,却题云《再和二颂并序》”的叙述,对“蜀本石刻真迹”文本中《杨明叔惠诗……》第四首诗在此作第二首,诗题亦相异之事(因其为二首故作“二颂”)作了指摘。
    以上所举《年谱》所引用的真迹、石刻的文本,都是诗题、序跋之类,并没有涉及到诗的本文。而下面所举的记载中所引用的真迹、石刻都是有关诗的本文的。这都是任渊注所没有参照过的文本。
    《赣上食莲有感》(《年谱》卷12,《内集诗注》卷1):
    先生有此诗真迹稿本,谨附录于后:“莲实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实中有么荷,拳如小儿爪……投筯去未能,窃禄以怀惭……食莲虽云多,知味良独少……安得免冠绂,归制芙蓉裳。”今集中亦有数字不同。[17]
    《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卷18,卷2):
    先生有此诗真迹稿本云:“种萱盈九畹,苏子忧国病……仍怀阻行舟,风水蛟鳄横……上书抵平津,蠹稿尚记省……天聪四门辟,国是九鼎定……西走已和戎,南还无哀郢。不图西逐臣,朝辔天街并……行当把书伍,载酒求是正。端如尝橄榄,苦过味方永。”[18]
    《再次韵四首》(卷21,卷7):
    先生有真迹题云:“子由作四绝句,书起居郎时入侍迩英讲所见,辄以所闻次韵。”按第二篇首句“风棂倒影日光寒”,先生真迹石刻作“风棂倒竹影光寒”,政合《春明退朝录》所云降儒殿在迩英阁后丛竹中故事。[19]
    《睡鸭》(卷21,卷7):
    先生有此诗真迹石刻,首句“山鸡照影”作山鸡临水。[20]
    《往岁过广陵值早春,尝作诗云:“春风十里珠帘卷,彷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𧌙栗,扬州风物鬓成丝。”今春有自淮南来者道扬州事,戏以前韵寄王定国二首》(卷22,卷7):
    先生有此诗真迹云:“后数年,京师尘土中,客有自扬州来,交辔久之,道王定国事,因用前之字韵作二小诗寄定国。”按石刻第二诗“日边”作“目边”[21]。此诗后又书云:“王晋卿数送诗来索和,老懒不喜作。此曹狡猾,又频送花来促诗。戏答‘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泉。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今集中偶不载,因附于后。
    《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卷23,卷9):
    先生有此诗真迹稿本云:“参军但有四立壁,初无临江千木奴……鹔鹴作裘初服任,猩血染带邻翁无。昨来杜鹃劝归去,更得把酒听提壶……社瓮可漉溪可渔,更问黄鸡肥与𦡱……”[22]
    《跋子瞻和陶诗》(卷28,卷9):
    先生有真迹石刻…… “子瞻谪岭南,彭泽千载人”作“渊明千载人” ,“气味乃相似”作“风味乃相似”。[23]
    前面揭载的关于《王才元惠梅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诗的“玉山汪氏”所藏真迹的记载亦可以列入这些例子之中。总而言之,这里所引用的文本都包含有与现行任渊注本(以及《内集》)所收诗的本文相异的字句(《再次韵四首》、《往岁过广陵……》等除本文的异文之外,诗题的异文、跋文之类亦有所引用)[24]
    从以上所举的《年谱》中关于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的记载中所能够看到的,就是尽力保存黄庭坚诗的文本所有的多样性和力求将其流传后世的姿态。这样的姿态通过宋代诗文集的整理、注释是或多或少地能够体现出来的。而黄㽦《年谱》在彻底实践这一编纂态度上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著作。
    三、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与黄《山谷年谱》
    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是对李彤编《外集》卷1至7所收诗所做的注释(《外集》卷11至14所收诗 除外)。当初是十四卷,史容其后将其改编为十七卷。十四卷本继承了《外集》的古体、近体的分体形式,而十七卷本则是纯粹的编年形式。本稿以十七卷本为探讨对象[25]。史容《外集诗注》为黄㽦《山谷年谱》之后所编,吸收了《年谱》众多的成果。前节中主要对从任渊注本到《年谱》的继承关系做了检讨,本节则将尝试对从《年谱》到史容注本的继承关系做检讨。以下所引用的史容注没有特别说明时均作题下注。
    史容注本亦和任渊注本一样,是为黄庭坚诗编年而作的倾力之作。《年谱》的成果首先在其编年考证方面被吸收继承。例如,关于《溪上吟》(卷1)的“按黄㽦年谱载赵伯山《中外旧事》云……”、关于《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卷2)的“又按黄氏年谱云…… ”的注记等,以引用《年谱》的形式进行编年考证的例子是很多的。当然,《外集诗注》和《年谱》之间在编年上的异处也是有的(共有十七题左右的诗的编年进行了改定),但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在《年谱》的框架上成立的。其中利用《年谱》所举的黄庭坚的真迹、石刻的例子也是可以看到的。例如,关于《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卷7)的“按山谷石刻《次韵王稚川客舍》题云:‘王谹稚川元丰初调官京师”’、关于《古意赠郑彦能八音歌》(卷15)的“山谷有此诗真迹跋云:‘吾友郑彦能今可为县令师也……元祐元年壬寅黄庭坚题”’的注记,分别是将《年谱》卷l 1以及卷20所引用的真迹、石刻作为编年考证的数据进行利用的内容[26]
    史容注本在编年考证上的成就固然很重要,而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其对黄庭坚诗的文本在文献学上的探讨,尤其是在真迹、石刻的利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从《年谱》到史容注本的继承关系。正如别稿中列举的一部分例子所说明的那样,史容注本中以吸收《年谱》记载的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的形式对黄庭坚诗文本的异同做检讨的注记是不少的。如《思亲汝州作》(《外集诗注》卷1)的史容注云:“按黄氏《年谱》载,玉山汪氏有山谷此诗真迹题云:‘戊申九月到汝州,时镇相富郑公。’……而首句与集中不同,云:‘风力霜威侵短衣。’”[27]此外《太平州作二首》(卷17)的史容注云:“黄㽦有家藏山谷真迹,前一首题云:‘戏作观舞绝句,奉呈功甫兄。’‘片片梨花雨’作‘细点梨花雨’。”呈示了以真迹为基础的诗题以及本文的异文,分别转载了属于《年谱》卷2以及卷29中该诗条所举的文本。以上二例明示了参照《年谱》的做法,史容注本中不经明示而引用《年谱》所举真迹、石刻文本的例子也有很多。以下就不厌其烦列举其例。题下附史容注本和《年谱》的相应卷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史容直呼黄庭坚“山谷”(任渊、史季温亦直呼“山谷”),而黄㽦称其为“先生”,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史容注本和《年谱》的记载之间存在部分字句的差异,因其不影响文意,除却其中的一部分外,不作特别注记。
    《乞猫》(《外集诗注》卷7,《年谱》卷10):
    山谷手书此诗,题云:“从随主簿乞猫。”
    《题落星寺四首》(卷8,卷12):
    山谷真迹,前二首题云:“题落星寺。”第三首题云:“题落星寺岚漪轩。”第四首题云:“往与道纯醉卧岚漪轩,夜半取烛题壁间。”又有蜀本石刻,前一首题云:“落星寺僧请题诗。”而首句作:“游空天众有霣坠。”又“昼吟”作“昼倚” ,“江撼床”作“波撼床”,“蜜房”作“蜂房”,“牖户”作“户牖”,“青云梯几级”作“虚空更几级”,“瘦藤”作“一藤”。而第四首石刻题作:“醉书落星寺壁,时与刘道纯同饮,二僧在焉。 ”
    《玉京轩》(卷9,卷12):
    山谷有真迹跋语云:“将旦起坐,复得长句,匆匆就竹舆,不暇写。岁行一周,道纯已凋落,为之陨涕。故书遗超上人,可刻石于吾二人醉处……元祐六年大寒,黄庭坚书。”
    《发赣上寄余洪范》(卷9,卷13):
    山谷真迹第三联却作:“红衣传酒倾诸客,清夜中谈夸九州岛。”又有题名云:“王诚之、柳诚甫、周道甫、魏伯殊、余洪范、徐适道、徐致虚、马固道、东禅惠老。”及诗一首:“惠老有才气,往来三十年……”
    《次韵郭明叔长歌》(卷14,卷17):
    案山谷真迹云:“谨次韵上答知县奉议惠赐长歌,邑子黄庭坚再拜上。”其间不同者:“何如高阳郦生醉落魄”作“都不如”;“蚓食而蝎跧”,“蝎跧”作“蜗跧”;“自可老斲轮”作“自奇老斲轮”;“公直起”作“公且起”;“黄花零落”作“零乱”。此帖见藏泉江刘荐家。[28]
    《平原宴坐二首》(卷14,卷7):
    按蜀中刻山谷真迹,题作:“平原郡斋。”而诗句小异,云:“平生浪学不知株,江北江南去荷锄。窗风文字翻叶叶,犹似劝人勤读书。”“成巢不处避岁鹊,得巢不安呼妇鸠。金钱满地无人费,一斛明珠薏苡秋。”[29]
    《老杜浣花溪图引》(卷16,卷23):
    按《金陵续帖》,山谷有草书此诗,其间多不同。如“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作“浣花溪边筑茅屋,百花潭底濯冠缨”,“空蟠”作“独蟠”,“探道”作“谭道”,“且眼前”作“但眼前”,“乐易”作“乐逸”,“园翁”作“田翁” ,“皆去”作“皆出” ,“酒船”作“江楼” ,“无主看”作“烂漫列”,“解鞍脱”作“干戈解” ,“不用”作“不愿”,“平安报”作“平安信”,“铺墙”作“铺壁”,“常使”作“长使”,“千古无”作“古今无”。[30]
    《题大云仓达观台二首》(卷17,卷26):
    按山谷有手书石刻跋云:“永利禅寺东偏,遵微径,攀古松,登高丘,四达而所瞻皆数百里间。其地主日戴器之,因名日达观台…… 崇宁元年五月朔,黄庭坚书。”
    这些都呈示了诗的本文和诗题所存在的文字异同,并且补充了与此相关联的跋文、题名等。此外,史容对《谢送宣城笔》(卷16)一诗注释中引用“草书”的跋文叙述到“山谷草书此诗,又跋云……”,这和《年谱》卷24中该注释引用《成都续帖》所说的“按《成都续帖》中有先生手写此诗,题云《谢陈正字送宣城诸葛笔》,跋云……”之跋文是相同的[31]。另外,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史容注本题为“次韵郭明叔长歌”之作,黄庭坚的亲笔原稿题为“谨次韵上答知县奉议惠赐长歌,邑子黄庭坚再拜上”。实际上此诗在赠送郭知章(字明叔)之时,极有可能使用的是这种敬语诗题。像这样在编纂集本的过程中,这种与作诗现场密切关联的文字表现被删除,整理为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的例子是具有一定深意的。
    以上,对从《年谱》到史容注本的继承关系做了分析。史容注本是在继承《年谱》的同时又具有自身延展性的著作。其与《年谱》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以下就从这一角度来检讨两者的关系。首先来看为《年谱》所参照而史容注本没有参照的黄庭坚的真迹、石刻的例子。《年谱》中可以看到下面的例子。题下附注《年谱》及史容注本的所收卷数。
    《仓后酒正厅,昔唐林夫谪官所作。十一月己卯,余纳秋租,隔墙芙蓉盛开》(《年谱》卷14,《外集诗注》卷11):
    先生有真迹题云:“太和仓后酒正厅,昔唐林夫谪官所作。十一月己卯,余来受秋租,隔墙木芙蓉盛开。”
    《题子瞻书诗后六言》(卷23,卷16):
    先生有此诗真迹题云:“题东坡先生自书诗卷尾。”
    《次韵答少章闻雁听鸡二首》(卷25,卷17):
    先生有此诗真迹题云:“同陈无己和答秦少章闻雁听鸡二绝句。”
    此以真迹为依据列举了诗题文字的异同。而这些有关文字异同的记载在史容注本中是没有的[32]。这只是单纯的失误还是因为另有原因而作的处理,今人不得而知,但这可以看作是体现史容注本和《年谱》差异的例子的一部分。这些所举例子可以说并非举足轻重,而下面所要提示的三个诗例中所见的差异包含了值得注目的因素。
    首先来看《同韵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忆二首》。《年谱》卷13的有关记载中以真迹稿本为依据列举了诗的本文:“先生有此诗真迹稿本,首篇云:‘革囊南渡传诗句,兄弟相思意象真。九日黄花倾寿酒,几回青眼望车尘。早为学问文章误,老作东西南北人。安得田园可温饱,长抛簪绂裹头巾。’后篇与集中,但‘邻田’作‘田邻’耳。”有关此诗,《外集诗注》卷9注中亦以真迹为依据叙述道:“山谷有此诗草本真迹云:‘万里云里孤飞雁,只听㷌声不见身。却把黄花同怅望,寄伝诗句更清新。’末句‘奉观㷌制白纶巾’,傍注‘改’。今本‘南北’作‘南渡’,‘兄弟’作‘摹写’,‘老作’改‘晚作’。次篇‘田邻’作‘邻田’。”《年谱》所举的真迹与现行《外集诗注》卷9(以及《外集》卷7)所收本文基本上属于同一文本(但是,在史容注本以及《外集》中“兄弟”作“摹写”,“车尘”作“归尘”,“老作”作“晚作”)。与此相对,史容注本所举的真迹是与此有较大文字差异的文本。由此可知,史容所见的真迹与黄㽦所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关于《送徐隐父宰余干》一诗,《年谱》卷14中这样提到:“先生有此诗真迹稿本云:‘地方百里身南面,翻手冰霜覆手炎。赘壻得牛庭少讼,长公斋马吏争廉。邑中丞掾阴桃李,案上文书略米盐……’‘天上麒麟来下瑞,江南橘柚问生贤……半世功名初墨绶,同兄文字敌青钱。割鸡不合庖丁手,家传风流在著鞭。”’而《外集诗注》卷1 1的注是这样叙述的:“山谷真迹稿本,‘地方百里古诸侯,嘲笑阴晴民具瞻’。‘寒霜’改‘冰霜’,又改‘冷霜’。‘皆廉’改‘争廉’。第五句‘樽前桃李亲朋友’,注云‘改此’。次篇‘瑞世’改‘下瑞’,‘同生’改‘同兄’。”《年谱》所举真迹与现行《外集诗注》卷11(以及《外集》卷6)所收本文基本上属于同一文本(然而史容注本中“冰霜”作“冷霜”,“长公”作“长官”,“敌”作“直”,“在”作“更”。《外集》中除却“敌”字是照样使用以外,其他与史容注本同)。与上面的诗例相同,此处史容注所举的真迹亦为别的文本。
    最后,关于《寄忠玉提刑》一诗,《年谱》卷26中这样叙述道:“先生有真迹稿本题云‘赠送忠玉提刑朝奉’:‘市骨蕲千里,量珠买娉婷。驽骀骖逸驾,西子泣深屏。吾人材高秀,胸次别渭泾。严能喜剧部,持节按祥刑。萑蒲稍衰息,郡县或空囹。读书头欲白,见士眼终青。今时斧斤地,虚次待凳硎。早晚太微禁,占来有使星。”’而在《外集诗注》卷17中的注释内容是这样的:“山谷有真迹稿本,题云:‘赠送忠玉提刑朝奉。’‘市骨蕲千里’作‘市骨收驵骏’,‘别渭泾’作‘有渭泾’,‘喜剧部’作‘宜剧部’,‘稍衰息’作‘颇衰息’,‘眼终青’作‘眼自青’,‘紫微禁’作‘太微垣’。”《年谱》所引真迹与现行《外集诗注》卷17(以及《外集》卷4)所收本文基本上属于同一文本(然而史容注本以及《外集》中“骖”作“参”,“欲”作“愈”,“斧斤”作“斤斧”,“太微”作“紫微”)。有关此诗,史容注本所举的真迹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文本(但是,在《赠送忠玉提刑朝奉》诗题上,与黄㽦所举真迹是相同的)。以上所举三例都是史容参照新发掘的《年谱》没有参照过的黄庭坚诗的真迹的内容。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样的情况在下面的例子里也是可以看到的。
    《薄薄酒二章》(《外集诗注》卷5,《年谱》卷8)其一“小者谴诃大戮辱”句下注:
    山谷写本作“谴何”,俗本误耳。
    《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卷6,卷10)“晁子为之梁父吟”句下注:
    尝见山谷写此诗,且跋云:“陈寿叙:武侯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寺》(卷12,卷15)后注:
    碑本“荄”字韵下有两句云:“莲子委箭镞,葵花仄金杯。”
    《松下渊明》(卷16,卷23):
    画本今藏眉山陈氏,与板本小异,今录于此:“南渡诚草草,长沙济艰难……客来欲开说,觞至不得言。”[33]
    这些都是《年谱》里所没有的记载,是史容引用自己独自发掘的真迹、石刻文本的例子[34]
    以上,针对《外集》中所收的黄庭坚诗,考察了黄㽦《年谱》对其真迹、石刻的利用,以及史容注本以积极地吸收其成果的形式在对黄庭坚诗的校勘和异文的采录上倾注精力的情况[35]。在真迹、石刻的利用这一点上,史容注本基本上是建立在《年谱》的框架之上的。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确认出史容注本的独自的发展[36]。关于《外集》所收黄庭坚诗,《年谱》卷1中是这样言及的:“先生平生得意之作及手写者多在《外集》。”依此,黄庭坚亲笔原稿传世的作品在《外集》中应该是收集了很多的。本节中所论述的黄备、史容对黄庭坚诗所作的文献学上的探讨,应该说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遗存文献的支持而得以成功的吧。
    此外,《年谱》的编纂者黄备同时也是《黄文纂异》的作者。此著作已经散佚,对于它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别集类三有“豫先生别集集二十卷黄文纂异一卷”的记载,对此赵希弁做了“右豫先生别集,乃前集、外集之未载者。淳熙壬寅先生诸孙㽦所编也”的解说。由此可以推测,《黄文纂异》是记录关于附于黄㽦所编《别集》的黄庭坚诗文(包含《内集》、《外集》所收的作品)校勘成果的书籍[37]。史容注本中多处引用了被认为是《黄文纂异》的内容,其对于黄备整理、注释黄庭坚诗的成果的继承值得注目。以下,就列举一些史容注以引用本书的形式对诗题、本文的文本异同做出注记的例子。
    《还家呈伯氏》(《外集诗注》卷1)“四时驱逼少须臾,两鬓飘零成老丑”句下注:
    《纂异》蜀本作:“四时略无一日闲、两鬓已落年少后。”
    《还家呈伯氏》(卷1)“斑衣奉亲伯与依,四方上下相依从”句下注:
    《纂异》蜀本下句作:“绝胜已致三千钟。”
    《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卷3):
    《纂异》眉州本及黄氏本:“一梦江南据马鞍,梦中投宿夜阑干。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38]
    《和师厚接花》(卷3)“妙手从心得,接花如有神。根株穰下土,颜色洛阳春”句下注:
    《纂异》蜀本前四句作:“妙得花三昧,谁明幻与真。家风穰下土,笑面洛阳春。”
    《同苏子平李德叟登擢秀阁》(卷8)“松竹二桥宅,雪云三祖山”句下注:
    《纂异》一本作:“暮雨二桥宅,孤云三祖山。”
    《玉京轩》(卷9):
    按《纂异》蜀本云:“苍山其下白玉京,广成安期来访道……野僧云卧对开轩,炉香霏霏日果果。稻田衲子非黄冠,一钵安巢若飞鸟。莫见仙人乞玉泉,问取紫霄耶舍老。”[39]
    《三月乙巳来赋盐万岁乡,且搜猕匿赋之家,晏饭此舍,遂留宿。是日大风,自采菊苗荐汤饼二首》(卷10):
    《纂异》别本“汤饼”下有“红药盛开”四字,“二首”作“三首”。第三首云:“春风一曲花十八,拚得百醉玉东西。露叶烟枝见红叶,犹似舞余和汗蹄。”
    《黄几复自海上寄惠金液三十两,且日此有德之士宜享,将以排荡阴邪守卫真火,幸不以凡物畜之,戏答》(卷11)“只恐无名帝藉中”句下注:
    《纂异》本作“党籍”,蜀本作“常籍”,旧本作“掌籍”,皆误。
    《从时中乞蒲团》(卷12)
    《纂异》蜀本作“谢时中送蒲团”,云:“织蒲投我最宜寒,政欲阴风雪作团。方竹火炉趺坐隐,何如矍铄据征鞍。”与今本句多不同。详诗意是谢“送蒲团”,今本题作《从时中乞蒲团》,疑有误。
    《元丰癸亥经行石潭寺,见旧和栖蟾诗,甚可笑。因削柎灭稿,别和一章》(卷13):
    按《纂异》一本云:“……梦回身卧竹窗日,院静鸦啼柿叶风。世路侵人头欲白,山僧笑我颊犹红。壁间佳句多丘垄,问讯髑髅聊攓蓬。”题云:“癸卯岁过宿石潭寺,得前朝诗僧栖蟾长句和之。岁行二十一,重来读旧诗,复用其韵。”[40]
    这些例子中有一些引用了几乎可以认为是别的作品的、含有大幅度文字异同的文本。不仅仅限于上面所举的例子,黄庭坚诗中存在大幅度文字异同的作品是很多的。称其为黄诗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此外,关于《纂异》所记载的“蜀本”、“眉州本”、“黄氏本”所指为何至今未详。
    史容注所引用的这些《纂异》的记载在《年谱》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首先需要确认的是,《年谱》中并没有出现《纂异》的书名。其次,关于上面所举例子中的《还家呈伯氏》(《年谱》卷4)、《同苏子平李德叟登擢秀阁》(卷11)、《玉京轩》(卷12)、《黄几复自海上寄惠金液三十两……》(卷14)等作品,在《年谱》中并没有有关文本异同的记载。还有,关于《从时中乞蒲关》(卷15)一诗,《年谱》只作了“蜀本作《谢时中送蒲团》”的说明并没有列举本文的异同[41]。但是,在此之外的作品中,虽然没有使用《纂异》的书名,《年谱》中与史容注本同样的记载也是存在的。例如,关于《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卷5)及《和师厚接花》(卷7)二诗,分别以“蜀集旧本全篇云”、“蜀本前四句云”的形式引用了与史容所引的《纂异》相同的异文[42]。关于《三月乙巳来赋盐万岁乡……》(卷13)一诗,在作了“别本‘汤饼’下有‘红药盛开’四字,且有三首”的叙述以后,引用了与“第三首”相同的异文(史容注本此诗作二首。此点与《年谱》相同)。而关于《元丰癸亥经行石潭寺……》(卷17)一诗,以“旧诗云”的形式引用了相同的异文(但是,没有史容注本所引用的“题云……”记载)。有关《纂异》和《年谱》是如何关联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不过就笔者管见,可以认为,《纂异》的成果为《年谱》发展性地吸收继承了下来。
    四、  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与黄《山谷年谱》
    本节将对史季温注《山谷别集诗注》和黄㽦《山谷年谱》的关联作一简单的叙述。史季温是史容之孙,其模仿史容注本将黄㽦《山谷别集》所收诗作以编年形式进行排列并添加了注释。但是,在收录作品上与《别集》存在着大幅度的出入[43]
    从史季温注本中,亦可以看到其所受黄㽦《年谱》的深刻影响,从利用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这一点上也是一目了然的(以下所引史季温注皆为题下注)。例如,关于《书东坡画郭功父壁上墨竹》(卷下)是这样记载的:“黄㽦《年谱》载家藏山谷此诗真迹,题云:‘次韵东坡先生屏间墨竹。’止此六句。惟‘草木春’作‘草偃风’,‘一綦’作‘一壶’,‘琼房’作‘琳房’。并有功甫跋语云……”这里以真迹为依据记载了字句的异同,同时又补充了郭祥正(字功甫[])的跋文。这是吸收继承了《年谱》卷29的内容。另一方面,史季温注本也存在着许多与《年谱》相异的地方。例如,有关《明叔惠示二颂》(卷下)一诗是这样记载的:“前集载其五,叙州墨妙亭碑刻其二,即此是也。彭山黄氏旧藏山谷墨迹七首并录。”[44]这里叙述了此诗以叙州(今四川省宜宾)的《墨妙亭碑刻》(未详)石本为依据的事实。然而,《年谱》卷26中对此诗只作了“按蜀本石刻真迹有此二篇而集中遗逸,故载于此”的叙述,没有提及“叙州墨妙亭碑刻”(或许黄㽦所说的“蜀本石刻真迹”和史季温所说的“叙州墨妙亭碑刻”石本同属一物。如此,则与《年谱》并无差异)。而下面所要列举的关于《题子瞻墨竹》(卷上)与《年谱》记载的差异是尤为明确的。史季温注中是这样叙述的:“山谷尝有跋云:‘东坡画竹数本,笔墨皆挟风霜,真神仙中人。惜无贺监赏之,但有众人皆欲杀之耳。”’这里列举了包含稍嫌夸张表现的跋文(或恐是亲笔)。对此,有关此诗的《年谱》卷24的记载中没有此跋文内容。可以说这是史季温新发掘采录的文本。
    史季温总共新发掘收集了十五题(三十一首)黄㽦《别集》中未收的黄庭坚诗,添加在《别集诗注》中[45]。《年谱》中没有这些作品的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此点证明了史季温注本是超出《年谱》框架的著作。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别集》漏掉的诗作中有一部分是参照了真迹、石刻文本的事实。例如,有关《别集》未收的《和蒲泰亨四首》(卷下)以及《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卷下)二题,史季温注作了“墨迹今藏于秘撰杨公家”的说明[46]。从中可以一窥史季温以活用新发掘的墨迹数据的形式进行黄庭坚诗辑佚的情况。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史季温注本的尽可能地收集包含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的文本及集本中被遗漏掉的文本的编纂态度。这一姿态从《平原郡斋二首》(卷上)及所附的注记中也可以看出。此诗不为黄㽦《别集》所收,是史季温以真迹为依据新采录的作品。有关此诗,史季温注作了“《外集》有《平原宴坐》诗二首……与此不同”的说明,并列举了《外集诗注》卷14(以及《外集》卷6)所收《平原宴坐二首》(前揭)的本文。因此,史季温注本所收的《平原郡斋》诗是将持有史容注本所收《平原宴坐》诗的异文文本作为本文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史季温注还作了“又按蜀本诗刻有山谷真迹,题云《平原郡斋》”的叙述,指摘黄庭坚的真迹中题为“平原郡斋”而不是“平原宴坐”的事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史季温注本在上面‘平原郡斋’诗之后收录了《题邢敦夫扇》诗(卷上)。正如此诗的注中所说的“与《平原郡斋》诗大同小异”那样,《平原郡斋》和《题邢敦夫扇》二作虽然存在异文,但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作品。也就是说,史容注本的《平原宴坐》,史季温注本的《平原郡斋》和史季温注本的《题邢敦夫扇》是处于持有三个异题的异文关系中的。《题邢敦夫扇》诗实际上是为邢居实(字敦夫)而挥毫扇面所作。而这一题目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诗状况[47]。像这样,黄庭坚的诗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的文本,以包含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诗题而传承的例子是很多的。史季温注本为广泛采录此类文本作出了努力。正如本文至此所分析论述的,这种姿态是与黄㽦、任渊、史容等的著作所共通的。
    以上,主要从对黄庭坚诗的真迹、石刻利用的角度,分析了黄㽦《山谷年谱》和三种黄庭坚诗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48]。据此,可以首先肯定《年谱》与三种黄庭坚诗注所共通的重视真迹、石刻等此类作者的亲笔原稿抑或是相当于此类的文本所具有的多样性,并积极地进行参照、采录的文献学态度。此外,还可以确定,在这样的动向中,《年谱》在继承吸收任渊注本的结构的同时,也起到了为后继的史容注本、史季温注本提供新基础的重要作用。
    黄㽦、任渊、史容、史季温等通过充分利用真迹、石刻等这些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成果,向后世展现传达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风采。这些不单是对黄庭坚诗的校勘极为重要,作为可以一窥在宋代诗的文本是如何制定、接受、传承等具体状况的文本,其本身也是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的。有关这一问题,今后尚需广泛地将宋代诗文集的整理、注释的全体状况纳入视野作进一步的考察。
    [1] 中文稿载于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东华汉学》第8期,2008年12月;日语修订稿载于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研究》第68卷第l号,2009年6月。
    [2] 本稿中《内集》以《四部丛刊初编》本《豫章黄先生文集》为底本,《外集》、《别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谷全书(山谷集)》为底本。
    [3] 三种黄庭坚诗注以《山谷诗集注》(光绪间义宁陈氏景刊覆宋本,台北:艺文印书馆景印,1969年)为底本。但是,根据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以及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进行了部分文字的改动。另外,本稿中对《内集》和《内集诗注》、《外集》和《外集诗注》、《34集》和《别集诗注》的关系不作涉及,关于所收录的诗作的文本并不存在大幅度的字句差异,以下的论述以此为前提。
    [4] 有关《外集》和《内集诗注》的先后,因为《外集》成书时期不明所以很难确定。在此从《内集诗注》卷20中《乞钟乳于曾公衮》诗的目录注引用被认为是《外集》的《豫章后集》的一事中,断定《内集诗注》的最终成立是在《外集》之后。但是,《内集诗注》的初稿被认为是于《外集》之前成立的。
    [5]《山谷年谱》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谷全书(山谷集)》为底本。但是,根据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册所收曹清华校点本做了部分文字的改动。另外,有关黄庭坚的各种诗文集以及《年谱》参照了大野修作《黄庭坚集的刊本》(《鹿儿岛大学文科报告》第19号第1分册,1983年),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笕文生、野村鲇子《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所揭载书籍之《前言》等。
    [6]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别集》中没有记载自跋。此处以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附录《豫章别集跋》(嘉靖本《豫章别集》卷木)为底本。
    [7]《年谱》中整理年序的主要作品对象是诗、赋和楚辞。此外的各种文体基本是列为对象外的。一部分的书简等也仅是作为考证的资料而引用的。
    [8]“蜀本诗集任氏旧注”是指在蜀地刊行的任渊《内集诗注》。任渊、史容、史季温都是蜀地人。当时蜀地是黄庭坚集的整理、刊行的中心地之一,各种黄庭坚集的“蜀本”都有所出版。
    [9] 在宋代诗文集注中,对于以“校勘”为代表的有关诗文文本进行文献学的探讨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笔者已在别稿中进行过论述。
    [10]《成都续帖》未详。或许是指在蜀地刊行的法帖之类。
    [11] 诗题《王才元惠梅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在任渊本中作《出礼部试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种妙绝戏答三首》。真迹所藏者“玉山汪氏”是指汪应辰或其同族。“王才元”指王棫,《王直方诗话》著者王直方(字立之)的父亲。《王直方诗话》亦为任渊注所引,其记事是以真迹为基础之事,通过《年谱》得以证实。另外,任渊注中在引用跋文之后有“宗室赵子湜家有此录本,惜其翰墨不可复见,因附于此”的说明,对《年谱》没有言及的文本作了提及。此处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异之处。
    [12]“张方回家本”是指张渊(字方回,黄庭坚妹婿之孙)所编的集本,是成就任渊注本基础的集本(疑其为编年形式),在任渊注本中被广为言及。所引的《与素君手书》各种黄庭坚集中均未收。像这样,《年谱》采录多数集本未收的书简,仅从文献角度上来看也是重要的著作。
    [13]《叔父幼子晬日》诗即为《别集》卷1以及《别集诗注》卷上所收的《夷仲叔父幼子晬日》(《别集诗注》题为《嗣深尚书弟晬日》)。
    [14] 此处所引墨迹之中“有闻帐中香,疑为熬蜡者,辄复戏用前韵”一节,为《内集诗注》卷3以及《内集》卷l2中所收别的二首的诗题(但存在部分文字的异同)。另外,此处的二首《年谱》中没有关联记载。
    [15]史容《外集诗注》卷15所收《古意赠郑彦能八音歌》诗题下注中对此真迹有所言及。正如本稿第3节中所叙述,史容注本吸收了众多《年谱》的成果,这也是其中之一。
    [16]“蜀本石刻真迹”未详。此处的“蜀本”可以认为是异于任渊注本的别的文本,亦有可能是指在蜀地出版的黄庭坚的法帖之类。
    [17] 现行任渊注本的本文“爪”作“手”,“投筯去未能,窃禄以怀惭”作“甘飡恐腊毒,素食则怀惭”,“虽云多”作“谁不甘”,“免冠绂”作“同袍子”。关于与《内集》的异同也和任渊注本几乎是同样的,但依然有些许差异(有关详细在此割爱不示,以下皆同)。
    [18]任渊注本本文“行舟”作“归舟”,“尚”作“初”,“国是”作“国势”,“南还”作“南迁”,“不图西逐臣”作“谁言两逐臣”,“把”作“怀”。
    [19] 任渊注本本文作“风棂倒影日光寒”。此诗是前面揭载《子瞻去岁春侍立迩英……》诗的续篇。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有“迩英阁,讲讽之所也。阁后有隆儒殿在丛竹中”的记载。
    [20]任渊注本本文作“山鸡照影”。
    [21] 任渊注本本文作“日边”。
    [22] 任渊注本本文“任”作“在”,“更得”作“更待”。其他“鹴”作“鷞”,“臞”作“癯”。另外,诗题作《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王宣义》(但是目录中诗题与《年谱》相同)。
    [23] 任渊注本本文各作“彭泽千载人”、“风味乃相似”。在《年谱》记载中“子瞻谪岭南,彭泽千载人”的部分“子瞻谪岭南”之后疑有文字脱落,或者此五字为衍字。
    [24]此外,虽非真迹之类,《年谱》卷23中所有的有关《题伯时画观鱼僧》诗“按旧本题云:‘伯时作清江游鱼。有老僧映树身观之。’笔法甚妙。予为名日:‘玄沙畏影图。’并题数语云”的内容,是引用了《内集诗注》卷9所没有参照的“旧本”。
    [25]十四卷本《外集诗注》为《四部丛刊续编》所收。作为史容注本的补遗有清朝谢启昆编《山谷诗外集补》四卷,收集了史容注本所排除的《外集》卷11至14的作品。此为后世的著作,本稿不作涉及。
    [26] 但是,此处《年谱》中引用的真迹、石刻,是见于异于史容注本的别的诗注记载。前者即是关于《次韵王稚川客舍二首》(《内集》卷9,《内集诗注》卷1)的记载内容,后者即是关于《送郑彦能宣德知福昌县》(《内集》卷3,《内集诗注》卷3)的记载内容。史容注以转用《年谱》中关于同时期关联而作的别的诗的记载来利用于编年考证。
    [27]真迹的所藏者“玉山汪氏”参照前揭第4页注[3]
    [28] 《年谱》中“邑子黄庭坚”作“邑子宣德郎黄庭坚”,“其间不同者”作“其间与印本有同异处”,提示了与印本之间的异同。真迹的所藏者“泉江刘荐”未详。
    [29] 此处所引真迹是《别集诗注》卷上题为《平原郡斋》诗的本文,参照本稿第4节。有关此诗两者之间的系年不同,史氏作元丰七年,黄氏作元丰元年。
    [30]《金陵续帖》未详。疑为于金陵刊行的法帖之类。史容注本于此诗之前收《松下渊明》诗。此《松下渊明》诗为《内集诗注》卷9中题为《题伯时画松下渊明》的诗(《内集》卷3题为《题松下渊明》),第三四句下注有“蜀中旧本元作‘平生梦管葛,采菊见南山’”。此任渊注作为“蜀中旧本”所引的文本在《年谱》以及史容注本的有关《松下渊明》诗的注记中以“蜀本石刻真迹”的文本而被引用(稍有文字异同)。
    [31] 此外,史容注本以吸取《年谱》记载的形式添加有关文字异同的注记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例如《次韵外舅喜王正仲三丈奉诏相南兵回至襄阳舍驿马就舟见过三首》(卷2)其一之“别来悲叹事无穷”句下注中有“《垂虹诗话》云:‘别来悲叹事无穷。’张孝先光祖云,曾见亲札作‘歡’字。政如山谷改杜诗‘少年合开万卷余’,不可拘平侧也”的叙述,以引用《垂虹诗话》的形式对黄庭坚的真迹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字的异同,特别是此处所指摘的是涉及到平仄规则异同的内容。这是吸收了《年谱》卷7记载的内容(据周煇《清波杂志》卷8的记载,《垂虹诗话》是其堂叔周郔之撰,《年谱》中亦可见其他的引用例)。此外,不一定是以真迹、石刻为基础的内容,如《次韵李士雄子飞独游西园折牡丹忆弟子奇二首》(卷l6)、《八音歌赠晁尧民》(卷6)的二首,分别以参照“旧本” 、“别本”的叙述记录了文字的异同。有关这些《年谱》卷23以及卷9中有同样的记载。
    [32] 此外,《年谱》卷8中关于《薄薄酒二章》诗的记载例举了石刻跋文,而这在《外集诗注》卷5所收该诗的注记中是看不到的。
    [33] 此处所引“画本”的文本是《内集诗注》卷9所收题为《题伯时画松下渊明》诗的异文文本。参照前揭第32页注[3].所谓“画本”就是题有黄庭坚诗的李公麟(字伯时)的画。其所藏者“眉山陈氏”未详。
    [34] 此处所举例之外,《外集诗注》卷14之《同刘景文游郭氏西园因留宿》诗后注中,列举了《外集》未收的《和蒲泰亨四首》(《别集诗注》卷下)以及《奉谢泰享送酒》(同上)的本文并叙述到“此诗真本尚存,而《遗文》不载,因附见于此”(《遗文》未详)。而《年谱》卷21中该当此处没有类似于此的记载。
    [35] 史容注本对黄庭坚诗校勘所作的努力,以《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卷7)其一之“不觉胡雏心暗动”句下注中所作的“一作‘付与山河买忠义’”的说明为代表,总共九题的诗中所附有的“一作……”、“一本云……”这样的有关字句异同的注记中也可以看出来的。
    [36] 史容注本正如《己未过太湖僧寺得宗汝为书寄山蓣白酒长韵寄答》(卷11)第84句下注“李建中《题杨凝式大字壁后》云……山谷喜书此诗”、《再次韵答吉老二首》(卷13)其1第4句下注“《传灯录》传大士颂云……山谷屡写此颂”那样,不仅是黄庭坚的书写自作的墨迹,对其书写他人著作的墨迹也表示了关心。
    [37]《郡斋读书附志》的解题并没有明言《黄文纂异》属于黄㽦之撰。因此,也许应该遵从王岚注(第2页注[4])揭书所作的“编者姓氏不详”。此处遵从周裕锴《黄庭坚家世考》(《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等所作的黄㽦撰的结论。可以认为《郡斋读书附志》的记载中也包含有这样的结论。
    [38] 现行史容注本的本文中《纂异》所引文本的第一二句作:“县北县南何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第五六句作:“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
    [39] 史容注本本文中《纂异》所引文本的“苍山……”二句作:“苍山其下白玉京,五城十二楼,郁仪结邻常采杲。”“野僧……”以下六句作:“野僧云卧对开轩,一钵安巢若飞鸟。北风卷沙过夜窗,枕底鲸波撼蓬岛。个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闲自难老。”
    [40] 史容注本的本文中《纂异》所引文本的“梦回……”以下六句作:“空余祗夜数行墨,不见伽梨一臂风。俗眼只如当日白,我颜非复向来红。浮生不作游丝上,即在尘沙逐转蓬。”
    [41] 史容注本将《从时中乞蒲团》诗作一首来看,而将《纂异》所引“蜀本”的文本作为异文进行了列举。对此,《年谱》将其作二首来看,并对《纂异》所引的文本属于《外集》卷14所收同题诗的后篇一事做了指摘。此后篇未为史容注本所收(《山谷诗外集补》卷4所收)。
    [42]关于《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诗,《年谱》卷5在列举了《纂异》所举的文本之后又作了“今《豫章集》前六句皆不同耳”的叙述。由此黄㽦所见《豫章集》即《外集》中,似乎前六句皆与《纂异》所引文本不同,而此处的第三四句与现行的《外集》卷6以及史容注本与《纂异》所引的文本相同。
    [43] 作为史季温注本的补遗有谢启昆编《山谷诗别集补》一卷,本稿不作涉及。
    [44] 所谓“前集”或许是指《内集》。“其五”就是指在第2节中所举的《内集》卷6以及《内集诗注》卷12所收的《次韵杨明叔四首》和《再次韵》诗的总共五首作品。“七首”就是指次韵的五首和这里的二首。墨迹所藏者“彭山黄氏”未详。
    [45] 但是,十五题之中《濂溪诗》一首,《内集》卷1作为楚辞所收(《内集诗注》未收)。
    [46] 墨迹所藏者“秘撰杨公”未详。或指杨万里也未可知。
    [47] 正如从至此所举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黄庭坚的诗存在着为数极多的异文。这可以说是与黄庭坚擅长书法而相关联的。可以想见为了响应索字的要求而挥毫自己诗作的机会是很多的。文人在书写自己诗作时,即使是相同的作品在书写时也有有意改变字句之举(此案为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所赐)。黄庭坚诗的异文因此而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从此意义上《题邢敦夫扇》诗的例子是很有深意的。此外,有关黄庭坚书写自己和他人诗作一事,参照莫砺锋《黄庭坚“换骨夺胎”辨》(同氏《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48]关于诗以外的作品,有关赋、楚辞的真迹、石刻文本的例子在《年谱》中亦可以看到。例如《年谱》卷2中列举了《木之彬彬》(《内集》卷1)、《听履霜操》(《外集》卷11)、《邹操》(《外集》卷11)等楚辞,卷12中列举了《休亭赋》(《内集》卷1)的“初本”即初稿原稿的文本,卷24还列举了《寄老庵赋》(《内集》卷1)的真迹跋文,卷27列举了《苦笋赋》(《内集》卷1)的石刻跋文。
    作者简介:浅见洋二,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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