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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结构与思想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英译者之一）：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子弹库帛书，但我对李零这几十年甚至半辈子以上的时间，对子弹库帛书花的大工夫，还是比较熟悉。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 我其实也在很小的规模上参与过这个工作。去年，我把李零大作的第一部，翻译成了英语，现在期待着英语的版本能够早日出版。出版后，我希望全世界的学术界能够逐渐明白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而且能够重视它对于中国文化和考古的重大价值。我现在一直在想，子弹库帛书在美国藏了70多年，在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的观众也几乎没有看到过它，而且美国学术界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懂得、更不要说处理这方面的材料。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希望，希望子弹库帛书能够尽早回到中国。最好，美方现在的所有者能够送给中国，不要卖给中国。文物不是能用钱买卖的。 夏德安（Donald Harper，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英译者之一）：《子弹库帛书》的出版，是一个在学术界、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上都极为重要的事件。 我第一次接触楚帛书是在2007年。2011年经来国龙教授牵线，与柯强的家人取得联系。2012年，柯强孙女将所有的文件捐献给芝加哥图书馆。直到2014年，还一直有关于子弹库帛书的新资料出现。从2014年到现在，则没有更多的新资料出现。 苏芳淑（Jenny F. So，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楚帛书残片揭剥工作推动者之一）：我感到后悔的是，2001年，我离开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此后就没能继续支持和促进李零的研究。希望技术继续进步，让李零，也让我们终能看到，这些折叠的帛书里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有幸见证这一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历史性时刻。我和李零的友谊是同他的子弹库帛书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我都是在1990年来到史密森学会的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第一次见到了楚帛书。三年后，也即1993年，他离开华盛顿之际，我协助他把楚帛书研究报告翻译成了英语。25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当年他在报告里的话是当真的，在楚帛书研究这件事情上，他说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今天，马真的活了！ 我希望李零那么殚精竭虑、努力澄清这段发现、流转的历史，强调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最终会带来另一个奇迹——这件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无价之宝的回归。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刚才李零说，他是最早来博物馆见楚帛书的两个人之一。而我就是那之后找李零玩的人，顺便见到了楚帛书，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东西太难整理了。那时候李零拿一张纸，反复揣摩叠的方式，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叠好。 和李零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是1980年代初，我们聊这聊那，聊改革，聊文学，都是一起关心的，所以他怎么“偷偷”写出这么一个东西，是让我们大家非常吃惊的事情。1980年代初，他曾经非常严肃认真地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谈理念。他涉足的领域很广，后来做的那些，一样是他开展系统研究的方式。 过去我们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只挑实际的东西，是李零让那些东西活起来——他带了风气，研究思想史。那些东西活起来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像中国古代宇宙模式，这些都是思想史里面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来读《山海经》的时候，会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山海经》所要展现的世界，全部它所理解的世界。这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推动。 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零的研究非常重视的，不单是流转情况，还有出土情况。他对几次原始的记录，包括1973年的，都做了研究。我觉得试图把一件不是考古发掘的东西，尽量恢复到环境里面去，是非常必要的。 总的来讲，对楚帛书这样很具体的一个文字资料，虽然有持续不断的30年的研究，但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们做学问，应该是不断自我提升、更新，不断自我否定。看看李零这部书的研究过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不断的自我否定，说明他也有他的一个过程。 通过楚帛书做学术研究，对年轻人特别有好处，因为这项研究完全是典范，并且能培养在学术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态度。 徐天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零老师虽然不做考古，但是他对材料的重视、对细节的在意恰是我们考古人所缺的。书里专门有一节，讲注录应该怎么来做。我们是编考古报告的，看完以后都很惭愧。他讲的是缣帛古书的注录，并且提了很多很具体的建议。好的考古报告，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提供客观、详实、准确的信息。尽管我们现在报告越来越大，似乎跟原来比进步已经很大了，但是按李老师的要求，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细节还远远不够。 像这次这本书里面，帛书流转的过程，看上去跟帛书研究本身关联性并不大，按过去传统的方法看，我只考虑帛书就好。但是恰恰整个过程，也是学术研究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跟我们看考古报告，不同历史时期的报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样。如果我们对时代大背景不了解，我们看报告的时候，体会也不深。所以大的时代背景，应该构成我们学术研究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我想说的是，什么人的墓里面放什么样的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放这些东西跟墓主人的知识背景、个人追求和兴趣点，包括家庭背景等等，有没有关系？可惜的是，考古学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无从下手，有时候甚至就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器物的组合、器物分期分类这些东西，但是考古学挖出来的都是“哑巴”材料，需要多少考古材料，才能提炼出一幅帛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呢？如果没有帛画，没有文书类材料的出土，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了解，是要差很多的。 李老师对考古学多有鼓励也多有批评，说考古学是一门显学、是贡献很大的学科，但问题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做，和别的学科不来往。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哑巴”的材料和文字的材料融通，让哑巴材料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沈建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1992年8月在长沙开了马王堆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期间，我看到李零整天咯吱窝里夹了一本书，是关于长沙子弹库发掘的调查报告。我后来也听说他专门到上海去寻找蔡季襄居住的酒店和联络的地址，做了一番调查，甚至从酒店到哪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他都在计算。他通过种种现象和背景，尽可能地还原帛书出土以后的真实面貌。 从往来的信件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执着和严谨。这本书，在我眼里，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子弹库学术史，前前后后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无疑给当下浮躁的学术界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李零教授在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经费的情况下，用自己个人的努力，完成了如此大的重点项目，恐怕在当今学术界，绝无仅有，很值得我们反思：真正的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 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楚帛书有关。2001年我得到史密森学会的奖学金，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老馆长罗覃博士带我看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楚帛书。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柯强去世后还留有一部分手稿等材料在家人手中，就马上告诉了李零先生和夏德安先生。 楚帛书的研究当然是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从李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是从研究银雀山孙子兵法起家，到古文字、金文研究，再到楚国青铜器的研究（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在硕士论文之外的一项大的工作，就是楚帛书的研究；由楚帛书的研究而进入中国早期数术的研究。所以李先生在很多年以后，又回过来，再把这个研究做完，也是他自己的心愿，圆满地回到起点。 在楚帛书研究的学术史上，从蔡季襄开始，商承祚、陈梦家、李学勤、严一萍、金恒祥、饶宗颐、曾宪通等，差不多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对楚帛书下过工夫。李先生的研究做得比较早，在1980年就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的稿子写好了，但这个书压了五六年，到198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订补。所以在楚帛书研究领域，今天的这部书是一个集大成者，是很重要的总结。 在这部书里，李先生对楚帛书的内容、形式、发现过程、收藏史等方方面面做了穷尽式的研究，唯一的遗憾是对12个人神杂糅的图象还没有很好的处理。以前林巳奈夫、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有所讨论。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将来更上层楼做准备。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我主要是做汉唐墓葬，有一次我女儿给我布置一个作业，说爸爸你研究古墓，给你推荐本书必须看：《盗墓笔记》。看第一页里面就跳出来——盗了一座墓在南方。好像就是楚墓，我心里一紧。为什么通俗小说会把楚帛书作为第一页开头呢？可能也不是完全无缘无故的，这种流行文化，跟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家对古代东西的好奇心。好奇心向严肃的方向发展就是学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盗墓笔记》，都值得研究。我想从这点谈起。 刚才在翻这个书，还有一个感受。如果墓葬是研究死人的历史，那李老师还研究活人的历史。流转史很难归类。学科 分类发展到今天，隔绝得很厉害，大家在一块儿工作，却觉得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但是李老师在一部书里面呈现的历史，非常耐人寻味。 在战国时期，很多变化都在发生，这是极大的转身，但对最早的这些绘画性的东西的研究完全不够。李先生自己很关心这个问题，所谓画像知识，考古材料一出，就得到一个印证。 传统艺术史的写作其实缺少背后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大的背景。这些年大家在做转向，转向相应地给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做支持。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共性，刚才国龙提出批评，说图象在里面没有展开，我想将来人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由大家的发言，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李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把中国思想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块，人们日常的知识这样一个大领域给复原了。这是艺术史非常重视的大的板块。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好多都是通过图象形式表达出来，文字也是一种图象。这是我作为一个外行和普通读者的感受。 王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刚才来国龙提到图象问题，这也是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战国晚期和汉初的帛书帛画，尽管杂乱，但让我们知道，在印刷出版之前图书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分五种：以图为主，以文字为主，图文并重的，图文都有、以文字重的，图文都有、以图重的。帛书肯定是属于图文都有，但是图文并重类的。 可是我们古代图书中的图，好多都丢了。《山海经》也只剩下文字部分。在时间进程里，肯定有些文化因素是被过滤掉的，过滤掉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被过滤，某个基础性的因素是怎样被过滤的？图象和文字这两种文化符号在发展过程里，释读的范围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帛画为例，包括马王堆帛画，每一个人都有作为现代人的自己的认识。我们如果把文字部分都剔掉，光剩下画，几乎没法理解。牛郎织女也是，如果光剩下画，没有文献来导引的话，谁也看不出两个像是牛郎织女。 我觉得如果我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探讨的就是，文化符号的灌输是靠什么，是靠教育、靠集体活动，还是其他？对文字或图象的大型识别，一直都在延续。 罗斌（Robin McNeal，康乃尔大学东亚系教授）：我们做过李零学生的人都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出去考察、到他家里看书，但他的学问不一定学得来。因为这些还不是最关键。李零的研究方法就是他喜欢，他特别喜欢做研究、考察问题。你要像他这么爱学习，那你出书什么也会慢慢变快。 我们今天说方法说得多，内容说得少。我希望这个书出来以后，大家能多注意四时的概念，我们往往将之归为阴阳五行。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涉及的一个是空间问题，一个是时间问题，正好子弹库帛书是把空间和时间放在一块儿。也就是，整个宇宙都在这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