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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新著《子弹库帛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子弹库帛书，通常称“楚帛书”（Chu Silk Manuscript），1942年自长沙子弹库盗掘出土，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也是现已发现唯一的战国帛书，中国最早的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除个别残片外，楚帛书均已流失海外，现存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新发掘此墓，出土“人物御龙帛画”，是目前仅见的两幅战国帛画之一。 《子弹库帛书》一书详述了子弹库楚墓的盗掘和发掘、文物情况、帛书流转美国的过程，以及帛书收藏者赛克勒博士未能实现的归还帛书的遗愿等等；并收录帛书彩色图版、释文、摹本、文字编及文献目录等。 基于子弹库帛书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李零先生的前沿研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会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物出版社，于8月2日在北大静园二院召开《子弹库帛书》出版学术座谈会。《文汇学人》在此刊发座谈纪要。 科学考古发掘的一段前史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这个故事，跟我们考古学史有很大关系。大家都知道，1950年代夏鼐先生他们在长沙进行发掘，也接触到当地很多事情。可以说，全世界考古史都碰到过这个问题——在我们科学的考古发掘之前，都有一段前史，也就是一段盗墓史、盗卖史。本来，这段历史好像已经比较遥远，但是由于现在盗掘猖獗，好像我们又回去了，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意义。 在原来长沙城墙的城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历史地点。蔡季襄经常在城南这一片喝茶、会朋友。湖南省博物馆的同事也带着我们，走了这一圈。 《子弹库帛书》的出土地点是在城的右下角，出帛画的地方在它上面。过去长沙很有名的就是盗墓，有几张在1972—1974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拍摄的老照片，我们从中可以大概想象，1942年盗掘楚帛书的，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一批人。这批“土夫子”当时可能也都是20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几岁。而且他们当时盗墓是跟长沙在抗日战争中成为重要战场有关，也就是利用四次长沙会战——在第三和第四次会战之间，有一段较长的空歇，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进行盗墓。当时长沙也正好在修环城的公路，所以好多人说他们是在收集古书，其实他们是在挖文物。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首先我们要提到四个人：任全生、漆效忠、李光远、胡德兴。这四人不但参加了子弹库发掘，而且参加了马王堆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全部的发掘。1970年代初的子弹库发掘就是为马王堆发掘做实验，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个小组里我们姑且叫组长的任全生先生，我没有见过，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我有幸见到漆效忠先生，当时已经70岁了。李光远我没有见到，生卒年也不太清楚。他们当中最小的是胡德兴。 帛书出土以后，落到蔡季襄的手里。蔡先生收藏过很多文物，都卖掉了。我们知道他卖掉的这些文物里，最有名的三件文物，一件就是楚帛书，第二是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漆木双鹤，第三件有名的文物就是陈家大山帛画。过去我们一说缣帛出土都是西北，最后湖南长沙变成真正的缣帛大城。特别是帛书，只出过两批，一批就是子弹库帛书，一批是马王堆帛书，这两批帛书都是出在长沙，并且子弹库帛书是目前唯一发现的战国帛书。帛画也只有两幅，将来一定还会再出土，我们也期待着。 夏鼐先生在长沙进行发掘的时候，蔡先生的大儿子每天都骑自行车到工地里。他有美术才能，非常时尚，穿最时髦的衣服，骑漂亮的自行车。湖南馆说，你有美术才能，愿不愿意参加考古工作呢？他说我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所以他不参加。后来他去了澳门，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也没有他的消息。 这位大儿子，是蔡先生原配生的。蔡先生一生都非常风流，他的第二个太太是很有名的湘剧演员。几位子女中，蔡美仪到现在还找不到，希望有心人能帮忙找到，跟蔡家联系这个事情。 蔡先生得到楚帛书之前，在上海住了7年。我也去调查了他原来在上海的住所。他当时在这里做买卖，开百货商店，赚了很多钱。他买下了两个小楼，自己住不了，租给别人。结果和房客，一位上海大学的教授，因为房租问题起了冲突，被日本宪兵队抓了。后来他用他的文物疏通一个日本人和法国驻上海的领事，才被放了出来。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在上海待了，赶快逃走，回到长沙。他得到楚帛书是在到长沙以后。 蔡先生回到长沙以后，正好碰上日本人打长沙，他们逃难，结果碰到日本兵要非礼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和大女儿就跳到水塘里自杀了，《晚周缯书考证》这本书就是此事的一个纪念。蔡先生二儿子告诉我说，他逃难过程中始终带着一个铁桶，里面装的就是子弹库帛书，他躲到湘西，在湘西写了这本书。那是1944年，后来卖帛书是1946年的事情。 跟帛书有缘分的有几个美国人。长沙最有名的中学雅礼中学，以前是耶鲁大学在那里办的，所以他们每年会派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过去教书，柯强（John Hadley Cox）就在这里面。那时候所有的外交人员、传教士都要上北京的一个汉语进修学校，就在我们现在的三联书店旁边，柯强也在那里进修过汉语，然后在长沙教书，教到抗日战争爆发。 他在长沙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教书，还在那里搜集文物，有时候甚至睡在墓地，这样能够首先得到文物。当时楚国的文物，对美国古董市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他曾经把这些文物带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办过一个展览，在那儿宣传楚文化，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楚文化的印象。展览中有一批就是瓷器，现在还留在那儿，但是其他的铜器等等，最后都被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被派去做情报工作，所以柯强回到长沙，也在做情报工作。他的情报组织就是今天CIA的前身。在日本还没投降时，他就潜伏在上海的戤司康公寓里，这幢楼现在也是上海的文物保护建筑。 上海是中国古董外流的重要口岸，当时蔡季襄谈帛书买卖的地点就在他下榻的吴宫大酒店。柯强说跟蔡先生借帛书去照相，但照相机少了一个零件，所以没有经过蔡先生允许，就已经请美国的军人把帛书带到台湾。是谁把它带走了呢？这个人我们也很难找，我们只是找到了他美国同学会的照片。这位舒尔特斯（Frederic D. Schultheis），后来为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工作，是将军的助手。楚帛书后来由他带到美国，这样完成一个传递。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知道他原是学汉语的，还教汉语、研究汉学，而且他有个亲戚还是有名的汉学家。他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待到解放军要打南京，在南京待不住了，跑到上海走掉。本来想回美国，因为爆发了朝鲜战争，又把他派到亚洲来。所以是这位先生带走的，说要卖一万块钱，押金只有1000美元。蔡季襄非常不放心，他一直在追这个文物，但是没有回信。蔡季襄还找吴柱存先生来催，也没催回来。 舒尔特斯先生也有一位助手，著名的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他原来是在哈佛大学学艺术史的。 这些情况都是怎么披露出来的呢？是那些要买楚帛书的人调查情况，所以我们很多消息都是从他们那里看到的。帛书在美国每走一步都做了跟踪调查，找到了记录，现在终于所有的链条都完成了。所有这些材料，我们在新出的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 后来楚帛书被卖给了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医生，本来被另外一个人戴润斋拿到，他想私自藏下来。力劝赛克勒医生买这件东西的就是辛格（Paul Singer）医生。我去过辛格医生家里，原来以为他家里面应该跟博物馆似的，但其实是一个公寓。很狭窄的走廊，两边全是文物，他就一个人生活在古董堆里。我跟他采访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说赛克勒医生已经谋划好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落成之际，给你们一个惊喜，把这件文物送给你们。可是我们工作做得太晚了，等博物馆落成的时候，赛克勒已经去世多年了。 赛克勒医生目前还是子弹库帛书的收藏所有人，帛书现在在美国的所有权，《四时令》是属于赛克勒基金会，《五行令》全都在赛克勒博物馆。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罗泰教授，在我们这本书出版以前，又获得这样一个资料。赛克勒医生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的时候，写了一篇悼词，明确表示他想把楚帛书归还中国。外界很难看到，因为是赛克勒在医学界的印刷物上发表的。 赛克勒的文物从纽约搬到华盛顿，建新的赛克勒博物馆的时候，罗覃（Thomas Lawton）馆长要挑文物放到新馆里，他第一个就是要这个东西，但是赛克勒说这件不行，因为这件我是准备送回中国的。这几次机会都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就是他本来要跟中国科学院合作，到中国来办医学杂志。办医学杂志他觉得应该去见院长，也就是郭沫若，准备在见郭沫若的时候把楚帛书归还中国。但是郭沫若的秘书告诉赛克勒，郭现在身体不太好，原来说看他情况再定见面时间，结果一等就去世了。所以他又没有机会送出去。但是这篇文章的结尾仍然说，希望有一天，还是把楚帛书交到合适的人手里，这是他本人说的，还不是别人转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子弹库这个墓在1942年被盗了，但是1970年代为了给打开马王堆做实验而重新打开这个墓，让我们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土了子弹库帛画。出土以后，郭沫若非常兴奋，写了西江月词，文物出版社也印了帛画，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 我去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带我们找这个地方，找了半天。进去以后，又觉得面目全非，认不清墓在哪里。失望之际，有一位老太太，说话是山西口音，我说您是山西人吧，她说对，我是南下的。我说我们找不到子弹库挖掘地点，她说我还记得，就带我们找。找到一片工地，正在盖房子，长着杂草、乱糟糟的，老太太说这就是当年出土的地方。 子弹库帛书其实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我们全世界的学术界。所以这件东西，不管能不能够回到中国，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复原性的工作。复原性的考古报告，不仅可以增进 学术上的了解，而且对我们了解盗墓和考古的关系也有很大帮助。 每天电视都在广告保护动物，“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就发明了一句这样的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盗墓。文物和动物一样值得保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