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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白色恐怖》再现台湾非常年代一家人的伤痕记忆  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增订版 《走出白色恐怖》，这是台湾特殊年代里陷入困厄的一家人走出苦难的记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走出白色恐怖》是学者孙康宜在海外写下的自己一家人在那个非常时期的伤痛记忆。“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孙康宜在本书的序中总结，“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为的是纪念在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 一个家庭的伤痛记忆 孙康宜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专攻古典文学，这样诚恳谦和的学者风范之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 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是天津人，母亲陈玉真是高雄人，两人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相恋，之后回国完婚，孙裕光曾在北大担任讲师。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一家人辗转到台湾后，不想却是厄运的开始。1950年初，孙裕光因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判刑十年，家产尽遭查抄。如他日后所写道：“大祸忽然降临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这年孙康宜六岁。她所记得的是半夜军警突然闯入家中，将父亲用手铐押走的混乱;是母亲走投无路，携带三个年幼的子女逃到高雄乡下避难的惊恐。 以后十年，孙康宜随着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避居台湾南部，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与此同时，父亲先被遣送绿岛，再移回台北监狱。探监成为这个家庭最重要的假日节目。1960年父亲刑满获释时，孙康宜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之后全家迁至美国，展开另一段生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已移居美国的孙康宜才找出真相：保密局逮捕她的父亲孙裕光，是想套出她的大舅陈本江的下落。陈本江是五十年代初期台湾左翼武装根据地鹿窟的领袖之一。孙裕光不合作，被判刑十年。陈本江坐了三年牢，释放后颓唐失意，英年早逝。白色恐怖为两人的生命带来重挫。孙康宜在《走出白色恐怖》留存了这段记忆。 诉说伤痕，思考创伤与救赎 这段经历变成文字，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最初，政治环境的压力让孙康宜没有勇气写下自己的经历。后来一家人定居美国，父亲孙裕光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宁愿以宽恕的心面对过去而对往事保持沉默。直到朋友再三嘱咐说：“你若不赶快写出来，那段记忆就丢失了。”孙康宜才终于把往事写成文字，不让父母和他们那个时代所曾经受的苦难就此湮没，让悲剧伤痕化为历史的见证。《走出白色恐怖》最值得注目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挖掘、哀悼痛苦，更是要说明：哪怕暴力带来的恐怖难以述说，人们也要说出这恐怖的“难以述说性”，以为抗衡。《走出白色恐怖》提供了一次思考暴力与正义、创伤与救赎的例证。 然而，孙康宜不愿意只扮演“吞恨者”言的角色，《走出白色恐怖》不只是见证不义，诉说伤痕，她强调，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强大的救赎力量，她认为这才是“走出”恐怖的关键。 《走出白色恐怖》在种种有关迫害、离散、监禁或死亡的叙事中的亲情表述，尤其是夫妻的恩义之情、家族和手足的呵护之情、人子的孺慕之情，为冰冷的历史注入一股暖流。孙康宜的父亲入狱后，她的母亲不畏旁人眼光，她在乡下开裁衣铺，辛苦挣钱供三个子女求学读书，带领全家坚强生活;她不辞舟车劳顿，一次又一次带着孩子到北部探监。孙康宜的父亲在监狱中历尽痛苦，以致在服刑期间曾经企图自杀。最终他从宗教里找到寄托。 孙康宜更写到家族以及家族以外的人。孙裕光落难后，全仗妻子方面的家人伸出援手。她的老师同学、教会长老、美国友人，甚至萍水相逢的三轮车夫，他们或是见义勇为，或是出于恻隐之心，及时给予帮助，陡然使孙康宜的世界充满温暖。文中带出的张光直一家、沈从文夫妇、杨宪益夫妇等场景，也都令人回味。孙康宜说：“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 学者王德威为本书写了序言“从吞恨到感恩”，不仅对台湾50年代的 “白色恐怖”历史做了简单介绍，而且称许了孙康宜笔下的人物以及作者本人的写作态度。“往事不能如烟：不能忘记的不只有苦难和冤屈，还有仁爱与自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