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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先生在有限的生命里开创并推动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他的逝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重大损失。 我是在1993年认识梁从诫先生的。那时我在做北京旧城保护的调查，在三周的时间里，每周去跟梁先生谈一个下午。我要特别感谢梁先生那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跟我这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记者交谈。他打开了我的心扉，让我进入书写北京城市发展史的世界。 大概在2003年，梁先生的身体不太好了，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是觉得以前风趣、幽默的梁先生变得沉默寡言、心情抑郁，有时候脾气很大。其实，这都是因为他生病了。 在《城记》出版后，我送书给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梁先生跟我说了很多事情，说到环境和人口问题，还谈到自己的父亲，他落下泪来。他说：“要是哪一天，环境问题‘爆炸’、人口问题‘爆炸’，你们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又谈过一次，还是相似的话题，他还是那样的心情。我说：“梁先生，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他一直想去看看山西五台的南禅寺，那是中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建筑，建于唐代，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比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佛光寺要早建几十年。 2003年国庆节我就陪他去了山西。一路上，他话不多。到了南禅寺，他真是高兴啊!一再感叹：“毕竟是唐代的啊!”又去看了佛光寺，他的心情好了大半。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又念叨：“山西的水，怎么办啊?” 1999年，梁先生领着我去探访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先生指着院子里的那棵马樱花树，幽默道：“没准儿小时候我还在这树上爬过呢!”他小时候爱爬树，是有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梁先生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和方晶老师说话，梁先生很慈祥地坐在边上，一句话也不说，就听着。也许他已经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了。但我觉得非常温暖。他活着，这非常重要! 创立“自然之友”之后，梁先生曾经想成立“老北京之友”，但未能成功，这也是他未了的心愿。他一直在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号。他说，环境问题，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的问题，还包括人文环境的问题。 可以说，他还在承受他的父亲梁思成生前承受的痛苦，还有自然环境恶化带来的痛苦。他一个人，担着这两大痛苦，终于病倒了。 梁先生的心，非常敏感，非常柔软。这样的心，特别容易受伤。可他是那样坚强。 他是一位伟大的坚守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