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不仅在哲学和文化学方面建树非凡，而且对美学也有系统独到的建构。唐君毅先生注重美学价值境界的考量，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研究路径，深入地揭示出美学价值境界的人文底蕴。
     美的价值，即美对于人的意义。美的价值因为体现人的根本诉求，寄托着人对美的价值理想。在中西美学史上，西方美学习惯于以永恒、绝对的抽象准则，框范鲜活的美感和审美现实，近现代以来则片面追求感性刺激，使美的价值沉陷于本能欲望呈现的泥淖；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注重美的精神价值，并以人格追求为美的最高境界。然而，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交织、碰撞，使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遭遇严重冲击，甚至面临被西方美学价值观解构的危机。唐君毅先生有感于此，以哲学家的深邃智慧和统揽文化趋势的博大胸怀，提出了独具个性的美学价值观。
     唐君毅认为，美的价值本质上取决于心灵对生命的主宰。心灵主宰生命，既不是放逐生命，让感性和欲望泛滥；也不是给生命预设一个高点，让生命受僵硬理性的制约。唐先生认为，生命在宇宙、自然和社会中有其本然的存在，这个本然的存在，即“心灵”统驭生命的始发点，美的价值境界是一种心灵境界，为此，他用“上天入地”来形容美的价值境界的实现过程。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唐君毅对这种由“中间”端点出发，可上可下的生命实践过程，概括说：“中国文化，实在本源上最为清净，而以一极高明之对于性与天道合一之智慧，极敦厚笃实之‘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之德性为基础之文化。吾人如以譬喻之语言之，吾人可谓中国文化精神在本原上，为一直上直下，不使天与任何人，或任何人生文化活动，或地上之万物受委屈者。”不使天、人及万物受委屈者，即儒者的“仁心”。“仁心”使美的价值联系于主体的“善”，首先表现出对一切存在物及其生长权的尊重。通俗讲，即人不因文化、地位及其他附加条件而凌越于“他者”之上。“仁心”处于天、人、宇宙万物之间，本质的状态是谦和笃敬，如此才给一切生命活动以舒展宽敞的空间，使一切生命顺遂本性地生长。唐君毅奠定的“仁心”之善，是美的价值的重要本源，它一方面否定了宇宙神灵、自然意志对人的辖制，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把“善”视为外在的、感性的衍生物，不无偏颇地对事物特性和规律进行美的价值指认。而“仁心”之善的主体实践，肯定了主体原初状态的虚廓空无及自主性，从这里出发，注入人生实践的价值蕴涵，使美的人文理想在不断的探索努力中递升实现。因而，唐先生所说的“上天下地”，实际上包括生命美存在的所有可能性。从大的方向说，“下地”是向经验世界、知识领域的展开，“上天”则是主体内化境界的展开。两者的协和，可以使生命心灵活动进退自如，从容建立起“九境”转化、递升的价值境界。这“九境”，唐君毅有很详尽的表述，“前三境”为：“万物散殊境，于其中观个体界”“依类成化境，于其中观类界”和“功能序运境，于其中观因果界、目的手段界”；“中三境”为：“感觉互摄境，于此中观心身关系与时空界”“观照凌虚境，于此中观意义界”“道德实践境，于此中观德行界”；“后三境”为：“归向一神境，于其中观神界”“我法二空境，于其中观法界”“天德流行境，又名尽性立命境，于其中观性命界”。唐先生解释说，“九境”的价值意义存在差别，其中前三境以感知世界和“觉他”“知他”为主，通认知万物殊类及存在个体，达到超越实体功利，实现“类化性”价值认同，即为美确定客观的准则、趋势；“中三境”以主体自觉激发记忆、情感和想象，达到凌空凭虚、以主摄客的理想为目的；“后三境”则属于超主客的价值境界，主张生命通达“主客、天人、物我”关系，以超主客的价值视野返归仁心，使生命得到完美的释放与表现。唐先生用哲学的逻辑和语言细致描述了“九境”，由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揭示了身心、物我、觉知、性命等美的价值底蕴，体现了美学的人文价值理想，因而它也是关于美学价值境界的精彩绝伦的学术化表述。
     作为一个饱览世界风云、涵咏古今中西文化的现代儒者，唐君毅为美学价值观倾注了充分的人文本体关怀。他认为，心灵对生命的价值升华，既要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大势，使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统一起来，创造出流溢生命之光的美；另一方面，文化的构成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对不同文化还要有正确的吸收态度，以便在实践过程中能够辩证施用，序运成化，使美的价值境界臻至完满。为此，唐君毅先生特别强调如下观点：
     第一，唐君毅认为，美的价值境界具有特殊性，它不同于功利和物质境界，除了积极进取的价值追求之外，也希求符合人性的宽舒平缓的境界。对这个境界，唐先生用了寻常似乎带有贬义的“消极”一词。他说：“栖栖皇皇是一种积极的情志，归去来兮则为一消极之情志。向一境界而欣之趣之，是一种积极之情志。超拔旧境而淡焉若忘，是一种消极之情志”（《文学意识之本性》）。这段话是在一篇讨论文学的文章中说的，类似的表述在唐先生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表明唐先生对所谓“消极”的认识，是作为显现人生“积极”之“无限性”一面来看的，因而，消极不但不懒散，不颓废，而且更体现沉咏、思味，它是生命内心与存在之根的一种衔接、晤对，是人的心本体对有限世界超拔的体现。唐先生对“消极”的价值肯定，体现了他对人生艺术化、文化化的价值体认。他特别赞赏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更有“人情”“人性”韵味，认为中国文学擅长表现“理趣、情致和神韵”，“其价值正在使人必须随时停下，加以玩味吟咏，因而随处可使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而精神得一安顿归宿之所”（《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第二，唐君毅辩证地看待美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他认为，从人的类存在和个体存在角度讲，道德实践都是生命价值实践的根本。但道德价值不能理解为局部的、片面的行为规范，把道德理解为某一抽象的品质或特性，其实道德主要是关乎人伦价值关系的，因而，只要符合人伦价值关系的和谐、完善，自我、类的道德实践就有其美的价值意蕴，是以善的形式表达的美的价值境界。唐先生认为，伦理上的价值判断，如果是仅仅针对局部的、个别的问题，其“善”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因而其美的价值意蕴也受到相应局限。但若是伦理的价值判断超拔了个别对象，变成一种指向生命普遍存在的价值体验和态度，则善与“美”的勾连是根本的和内在的，一旦如此，我们寻常对于假、丑、恶的认识，也要转换视角来进行体验和认识，要从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价值理想境界出发，尽可能肯定伦理价值实践的美感现实，辩证汲取伦理价值的丰富意蕴，以使美的价值在真正体现其“无对性、虚灵性、涵盖性和主宰性”的本性时，也能够实现价值境界的“超拔”和“升华”效果！
     其三，唐君毅认为，文字符号可以增益、强化美的价值境界的呈现。他认为，从本性上讲，文字语言与美、善并无必然联系，语言文字的价值意义是人给定的。但文字符号一旦置入美的价值关系中，便超越了一般的物质世界和知识世界，具有了只属于美的价值逻辑因果关系。美的价值逻辑因果关系是因果互涵的，不同于事物、存在的因果逻辑是前后相序，先因后果的。因果互涵体现生命要求，因此，人运用文字符号，不是要为文字符号确定美的价值含义，而是要借助它来凸显人的生命价值要求，使人更方便进行生命的“感而遂通”。这样，文字符号，包括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新媒体和数字化手段，它们的“功能”特性，只有从人的价值关联角度体认，才能转化为主体性的、生命表现的手段、载体，也只有如此，人的美的价值境界就不仅仅是一种深层理蕴的沟通，它还有表现性的介质和手段层面，以和深层的理蕴形成一种“循环互待”的价值互映关系。唐先生认为，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人都可以利用一切物质、手段、技术、信息来为人服务，美的价值境界是人主动、自觉、自由的价值创造和表现的境界，美的价值世界的真正主宰者是人！
     总之，唐君毅以新儒家的“仁心”立场，涵摄中西学术，表达了系统而独特的美学价值观。唐先生对美的价值境界的理解，灌注了浓郁的人文意识和现代意识，是对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及其文化肌理的独特发掘与贡献。当代美学应该汲取唐先生的美学思想资源，提振民族心魂，推动新人文价值境界的确立与发展，达到如唐先生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所言：“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