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凤仪说要写《我们的故事》且义无返顾地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时，陈建功吃了一惊，当即说：“你这是破釜沉舟啊！”梁凤仪回答：“对，我就是要让自己破釜沉舟。”
     “我结婚时母亲说，凤仪，你现在结婚了，我很高兴。从一而终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要是有一天你没有得到这个幸福，错的一定是你。”
     
     听说过拍电影举行开机仪式，但写小说举行开写仪式你听说过吗？
     4月26日，在华人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香港著名财经作家梁凤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新闻：我要写我最后一本小说了！这本小说名叫《我们的故事》三部曲。此时的梁凤仪已63岁半，封笔将近10年。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到会为梁凤仪鼓劲，作为全国政协同一个组别的委员，今年两会时两人就有过交流。当梁凤仪说要写《我们的故事》且义无返顾地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时，陈建功吃了一惊，当即说：“你这是破釜沉舟啊！”梁凤仪回答：“对，我就是要让自己破釜沉舟。”陈建功说，难怪梁凤仪经商、写作等等“十项全能”，“她永远是这样出发的！”
     面对众多的媒体，梁凤仪直率地说自己并不喜欢写作，写作是最不能赚钱的事情，写作太寂寞了，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她需要给自己加压。因此发布会现场很像誓师大会，被邀请的嘉宾中有艺术家、合作伙伴、财经界的上司、同事、同学和家人等，甚至还有麻将桌上的牌友，这些朋友被梁凤仪分成了九组，依次上台鼓励她，甚至许诺以后会少和她打麻将。
     得到这么多朋友的鞭策，梁凤仪也坚定地表示：“完成这本大跨度的以香港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既然公开承诺要写，就不能不写；既然希望写好后拍成电影电视剧，作为向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作，就更要限时限刻完成。只要健康，我就会做得到。”
     下笔千言立马可待
     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梁凤仪说：“我只是文学的过客，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勇闯文学殿堂的小兵，之所以敢闯，是因为一份执着。” 
     这份执着，来自于梁凤仪博士论文的启迪。那时导师让她研究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看了二百多本晚清小说，梁凤仪觉得大半文学价值不高，但当时人利用小说广传满清政府无能、贪污与腐败，鼓吹人民必须反省而起来革命却很有历史意义。梁凤仪仿效了晚清小说创作的主旨，她说：“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小说的形式，反映一些香港人的故事，反映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因对香港利益的恋恋不舍而以种种手段压迫爱国爱港人士。我为我的这份执着，自1986年开始坚持写作，一共出版了超过100种书，写了超过1600万字，我的财经小说没有一本不是对这些发生在回归时期的‘不公平’而报道和指控的。当然，作为现代女性，生活在香港这个与国际接轨的名城，我也把我们这一代女性奋斗的酸甜苦辣写在小说之中，留个纪念。”
     梁凤仪写作的速度与数量是惊人的。看到现场展板上铺得满满的百余本梁凤仪出版过的作品，导演黄建中惊讶地说，你这就是一支“超生游击队”。香港作家陶杰十多年前和梁凤仪一起从香港飞温哥华，在飞机上梁凤仪拿起稿纸就写，去时挥笔写就两三万字，回程埋头又是两三万字。陶杰笑言：“梁凤仪下笔千言，立马可待，看她这样，我从此不敢写小说，只能写点散文了。”当年梁凤仪一年出版18本书，一本书15万字左右。面对这样惊人的创作速度，有人觉得不可能，质疑她背后有一个“厨房”，即写作团队。为澄清这一点，梁凤仪表示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有什么题目，你说，我立即就能写。二是我的同学能够证明。当年语文考试，稿纸用完了可以举手向老师要。当同学们还在想题目时，我已经举手跟老师要稿纸了。不管写得怎样，写得是什么，我就是写得快、写得多。”梁凤仪戏言，当年交了语文卷，老师说，梁凤仪写得最多，但全部是答错题的。
     直到现在，梁凤仪都谦虚地说她“是普通人，不是文学家”。写作之初，她没有奢望自己的作品会有读者，只是幻想着世界上能有一个图书馆留她一本作品，于愿已足。但是在内地，上世纪90年代初梁凤仪就以《醉红尘》《豪门惊梦》等长篇小说刮起了畅销小说的“旋风”，同时更有电视连续剧闪耀荧屏。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收藏了她全系列的作品。
     1991年，梁凤仪在写作上更上层楼，成立了香港“勤+缘”出版社，亲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并于2006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她用金庸先生题的“勤＋缘”做注解，“人生成功是不可缺少这两样东西的，不仅要时刻勤奋，也需要有着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主宰。”陶杰说，因为梁凤仪，使大家感到“字字千金，句句有价，让文化界觉得活得有尊严了”。
     经商期间，梁凤仪宣布“暂时停笔，一心经商”。“坦率地说，这消息对我们打击甚大，有如听闻贝克汉姆、罗纳尔多‘挂靴’一般。”陈建功说。这次“旋风”归来，陈建功也充满了期待：“《我们的故事》是她暂时中断创作后，投身商海，再次积累生活历练，撷取人生感悟之后的力作，其思考的深度、感受的独特、人物的新鲜以及叙事魅力的发扬，都值得我们抱以极高的期待。”
     据介绍，《我们的故事》由《义薄云天》（1949年至1979年）、《还我公平》（1979年至1997年）、《誓不言悔》（1997年至2015年）三部曲组成，将尝试把香港6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生活、爱情、人情等融于一炉，创作一部香港史诗式的小说。梁凤仪说自己创作小说从来不写提纲，只是一个概念，因此发布会上对于这部书的具体构思并未多谈。朋友陶杰则幽默地将这三部曲重新进行了组合与解读，他说：“梁凤仪对朋友，‘义薄云天’，爱港爱国，‘誓不言悔’，十年不写小说，对于读者要‘还我公平’。”
     女强人的另一面
     脾气、深情与爱心
     梁凤仪被誉为商界的女强人，脾气也不小。但在发布会现场，很多人却被她的温柔、深情所打动，看到了她家常女人的一面。
     梁凤仪的脾气很不好，有朋友劝她改一改，她拒绝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和别人发过脾气后，梁凤仪很快就忘记了，却害苦了周围的朋友。在一次聚会上，有人问，“有没被凤仪骂过的人吗？”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麻将桌上的朋友也怕梁凤仪。倒不是因为脾气不好，原来她是个打麻将的“奇才”，总是赢钱。一牌友说：“凤仪经常是一边接电话，一边喊着，等等，胡了，十三幺。她能边打麻将，边招呼服务员，还同时办公写合同。”对此梁凤仪也不谦让：“太忙了，打麻将顾不着别人的牌，只能自摸，就十三幺了。不过我从来不在麻将桌上写剧本和小说。”几个老牌友都保证说，以后会尽量少和梁凤仪打麻将，让她静心写作。“可以请她去旅游，在飞机上写《我们的故事》。”
     人生总归会有许多遗憾，梁凤仪也不例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香港这个国际性大都市成长起来的梁凤仪第一个遗憾居然是“不能从一而终”。
     梁凤仪说，自己毕生最大的成就是先后嫁给了两位君子。在她看来，君子的标准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毁别人。谈起前夫何文汇先生，梁凤仪的声音有点颤抖，带着愧疚。她说：“文汇是我最尊重、爱敬的男人之一。我结婚时母亲说，凤仪，你现在结婚了，我很高兴。从一而终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要是有一天你没有得到这个幸福，错的一定是你。在我父母的遗嘱当中，有一条款，何文汇不管是不是他们的女婿，都是他们遗产的继承人之一。所以，在我父母心中，文汇永远都是他们的好女婿。文汇的成就、文汇的喜乐、文汇的健康都是我一生的牵挂。只是他会很好的。”
     发布会现场，一头华发的何文汇先生也给予了梁凤仪很多祝福。他一出现在台上，立即就有人小声惊呼：“老帅哥！”何先生说，文学才华“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几十年来，他“不能偷去凤仪半点才华据为己有，当然也没有分去她的脾气据为己有”。何先生是个通达乐观的人，梁凤仪的书卖得好，他就想，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封面有他题写的书名吧。梁凤仪有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其中不少词曲的作者就是何先生。梁凤仪表示，如果《我们的故事》可以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我希望主题曲也能由文汇来写。”
     梁凤仪第二个遗憾是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女。不过她说这个遗憾也得到了弥补，因为她有养子，现在也有了孙子、孙女。在现场，大约五六岁的孙子、孙女还用稚嫩的童音为奶奶加油，祝福奶奶写作成功。
     梁凤仪的第三个遗憾，就是父母、姨母都去世了，没能看到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文学的殿堂举办发布会。当年梁凤仪的很多同学为了有更好的前景，都转读英文学校，但她的父母说，“中国人要念好中文”，坚持让她就读女子中文学校，为她打下了比较好的中文基础。由于忙碌，梁凤仪疏于和父母交流。她后悔地说：“你们年轻时有没有给父母打过电话，回去吃一顿饭？我就没有。我为自己的事业、爱情、快乐、自己的一切去做所谓的努力，没有和父母好好说过一句话，我以为他们能等，结果他们没有能等到，很早就去世了。”姨母其实是从小带着梁凤仪长大的佣人，但一直被梁凤仪当亲人看待。在姨母病重时，梁家因为穷，没能把她从公立医院转到条件更好的私立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去看她，姨母说，凤仪，这里的护士很凶。梁凤仪说，姨母，你别死，你等我，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过好日子。可是姨母也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些，都成了梁凤仪永久的遗憾。
     或许因为人生中这诸多的愧疚，因此在梁凤仪看来，今生之事今生了，这就是个人的责任与幸福。“我的人生理想是能无欠、无负、无债地离开人世。债有心债、情债、钱债等等，任何债也千万别拖欠到下一辈子。设法能偿还多少就多少，以表诚意，才不负今生。”
     对于读者，梁凤仪认为他们是良朋、知音、恩人。“多盼望可以握着每一个读者的手，拥抱一下，说声谢谢。可是，这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所以，我想了如下一个办法，盼望我的读者笑纳。我写我最后的一本小说了，我决定每一个读者在网上或以任何方式留一句支持我、鼓励我的话，我都从最后的这本小说版权费中取出一元作为善款，上限为一百万元。哪怕将来出版了这本《我们的故事》没有人买、没有人看，我都自掏腰包捐献一百万元，支持中国人受惠的慈善机构与活动，尤其作为境内年轻人考读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清贫奖学金，也尽量辅助祖国的教育、文化、残疾、妇女等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