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的叙述文字是跳跃型的,仿佛是一个年轻活泼的女孩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我自然把这种想象安置在作者马小予的身上,因为这种跳跃型的叙述是学不来的,它应该是一种性格的天然释放,只有那些生性不安分的年轻人才能如此拨弄文字在纸面上跳跃着前进。也许一些习惯于按部就班的老人会嗔怪这真是有话不好好说。我看这话恰好说到了点子上,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故事不好好讲。为什么一定要好好讲呢,好好讲就会让人满足于听故事。然而小说不是故事,小说最重要的应该是故事以外的东西。《女记者》好就好在它有故事却不好好讲,从而让我们不是记住了故事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记住了蹦蹦跳跳的作者本人以及作者的心情和思绪。
     这部小说的题材就是一个故事因素生长茂盛的地方。小说名为“女记者”,作者说,她本来的书名是“小报记者”,不仅是女记者,而且是小报的女记者,这些抢人眼球的字眼足可以让人们浮想联翩。一份地方的小报就像是城市里嗅觉最灵敏的一只狗,它总是在捕捉最新发生的社会新闻。当然它必须是一只不吃素的狗,专挑那些最腥荤的事件,以满足庞大市民阶层的窥探和好奇的读报需求。因此说起来,马小予占有着题材优势,她所占有的题材绝对是畅销小说的题材。就以这部小说为例,我就发现里面其实就有不少的好故事,不过这些好故事还只是一颗种子,马小予却把这些种子揣在怀里,没有让它们发芽生长。比如主人公杨小文就是一位刚刚进入到一家报社的年轻记者,她第一次采访的线索颇有故事内容:这个城市的一个面料商突然失踪了,夫人待在派出所里要求尽快破案,面料商失踪前曾找鸡鸣岭小庙前的看相先生看过相。是经济纠纷,还是风流韵事,还是劫财的阴谋?一切皆有可能。但马小予轻易地放过了这一切的可能性,她并不打算写一部完全靠故事取胜的畅销小说,而 是关注着年轻的杨小文是怎样去面对社会人生的。于是这些故事因素均退居到背后,只是作为展现人物情感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的跳板。当然,马小予选择了一个比较俗套的结构:以主人公的爱情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但这也是一个与主题相当吻合的结构,因为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杨小文来说,爱情是她的命运的聚焦点。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支爱情和命运的小步舞曲。当人们把小报当成一个窥探的场所时,年轻的杨小文却是在把小报当成自己命运拼搏的第一个战场。在这里用战场这个词似乎有些夸张,至少像杨小文的母亲钱若男这一代人是不会认同的。钱若男在作者笔下是一个絮絮叨叨的、更年期症状明显的女人,她的更年期症状多半都是她对社会不公的怨懑而积攒的。她好歹也算个美人,可她没有生长在一个好时代,美人没有享到美好年华,如今却是美人迟暮。因此她特别关心女儿的恋爱婚姻,因为在她看来,只要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郎君,今后的日子就幸福美满了。偏偏女儿根本不买她的账。作者自然是站在杨小文的一边的,她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若男女士要在人生这牌桌上不断地指挥着杨小文,把这位亲生母亲称之为“疑似后妈”。这并非说若男不关心自己的女儿,而是说她对女儿缺乏贴心贴肺的了解。其实这恐怕正是马小予要在这部小说中所表达的情绪。对于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不仅是他们的父母,而且是整个社会,都对他们的思想心理和愿望不甚了了,甚至存在很多的误解。
     小说的最后一章,杨小文与大乔的恋爱也得到了母亲的认同,他们要举行订婚仪式。作者在这一章采用了一个特别的构思,作者设想自己就是杨小文一个报社的同事,从而直接站出来与主人公杨小文对话。这其实是作者的两个自我在对话,一个是历史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杨小文代表着现实的自我,这个自我有着奔放的青春以及对未来美好的向往。而历史的自我也从现实的自我中发现了自己的行踪:“她是美好的,她也让我发现了自己曾经的美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因为美好已成“曾经”而哀叹,而是强调在这种对话中“让我再度发现,生命原是有趣的礼物”,“便安心地在之前的故事中遁形”。这是一种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生姿态,也许不是那么崇高宏大,却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精神。我想,作者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人生姿态,才会欢快地跳跃在用文字编织的绿草地上。
     命运应该是一支交响曲,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样气势宏大。但是马小予把命运谱写成一支小步舞曲,小步舞曲的风格非常贴切地抒发了她的那种以积极乐观的精神面对现实的人生姿态。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属于一个英雄的时代,而马小予的命运小步舞曲则属于一个平民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