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袭的“泥河系列”小说主要有《风过泥河》《泥河调》《高塔》《纸碉楼》等，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清晰地呈现出她在山东省“70后”作家群体中独特的写作气质。她用细密、鲜活、沉稳的叙事语言，耐心勾勒出黄河入海口盐碱滩泥河镇上的人和事。“泥河”可以看作杨袭创作的一个地理版图，目前这个版图或许仅露出冰山一角，然而，却已显示出不俗的冲击力。在这一个个泥河镇的故事里，她以我们熟悉的先锋意味冷静地书写着人生的困境、爱情的幻灭、生命的轮回，在失望、反思、突破与希望中来回游走，深刻揭示了现代人人生的荒诞与生活的虚无，以此反映了作家所要展现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批判。
    一、 泥河镇上的男人和女人
    泥河，是一处作家笔下的人们走不出的生命困境。形形色色的人在泥河镇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故事，而男女两性的故事是永远书写不尽的话题。杨袭对女性的态度是温和的，她笔下的女性多善良、至情至性，但对男性的态度却是犀利苛刻的，对男性的鄙视则更加无情，他们或好色、或暴躁、或懦弱、或木讷。她觉得“在那样一块盐碱地上，是永远也开不出玫瑰花的”，笃信“女人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在泥河镇上，男人总是有意无意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他们随意对待人生，不负责任的行为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也毁掉了身边女人的人生。而女人总是对爱情、对人生抱有美好的期望，默默承受着来自生活的一切苦难，她们渴望安宁平静的生活，只是这一切都被自己身边的男人所毁掉，她们失去了原本完整的生活，却又不得不在支离破碎的日子里艰难地活下去。
    (一)“泥河”男人的挣扎与陷落
    杨袭在泥河系列中进行的是“以女性为本位的两性关系描写”①，所以不自觉地流露出男性“残缺”的意念。她塑造的男性形象有悲剧式的，有“残缺”式的，有丑恶式的。但不论其笔下的男性形象或猥琐，或荏弱，或卑微，她对男性进行的是无情的批判，表现人的欲望与道德的冲突，并充分书写道德堤岸在欲望洪水的冲刷下逐渐崩溃的趋势。
    《泥河调》中的云良是悲剧式的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他身上所展现的欲望与人性的冲突十分明显。他的最初出场带着光明的色调，谷米因为云良生活变得活泛起来，“云良生前既勤快又利落，家里店里的活根本不用她沾一根手指头”，谷米因云良而成为被羡慕的对象。只是这份美满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幸和悲剧。云良是一个沉迷欲望又不满足的人，在郑大同出走后，秀银身体的隐秘深深吸引了他，他便“搬到秀银那边去”，而置谷米于不顾。想来云良做出这样的决定和举动也是犹豫过的，毕竟谷米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这一行为所引发的的连锁反应或许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在欲望和道德的扭打中，最后还是欲望占了上风，而悲剧便于这无法控制的欲望中产生。云良也曾向往远方，他觉得泥河没劲，闷死人，为一辈子走不出泥河，“死了也要埋在烂在这泥地上”而叹息，却因为沉迷欲望而不能走出去，做到真正的超越，所以最后以死亡主动告别尘世，成为彻底的悲剧。杨袭以云良的悲剧传递了她对人生状态的思考：在人与现实、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总是存在我们无法左右的秩序失衡，无论做何种选择都达不到人生和谐的存在。
    《高塔》中的吕西安则是杨袭所展现的“残缺”式男性。吕西安的腿是瘸的，身体的残缺引发了他的人格残缺，爱情也成了一个笑话，还没开始就已结束，并为此断送了他的一生。在小索镇看来，吕西安本身比高塔更像是地狱的象征，甚至比地狱还多了恶毒与下流。“恶魔猛鬼让人惧怕，可只有人，只有人，才如此让同类生厌，作呕”，由此可见，这种“残缺”几乎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面对爱情，这种残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少年小索镇爱上了谷米的女儿梅，因为这份爱情，他一直生活在现实之外，成了一个诗人，只能在诗歌中，在想象的爱情里安放自己流离而破碎的心，却从来不敢向梅大胆表露心迹，说出自己的爱，而策划与梅的私奔也只是在假想中进行，从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与白海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不可能有什么未来，却仍与她纠缠在一起，最后只剩下相互折磨、相互伤害。杨袭用这种“残缺”对男性世界进行着无情的解构，使以往男性“高大全”的形象轰然倒塌。
    在《风过泥河》中，毛三就是丑恶的代名词。他的身形是丑陋的，内心是丑恶的，行为是猥琐的。如果说杨袭对云良、对小索镇还有部分肯定的话，那么对毛三就是彻底地否定。他佝偻的身影猬琐矮小，脚步像用乏的旧轮胎一样没有弹性，他就像一个人生的局外人，一个无所依托的流放者，生活没有光明，丧失对未来的希望，人生成了一部荒谬史。他时刻都在孤独中煎熬着，前妻马春葵去世后他的生活成了彻底的碎片，买来的四川女子小唐他又无法驾驭，他想完全占有和控制小唐，又害怕失去她。他想变成强者，小唐和武沈阳的关系使他深受刺激，没有能力报复武沈阳，就要“弄死”小唐，只是小唐在那样的情景下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可怜相，还有着一份不该有的冷静，这使得一个非常卑弱的男人想要获得某些强者的心理满足变得更加困难。小唐要“出去耍耍”，他就腆着脸说，我陪你耍。小唐说，“你个龟儿子不好使唠，谁希罕你”。毛三“扑嗵”一声跪在小唐面前，说，“你就可怜可怜我吧。”一个卑弱男人的丑态被细致呈现，在这里男性要成为强者的想法成为奢望，女性已不是那个可以任意摆布的弱者。杨袭塑造男性形象所表现出的犀利的笔触和情感让人惊讶，她对男权的解构和批判既大胆又不留有任何余地。
    (二)“泥河”女人的情爱与悲苦
    杨袭笔下的女人往往因为爱而承受生活的磨难和情感的折磨，她以悲悯的情怀和女性的感同身受关注民间女性忍辱负重的悲惨命运。她的创作是残酷的，不惮以手中的笔写出破碎的、不尽如人意的现实。
    谷米是杨袭“泥河系列”中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个女性，她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女性许多优良的品质，也反映了女性爱情、婚姻的不幸。她精明、善良、漂亮又能干，这样一个女人在那样一个镇上本可以拥有安稳平静的婚姻生活，然后走完平凡的一生，只是她的爱情和婚姻毁在了云良和海两个男人手中。曾经云良那样爱谷米，几乎要将她宠上天，却因为情欲抛弃了谷米奔向秀银，在郑大同归来后因为羞愧和懊悔而选择了死亡。已经和谷米生活在一起的海，竟然在不知如何处理自己跟谷米和云良的关系时，选择出走作为逃避的方式。他们都离开了谷米，一个走向死亡，一个走向未知，只留谷米独自品尝命运的苦果。幸好谷米倚着做布鸡的好手艺才在泥河镇上活了个马马虎虎。相比于云良和海两个男人，谷米是坚韧和宽厚的，身边男人的背信弃义，道德伦理的丧失造成她婚姻和人生的困境，让她体会到异性的不可依赖与这个世界的不可信任，但她硬是挺过来了，坚强地活下去了，在唱着悲切的“泥河调”时仍然等待着海的归来。在此，杨袭将女性的坚韧和宽厚表现出来，对女性命运又有着特别敏感的同情和体恤。她们为爱付出、为爱受苦，但即使如此也没有彻底放弃生活走向虚无，而是依然选择坚强地活着，有向往和渴求，在灰暗的现实中形成一道刺眼的霓虹。
    而《风过泥河》中的小唐是和谷米截然不同的女性，她具有极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反抗意识。小唐本是一个花季女子却被人贩张顺子卖给了毛三，一个猥琐、龌龊的老男人，过着囚犯一般的生活。她不甘，然后抗争，她出走并与武沈阳偷情，也许并不爱他，却可以借此来报复毛三，她恨透了毛三，但一个弱女子报复男人的方式就是将自己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她所有的砝码就是自己的身体。就在“毛三以令人鄙弃的方式在华北平原这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黄河最下游的滩地里对着微不足道的受众宣扬他对四川女人小唐的绝对拥有”时，小唐却以自己的行为宣告她是自己的，她让毛三知道她是看不住的，只有对她好才能留住她。她称自己是“老子”，毛三为“龟儿子”,但却始终无法逃脱”龟儿子”的掌心，她仍然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所以，一切的抗争在她怀孕以后归复平静，她的命运就像已经被安排好一样，一切的挣扎都只是为了回到早已存在的宿命。“高高在上的宿命仿若无情的神灵对现实的人们投以冷漠的一瞥，人物始终被宿命论控制着”，于是，不管小唐以怎样的方式反抗既无法挣脱宿命，也无法挣脱男权。
    葱菀儿的悲剧却是源于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压制，她和吕家的娃娃亲，“是两家祖父活着时定的”，将葱菀儿许给了吕呈恩，这样她在父权的强制下失去了追求自己婚姻幸福的权力，但葱菀儿是和孙怀成两情相悦的，并怀了他的孩子，不久孙怀成就奔赴战场，祖辈的承诺和战争使葱菀儿最终不得已嫁给了吕呈恩，为了维护孙怀成的清誉，葱菀儿谎称孩子是谢钰章（一个已经被鬼子打死的人）的，这样的屈辱和无奈却换来了一生的悲剧，也使儿子吕平安背负了一生的精神负担。婆家人指责她是“是开着口子来的”，为了维护吕家的颜面，把他们一家赶到了泥河镇。而丈夫对她非打即骂，她在夫权主导的婚姻中受尽折磨。葱菀儿，为了一个爱的男人，为了爱情忍受一生的指责和辱骂。这样忍辱负重的悲惨命运，若是没有祖辈的专断和长年的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只是有太多偶然和必然的因素是人左右不了的，并且葱菀儿没有小唐一样的反抗意识，她对人生的苦难只是一味的容忍，哪怕一点挣扎都不曾有过。想来杨袭对这个人物是寄予极大同情的，她承受着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人生在此重压下支离破碎，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在别人异样的阳光中，她只是默默地活着。杨袭用一个葱菀儿将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在男权压制下扭曲的人生细致入微的展现出来，使人为之动容。
    杨袭在泥河系列中关于爱情故事的描写视野是开阔的，思考是深刻的，“包含着对现存性别秩序根本性批评的意味”②，有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独特性思考。男人是那样缺乏责任感，丧失良知，道德堕落；女人又是那样的坚韧、宽厚和个性，在看破爱情婚姻和男人的真相后，在无奈中选择妥协和接受，并宽恕和原谅了男人。杨袭对这种两性互动关系的描摹，某种程度上在引导读者思考这些生存的责任与义务。
    二、泥河人的荒诞命运
    杨袭的作品并不只是单纯的寓言或只简单类比，也不属于“私人化”写作，她始终关注的是当下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她对笔下人物命运无常感的描写又给作品增加了思想和艺术的容量。不止谷米、云良、海，小唐、毛三，葱菀儿等人的人生充满悲剧感和荒诞感，泥河镇上其他人的人生同样悲剧和荒诞。他们的境遇就像现代人所面临的复杂境况的写照，在碎片化的生活中充斥了生命中的各种欲望，而生命的荒诞感却又无处不在，让人们无法找到一块心灵的栖息地，时刻面对的都是价值失范的荒诞世界。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由选择”的原则认为人在荒诞的世界可以选择反抗荒诞，寻求一种对荒诞的叛逆方式以对抗荒诞，但结果却是永远无法挣脱荒诞，这种“存在即为荒诞”的哲学思想让杨袭对荒诞社会有着深刻的彻悟，泥河系列小说体现了她自己对于荒诞感的态度。
    在《高塔》中，这座高塔被杨袭赋予复杂无比的寓意，并让这些寓意通过X先生的视角展现出来。X先生一度以为，高塔里面装着夜晚就要出来舞蹈的鬼魂，无疑它象征着死亡。而当小索镇嗅到梅手里布鸡的味道之后，写出了名为《高塔》的诗，这座高塔又被笼罩上爱情的浪漫色彩。爱情和死亡这两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被确定在了一座高塔上。但高塔是破旧的、颓败的，于是那些与爱情跟生命相关并且都以高塔命名的诗也只是虚空而无美好，就算有也只是在想象之中，是渴望但不会实现。所以小索镇与梅和白海冰的爱情，吕西安和段晓辉与梁红芳的爱情就成了一个笑话，是恶作剧。虽然X先生相信爱情能让吕西安这个不完整的人“成为一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的人”，但实际上爱情却成了断送吕西安一切的绝命杀手，还是吕西安自愿成全了这个杀手。杨袭最后不禁感叹“天，爱情已经被玷污被毁灭了，不只在泥河，哪儿都一样。”以往被定义为至高无上的爱情在泥河镇上都成了荒诞的存在。这种爱情没有给我们想像中的幸福与快乐，而是给了我们一种深切的痛感。杨袭既是在借自己的作品表达她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在启发我们去认真思考这个现实世界。
    除了爱情还有人生的无意义，人与世界的疏离，各种各样的荒谬与不合理，荒诞就如同空气一样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纸碉楼》中吕平安在泥河镇生活了将近七十年，对泥河却没有丝毫的归属感，因为他是“非血亲后代”，这个身份让他生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感。所以，那座象征一切罪恶渊源的碉楼成了他一辈子的心事，他要炸掉它，它的存在让他觉得是一种耻辱。但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因为那座碉楼已经被当作文物保护了起来，他只能“无时无刻不行走在懊丧、自责、绝望、愤恨里，行走在唯恐就此死去而遗恨的恐惧中，行走在泥河一个又一个难熬难挨的炎夏和寒冬里。”他就在这样的煎熬里生活着，但事实却并不是他想的那样，他“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都府桥东北角那座土坯怪物于他真正的意义”，其实他穷尽毕生精力想要炸掉的碉楼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只是他母亲葱菀儿的一个谎言，他就于这谎言中挣扎、痛苦和折磨了一辈子。从吕西安这个人物悲剧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杨袭所要表达的荒诞意识，就如加缪所说，“一个能用理性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觉得是一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这种个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③
    鲁迅曾经“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因为他深知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对人性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用手中的笔写尽了那些围观看客们丑恶的嘴脸。杨袭也同样是这样，在她看来泥河镇上的人们是冷酷的、无情的，他们以观看别人的不幸与悲剧为人生乐事，同情心与怜悯之情不曾在他们心中滋长半分，对身边的人与事只有丑恶的嘴脸和狠毒的评论。杨袭在此又将人性的缺失展现了出来。当《泥河调》中的云良在寒冷的冬夜被冻死后，泥河镇上的人们说出的却是“这下有好戏看啦！”当看到“正伏在云良身边悲号的谷米……四下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可后来知道了那天晚上海的离去后，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切，她原来是在哭自己。”谷米的处境已经很悲惨，她曾以平静、宽容的心态对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事实——云良抛弃她，但她毕竟是一个弱女子，海的离去、云良的死亡就如同晴天霹雳在她头顶炸开，难道她连嚎哭的资格都没有吗？《风过泥河》中，小唐和武沈阳偷情的事更成为了泥河镇上人们关注的焦点，杨袭巧妙地借一条老黄狗的视角呈现了出来，“悦来客栈的老黄狗如果还活着，如果会说话，它一定拼了所有的力气对众人说自己并不是一条爱撒播流言、搬弄是非的狗……但它现在如果还活着，就会相信除了它，连泥河镇大街上的空气都长着论说是非的嘴巴，它们忙不迭地互相碰撞，四下撒播各种颜色的消息。”此时，人们面对他人的不幸表现出的已不再是同情而是幸灾乐祸，人与人之间似乎已无温情，而是深刻的割裂，由此而产生的孤独、冰冷和虚无这些典型的荒诞意识成了杨袭笔下很强烈的生存体验。
    如果说泥河镇大街上不怀好意的围观者们面目是可憎的，那么来到泥河的人们命运就是可悲的。人是不安分的动物，总是向往着去外面的世界。像《泥河调》中“丝丝入扣”布店的女老板小苏，没有人知道小苏到泥河镇的真正原因，“女人话不多，被问得紧了，就淡淡地说，我就是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泥河镇原来是外面的世界”。但要看看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小苏除了给泥河镇的衣料带来一点新奇和亮色，什么也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海的爱，最后抱着她的“丝丝入扣”离开了。用海的话说“她不属于泥河”，所以她在泥河不会有好结果，走是一种必然。走进泥河镇的还有孙少红，“是个南边苏北的水产养殖经销户，他要来泥河镇养白虾”。他抛弃家庭来到泥河，将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入到白虾养殖中，日夜操劳、不辞辛苦，“脸被太阳晒得乎黑、眼里布满血丝”，梦想有一天能雄霸全球市场，成为“有史以来古今中外最最伟大，最最富有的人”，结果却是在一年以后落魄地离开了泥河，事业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泥河镇就像宇宙中的黑洞吞噬掉了所有外来者的梦想。人们似乎始终在追寻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总认为世界是理性的，可以通过理智认识解释社会中的所有问题。然而世界处处充满了不合理，人生有时也毫无意义可寻，荒诞就诞生于理想和现实的激烈冲突里，于是出现了意义的缺失、关系的断裂、逻辑的混乱。泥河镇及泥河镇上的人就生活在这种荒诞中，不能自拔，又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
    三、时代变化中的小镇文化批判
    杨袭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带有文化批判色彩，有对男权文化的批判，有对伦理文化的批判，有对风俗文化的批判，直接间接地体现了对现实生活中压抑女性主体人格的性别格局的敏感，以及试图对此有所颠覆、有所超越的愿望。同时也有对整个人类所面对的工业文明的缺憾和现代人生存危机的深刻感悟，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真实地再现近乎凝固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其深刻之处还在于，不仅把人物放到文明的转型期，在文化传统的演进中去描摹，而且还从人性角度去看取人的本性，表现孤独个体的生命体验，表现人生的困惑和精神的守望。
    泥河镇跟世界大多数地方一样，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永远处于“他者”的地位，所以对许多道德问题的评价是倾向于男性的，比如《泥河调》中云良和秀银的结合，“至于秀银跟云良的关系，泥河大街上的人们众说云纷。有的说是谷米早就勾搭上了面粉厂的海，云良是‘大义让妻’，因为海是他的发小、至交”。“云良死了，秀银还活着，活得花枝招展，在泥河大街上说说笑笑”。泥河大街上人们的言辞透露的都是对谷米和秀银的讽刺和嘲笑，却没有对云良、对海甚至对郑大同的批判。“我们当然都知道，男人是多么贪婪”，杨袭借X先生之口道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表达了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对女界文化的严峻审视。虽然女性解放已经走了很久的路，女性在寻求自我、发展自我的道路上不断地奋斗，但不可否认，在泥河镇，女性仍是被压抑的主体，是弱势，是被伤害的对象。
    同时泥河镇上的文化也是独特的，有散发着爱情味道的“布鸡”，不管是红豆沙馅还是黑芝麻馅吃过的人们都会忘不掉，只是人们并不知道其中蕴含的爱情悲剧，不论是谷米和云良、谷米和海，还是小索镇跟梅，布鸡的香味和爱情的苦味始终混杂在一起。还有那“带着土地的馨香与让人安心的味道”的面酱，一种可有可无、用来下饭的佐料，竟也成了酿就吕西安悲剧的佐料，一场谋杀毁掉了两个人，也毁掉了两个家庭。所以，泥河镇是荒诞的、悲剧的，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走进来的人们都没有好的下场，闭塞、荒诞、悲观就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整个泥河镇。走出去的毛北京误入传销团伙，被拘；突然消失的郑大同三年后归来，直接造成了谷米、云良和海的悲剧；海走后三十年又回到泥河，“像小索镇最后一次见到的水塔那样抽缩了，拥有高大身躯的海变成了佝偻的老头。”除了变老竟是蹉跎了这三十年。泥河真是残忍，不留给外出者什么发展的余地，他们只能是泥河的，谁也夺不走，回来是他们最终也是唯一的归宿。泥河又是自私的，不接纳任何外来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最后的离开。
    社会变革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入，使骚动的土地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无论是流连于土地还是离开土地都是痛苦。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在这个喧嚣嘈杂的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的躁动和不安，但是荒诞、闭塞的现实并不会给人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所以，在泥河所有的奋斗都成为了一种挣扎，“一切都是神授，比如我们生在哪里，被谁生出，是男是女，将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世事是什么，世事就是糊里糊涂混过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糊涂，一代比一代更不堪”。作者痛心于这种闭塞没有发展前途的社会环境，却又无力改变。那种污泥浊水的大背景，是现实人生，人生是囚禁的姿态，不自由，颓败，灰暗，而且有不断毁掉的趋势。杨袭看来，在泥河，谁和谁都是重叠的，浑黄的水养不出别种样子的人，每个人都像吕西安，瘸一条腿，只有在冥想中，才能看到健全的自己。虚无，宿命，恐惧，焦虑，悲观，自我怀疑，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而现代工业文明带给泥河镇的只有灾难，中外合资的化工厂——亚荣集团造成泥河水的严重污染，于是各种癌症在泥河镇上蔓延，贺健全身上的瘤体“像催开的棉花絮子一样疯狂肆虐，瘤泡一个个不断冒出来，往外长”，使人们生活在对这种疾病的恐惧之中。就这样，泥河镇上的传统风俗文化蕴含着悲剧色彩，来到泥河的现代工业又直接促成了更多的悲剧。杨袭对此的态度是否定和批判的，文明的进步给人们带来的似乎不是实惠而是更多的灾难，有环境的毁灭、道德的毁灭和人性的毁灭。
    杨袭的小说似乎时时映现着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她把人生和生命读得很透彻，深切感受到人生和生命的复杂与无奈，爱情和婚姻的离奇与幻灭，她将这种感情赋予到笔下的人物身上，那种内心的矛盾与行动的反常形成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知与行像虬枝一样错综复杂的拧在一起却永远统一不了方向，命运又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冥冥中操纵着这一切，悲剧在这种纠葛中产生，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她所揭示的这些问题促人警醒，发人深思，但杨袭并没有放弃寻找希望，也许揭示和批判就是一种反思，她希望于这种反思中找到出路，从突破中看到光明，看到悲剧与绝望终将过去的最后时刻。
    注释：
    ①② 刘媛媛：《她视界——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探析》，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③ （法）加缪：《西西弗神话》，牡小真译，陕西：陕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