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土地的诉说——试析长篇小说《路过合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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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合庄》系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度的重点扶持作品；也是辽宁省作家协会首批五部重点扶持作品之一。从立题、构思到书写、打磨，历经四年之久，是尹守国在农村题材厚度上的一次尝试。作品以高速公路为意象，涵盖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村民心理状态的转型。这对首次入笔长篇的作者来说，是一个心理和技术上的考验。不仅需要作者谙熟当前农村的现实生活，还要对农民个性心理有精准的把握，必要时，要对农民的生存出路有一个大致的预判。唯有经过立体、全面的思考，才可以在文本中精准复现合庄的动态轨迹。可以说，《路过合庄》蕴藏着辽西农村的地域性，涉及到叙事的多元性。通过前期资料的积累、入笔过程的锤炼、截稿之后的打磨，通过流畅的情节，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更有现实的思考融入主题之中，值得读者深入阅读。
一．乡土题材的地理纪实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反映在创作上，乡土文学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作家凭借自己的文化结构，在不同方面对题材进行挖掘。有对乡土进行批判，形成强烈的碰撞；有对乡土进行沉思，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泽；有平静地抒怀故土，形成心灵的回归；有唯美的勾勒民风，与之达成和谐氛围。尹守国也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他发表的近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基本都以合庄作为地理基点。因此，他也自诩为“合庄的书记”。对这块虚构的地界，他时刻存在着创作的冲动和表达的欲望。这部《路过合庄》正是他对农村生活的详实体察，也是对合庄全方位的展现。相对比乡土文学出现的回归、批判、和谐、碰撞，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挽留，对农村转型生活的一种隐忧。这是他选择“高速公路”这个时间节点的初衷，也是他进行主题筛选时的思索。
在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代表性的地理坐标。譬如苏童的香椿树街，阎连科的靶耧山脉，莫言的高密县，贾平凹的商州棣花村，这些地域名称和作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成为作家切入生活、所察所思的源泉。它们或者是作者出生的地带，或者是给予作者心灵触动的地方。总之，有了一种深刻的影响和一些难以忘却的情愫后，才会对某个地域有着诉说的欲望，才形成提笔创作的缘由。合庄虽然是尹守国虚构出来的地理坐标，但从其地理位置及风土人情的描写中，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为作者的故乡。它饱含作者的心力和情思，带给作者不竭的创作冲动，让作者有着一份独有的衷爱，在作品中饱含着怀乡的思念。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原型是作者最熟悉的生活环境，还折射出作者对土地的一种情怀，从而衍生了他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加深了对世界、对生存的人文关怀。从这个角度来说，尹守国筛选的乡土题材，必定带有现实主义的印记，作者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合庄，尽管合庄是在想象中建构出来，但这种虚构出来的距离，不但没有消磨作品的现实意味，反而在虚构中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辽西农村的生存状态。
取材当下生活的乡土题材作品有很多，在表现现实对乡土的冲击时，很多作家会带有强烈的入笔情绪，采取生硬的笔调直接切入主题，甚至在其中夹杂一些超现实的手法，以此体现现实对人物的生存考验，残酷中颇有些拿头撞墙的惨烈。而尹守国的这部作品，以近似观察员的视角去描摹他眼中的现实。城镇化进程给农村伦理带来强烈冲击，让作者感到震颤，但作者并没因此而失去理智，他的情感是含蓄的，也是矛盾的，是以一种近乎零度的表述去还原合庄。作者彷佛置身作品之中，是其中的人物之一。村落的一草一木，村民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绘声绘色地描摹出来。这显示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及其长期对人性的揣摩，从中挖掘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在心理，并在其中暗暗折射出社会影像。在看似是漫不经心的描写之中，却时时表露出他对土地的焦灼之感。
作者的焦灼不动声色，含蓄的蕴藏在字里行间，致使他描述的乡土大地是动态的、变化的、而且充满着未知的可能性。作者感知到剧烈的现实变化，并用文字对抗内心的隐忧。他试图用文字记录这些变化，完成一种类似于挽歌式的影像留存。这便是作者的创作初衷，把熟悉的乡村生活记录在文字中，哪怕有一天这样的场景不复存在，至少在翻阅文字的过程中可以重温、回顾，可以给后代读者一个原生态的场景保存；这样的乡土文学，承载的是更深层次的爱护，作者思考、观察，进而用文字作为传递的桥梁，永葆记忆中乡土世界的鲜活，把合庄这样一个具有农村色彩的村庄留在读者的脑海之中。
二、农耕文明的消退
农耕文明历经漫长的形成时期，记载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形成特有的礼仪制度、民风文化。合庄地理闭塞，并因闭塞而保留了浓重的农耕文明的特征，它给予合庄人一系列约定俗成的道德规则。而这原有的一切，因为一条高速公路的到来，被冲击着，并在这种冲击中逐渐消退着。作者在文字中细致的描摹了合庄的生活变化，展示了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较量，并忠实的记录了农耕文明的退守过程。尽管作者对土地充满深深的依恋，但他并不避讳城市文明的先进性，在城市文明对合庄的促进与伤害中，作者将惋惜之情深埋于心，全面的记载这一进程的得与失。高速公路是城市文明的代表，也是城市文化的先锋。便利的基础建设就如一把利剑，斩开农村闭塞的壁垒，带给村民前所未有的体验。一件新生事物的生长必然会冲击旧有事物，同时也会凭借其前进性推动事物发展。这就是高速公路带来的变化，既给农耕文明带来伤害，也会为合庄村民带来福利。
城市文明的入侵，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没有感到不适。当葛连把高速公路消息告诉给儿子时，大军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村里以后就会热闹了”，丝毫没有感受到父亲心里的担忧。年轻的一代会很快的接收城市文明，尽管他们最初会被城市人边缘化，但终究会被城市文明收编，成为一个城市人或心向城市的人。他们会有更便捷的信息渠道，更迅速的成长空间，这是城市化进程给年轻一代的福利。同时，对于葛连这种在合庄生活多年的村民来说，城市文明会给他们带来不适，也会破坏他们延承以旧的伦理秩序。在这一点上，城市文明必定会给农耕文明带来伤害，并且这种伤害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在小说中，随着高速公路的修建，村民与土地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微妙起来。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不再是村民生活的唯一出路。农民渐渐地脱离土地，探求更为多元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可以在高速公路施工时有着直观的体现。施工工人是合庄迎来的第一批城市人，他们像是一群不速之客，扰乱了合庄的生活节奏。村民对这些工人既羡慕，又戒备。这群陌生人是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朋友，也成了给他们带来新鲜生活的向导。最为关键的，公路施工会带来经济利益，这是村民预想不到的衍生品。合庄村民把闲置的房子出租出去，成为短期租赁的受益者；他们在施工场地卖起羊肉串，使羊肉的销售可以直达客户端；青年村民去工地打工，两个月便能够换回一部手机。可以说，在切身利益的获取中，村民对城市文明的戒备心越来越少，并且在接触和熟悉的过程中，渐渐的接纳着城市文明。
小说开篇时，合庄村民非常排斥高速公路，他们的观念中，修路就是对土地的觊觎，必须让这种破坏性的行为付出代价，这在村民们共同商讨占地赔款时可以看出。小说进行到中后部分时，村民们与城市文明有了实质性接触，他们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观念，态度上的改变十分鲜明。当自己耕地再次蒙受损失时，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多修一条正规的柏油公路。此时，合庄村民已朦胧的意识到修路带给自己的便利。从孩子上学到商店进货，就连生病时找救护车都想到了。修路和自身的利益联结起来，城市文明正以缓慢的速度渗入合庄的原始生活；这种改变会在村民的谋生出路上，有着更明显的体现。西瓜销路被城市人打开，替代了传统庄稼作物。这种尝试来源于偶然，却会成为稳定的收入方式，西瓜种植规模会继续增长，产销链将辐射更多地区；道路日益便捷，进城务工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就连葛连这种最顽固的农民，也准备到镇子上经营烧烤摊子，对祖辈留下的放羊营生的舍弃，代表着他将远离合庄这片土地；一旦人物在心理上斩断对土地的依赖，就会被城市文化慢慢同化。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无可置疑，农耕文明将被城市文明逐步围剿。这些生长在土地上的人将会进行剧烈的精神变迁，农耕文明被迫和城市文明对撞，也在城市文明的侵袭中逐渐消退。
三．人情社会的崩塌
聚族而居的农业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决定着村民之间必然是那种人情社会的生产关系。合庄人是自觉维护这种人情伦理的。他们重视人缘，追求和睦。马燕非常欢迎郝桂花到家里做客，认为邻里之间互相串门可以增添人气，这是人情的基础；曹子海的母亲让儿媳去参加刘天栋的葬礼，认为互相帮忙才能维系邻里关系，这是人情的表现。葛晓伟为葛连照料半年的瓜地，得到一只羊的回赠，这是人情的互动。陈桂荣就算心里再委屈也要给刘铭家扔下五百元钱，这是人情的制约。
人情互动在合庄再熟悉不过，人情得失也在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刘天栋在出殡时，按照平常的风俗，邻里关系的人把纸钱送到东家手里即可，可村民自发的为他烧纸，年轻点的还磕了头；平常的丧葬他们都随五十块钱的礼金，而这次竟然都是齐刷刷的百元大钞。刘天栋的葬礼在合庄最具规模，这与他生前“赚”到的人情密不可分。他是合庄的“老队长”，在人心中积累了足够的情感因素，在话语权上也占据着主导优势。相比刘天栋，村中另一位老人的葬礼就显得分外凄凉。小说结尾处写到曹子海母亲的出殡，是用车拉出家门的，成为子孙内心的难隐的耻辱。只看眼前利益的曹子海在母亲跟前真心实意的忏悔，也默认了被合庄老少排斥的现实，私欲作祟下对人情秩序的打破，已经让他饱尝“灶坑打井，房顶开门”的恶果。
人情往来让合庄村民感受到邻里之间的情谊，也让他们内心自觉认同这种伦理法则。甚至在沟通往来、解决事件中，出现了人情大于法制的局面。在村民组长的接替中，村民们没有按照《选举法》的选举流程，直接默认刘铭接替父亲的职务。即使刘铭上任后很多决策做的不妥，大家也仅仅是抱怨几句，并不对刘铭过于苛责；大头马需要批房基地，想到的不是法律流程，而是去和刘铭家套近乎。一句“红口白牙地求人家，怕是不好张口”，无意识地把法律摆在人情之后；在刘铭家和刘伟家的相处中，更能看出人情与法制的高下。郝桂花在承包土地的时候提出签定合同，刘铭却碍于人情怕被耻笑；郝桂花利用弟媳的同情心骗回合同后，马艳也没有用法律来维权，而到家族长辈邻里乡亲面前数落郝桂花，以此在人情方面找寻平衡。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即人情社会。乡土秩序的维护，人情大于法制。
作者精心的选择了高速公路这个时间段，记述了合庄生活的形态变化，倘若没有修筑高速公路的契机，人情伦理的思维将会继续延续，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但是随着城市文明的入侵，农耕文明在其围剿下不断衰退，人情社会就无可避免的面临崩塌。以高速公路为界，合庄人正不断的调整着生活方式，由最初自发的遵守人情秩序，享受人情关怀的温暖，到自动毁坏人情关系，充满私欲下的冷漠疏离。这些变化在大头马装修时便初见端倪，以往村里有人装修，闲下来的劳动力都会去无偿帮忙，但大头马在装修前，已经意识到帮工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便特意买回五条纱巾惠赠工匠的家属，还准备烟酒、羊肉，作为人情答谢，种种迹象证明免费帮工的终结。这在作者另一篇中篇小说《阴宅阳宅》中，也有后续的补充。此后再有人家装修，完全是按市场经济下的雇工了。追根溯源，村民的保护意识、经济意识是破解人情秩序的关键。
原本在生产中自给自足的村民，秉承着小富即安的观念，对物质上没有太多的奢求，也就可以把自我的经济利益暂置一旁，维持乡里之间动态的人际平衡。通过高速公路的修建，村民的物质意识得到萌发，他们已经不愿意无偿贡献劳动力，付出的心血必须有经济回馈做支撑，原有意识已经被物欲瓦解，人情社会也自然失去主导优势。曹子海为物质利益，间接气死刘天栋，物欲的驱逐力可见一斑；就连葛连这样本分的放羊汉，也可以为羊肉串的销量，昧着良心刷羊尿，愧疚感早已被金钱磨灭。种种迹象中，均可以看到物质欲望对人情社会的伤害。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在合庄的兴起，从客观也要求这里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从这个角度上说，合庄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命运，人情社会不可避免的逐步崩塌。
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长篇小说的构成离不开人物，鲜活的人物形象往往由性格生成。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性格决定人物的抉择、判断，从而形成人生轨迹。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时，一定要保持性格的个性化，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饱满、灵活，在一定意义上富有典型性。尹守国的小说以合庄为源，他所表现的人物是地道的合庄人。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个性心理必定带上土地的烙印，带有地域性的典型色泽。拿《路过合庄》来说，作品涉及到了几十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粗粝，缺少细致与高雅；他们的内心淳朴，装不下兽性的原欲与狡诈；他们富有人情味，能传递脉脉温情；也长于算计，固守着自我的一亩三分地。这样的人物，不夹杂任何的修饰，就以原始的状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展示着赤裸裸的人性，富有辽西地带的民间色彩。
葛连是作品的第一男主角，他身上就带有典型的地域特征。作为最重要的主线人物之一，他贯穿于小说始终。通过他的行为，可以看到合庄周围的日常生活；也可以看到村民心理发生的变化。葛连性格的形成，与这片土地的养育不可分割。他没有权力笼罩下的光环，没有完整家庭的温暖，没有一技傍身的技术，也没有令人崇拜的地位。以这样的人物为第一主角，采用的无疑平民视角。他既是一个叙事主体，也是千百个合庄村民的代表。他的人生履历平淡无奇，却安分而积极的耕耘人生。分析葛连这个人物形象，可以使读者对于合庄民风有着基本的了解。
葛连是一个简单、倔强、苦命的老实人。说他老实，是缘于安贫乐道的民风。合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长年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追求。他们只希望一份温饱的生活，一份知冷知热的感情。对于葛连之类的村民，他们大多有坚韧的忍耐力，顽强的吃苦精神，还有容易满足的性格特色。因而，合庄村民的生活水准不高，但他们的心理却不浮躁；他们的物欲程度不高，所以重视邻里之间的人情关系；他们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主动改变生活的决心不大；他们的生存条件大多艰苦，却也能在苦中咀嚼出生活的向往。葛连并不精明，很多人情来往上都有缺陷。可是因为他的本分，村民们并不计较他的过失，反而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获得不错的口碑。他无意识地搭上了城镇化的班车，似乎自觉地信守着合庄的伦理秩序，却也在利益的诱惑下间或动摇。无疑，他是一个好人，但绝不是高大全似的设置。他有渴望、有弱点，是一个带有七情六欲的人。正是太多像葛连一样的农民聚集在合庄之中，才能让民风富有善恶感和人情味。
作者在小说中，同样塑造了个性鲜活的女性形像。其中，郝桂花和大头马就是两个富有代表性的主角人物。在合庄里，女性与柔弱、雅致沾不上边。生活环境决定她们必须有强健的体质，坚韧的性格。同时，合庄的女性多是持家的能手，贫瘠的生存环境锻炼了她们的生活能力。她们的个性中既有精打细算的细致，也有独立担当的泼辣。
郝桂花是本文最早出现的女性主角，强势的性格在几个场合内展现的淋漓尽致。甚至还未出场时，就在两个孩子的对话中初露端倪。合庄的村民都承认这样的事实，刘铭这个村民组长要听郝桂花的。她可以软硬兼施，控制着丈夫的思想及行为；也精于计算，极力维护这自我利益。可以说，这个女人“不好惹”，不肯让自己吃一点亏。在触及到她的利益时，总能能拉下面子不顾情分。这样一个泼辣的女性形象，折射着合庄女性的个性心理。她们没有经济来源，就暗暗推助了控制欲；她们试图在家庭生活中找到支配权，就必须足够的精明。这样的形象无疑是真实的，但却显得不很可爱。相比郝桂花，大头马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另一位女性主角。她心思缜密，察言观色的能力不比郝桂花差弱，却少了一份强势，多了一份包容。大头马的“个子高，胖的还算周正，腰部在硕大的屁股和丰满的胸脯的衬托下，显得纤细和浑圆。”这样的画面吸引着葛连的目光，丰乳肥臀的体态，在地域环境中多出一份美感。她也追求自身利益和终身幸福，却不把它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基础上。因此，大头马虽然早年命运多舛，却在阴差阳错中，寻找到一份温暖的依托。似乎这样的个性更能体现合庄淳朴的民风，也留存着村落中难得的温情。所以她最终得到完满的结局。揣摩文中出现的人物，可以发掘出很多地域性的文化烙印。正是对合庄地域的熟稔，作者才能创作出符合典型环境的人物形象。
五．精心锤炼的叙事方式
谈起小说创作，叙事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叙事牵连着文本脉络、语言层次和情节的开展，是小说创作的核心环节。《路过合庄》这部长篇小说，着重描绘四家农户。他们犹如四个独立的单元，串联起合庄生活的点滴；他们也是展开视角的四个基点，观察着合庄发生的变化。这四户人家分别是葛连家，刘铭家，大头马家和曹子海家，其余的人物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分散在作品之中。这四户人家看似独立，其实又与其他人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种细微的利益变化也在其中的交往过程中呈现。据笔者了解，尹守国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曾有过近十年的的诗歌创作经历。正是这种训练，让作者在思维上及文字上受益匪浅。阅读他的文字，不难看出，诗歌的某些特征蕴藏在小说创作之中。无论是对语言的精炼、对意象的筛选，还是对气氛的烘托、对心理的揣摩，统统可以在小说中找到痕迹。如果说长篇小说的骨骼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小说就变成一种絮语，一种意识的铺排，失去题材本身的生命力，那么叙事语言就是肌理，让整个文本饱满丰实，充满阅读的趣味性和审美性。
早期的写诗基础让作者精于叙事氛围的营造，这在文本开篇就有明显的表征：“在辽西，小凌河算是一条大河了。自南向北流经黑龙镇时，受到盘龙山的阻挡，拐了个胳膊肘子弯，一路向西北方向窜去。合庄的三十二户人家，犹如河面上漂浮的柴草，被淤积在山脚下，破碎且零乱地分布着……”合庄傍河而存，又深处大山之中，稀少的人口使这个村庄不成规模，作者在用词中强调“漂浮”和“淤积”，似乎暗示这个村庄犹如浮萍一般被外界环境推动，现实因素会给村庄带来无法逆转的变更。同时，淤积山脚的村落由于特有的地理闭塞，使其能够保留祖辈传承的生活习俗。这样，合庄围绕高速公路而产生的变化就更具冲突，其中体现的文明对撞也更具深思。有了叙事氛围的营造，合庄的地域特色也得以顺势铺排。在这里，作者极为注重意象的筛选，他不重复那些耳熟能详的共性意象，而是从乡村的常见事物中找寻，令小说充满浓郁的民间色彩。譬如葛连无意拾到野鸡时，他“嘿嘿地笑了，眼角的皱纹集结的像野鸡的屁眼儿”，这个意象虽然粗鄙，但又与他日常的放牧环境融为一体，读起来毫不违和。曹子海在决定是否去大头马家时，感觉“今天他不把这个发现传递出去，心里就像有啥东西堵着，而且这东西就像刚出锅的年糕，不赶着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内心感受用年糕做比喻，两种不同质地的本喻体充分体现了通感手法。在写到曹子海的母亲病逝的经过时，作者说她“就像白露过后的庄稼，一天不如一天，”种种熟悉的乡村事物从笔尖流淌出来，使意象具有土生土长的民间味道。
尹守国一直凭借自己的想象，讲述着合庄的故事，让虚构与现实在叙事中模糊界限。在作者之前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些人物就已留下短暂的影像，但限于篇幅，这些人物多以某个生活片段为依存，往往单薄、片面。此次的长篇小说创作，使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合庄的村民，使得主要人物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形式呈现出来。想必作者在构思情节时，对文中人物已有精准的定位，加上作者对辽西农村的熟悉，更能对人物心理进行充分的揣摩。心理描写在文中比比皆是，作者有时直接进行叙述，有时将其暗暗地隐藏在人物的行动之中。譬如庄上的男人成为吃烧烤的新生力量，是因为他们把“卖粮食得来的钱看的非常重要，不去做重大的事情，轻易不肯花费，而把在家门口挣的钱，看得相对轻一些，在家门口挣来的钱是额外的，是白捡来的，对于这样的钱，花的时候是很轻易决定的。”这种描叙，既突出人物的心理，也显示出合庄村民对祖辈流传下的农耕的尊重。譬如郝桂花以谎言博取弟媳妇的同情时，马燕有了细微的心理变化，“她一直感觉郝桂花像个男人，现在才看到她女人的一面。她觉得郝桂花女人起来要比原来更好看。她的这种感觉，也让她们的角色在无形中得到了转换。”细腻的心理描写如同注解，有力地支撑起人物下一步的行动。心理世界所显示的，是人物隐藏的密码，只有面对自我时，才能真实的道出内心的话语。就如海面漂浮的冰山，那些在别人面前展露的只是水面的一角，真实的内心世界只有深入水下，才能窥见其巨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描写就像一台水下望远镜，能够使人物行为有迹可循。当然，作者也充分的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才用心的把心理描写贯穿在叙事之中。
笔者相信，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其他文体，都需要作家具备沉重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是灵魂的枷锁，而是作家的良知使然。尹守国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一颗细腻的心思，这都可以帮助他体察现实，做出独到的思考判断。《路过合庄》这部小说，具备了现实思索的勇气，关注了主题承载的质感。当然，作者选取“路过合庄”这个事件叙述，略显短促的时间跨度，显然不足以承载更多的空间厚度，人物的性格变化也难以得以充分的发挥。但纵观文本，其中还是尽最大可能地体现出作者对乡土的情结、对人性的尊重、对生活的期待和对文学的敬畏。有人说，作家的内心是纯粹的，没有足够的挚诚，很难令作品深入人心。即使做到了这些，作家还面对着灵感的沉寂、才华的衰竭。因此，很多作家历经创作高峰后，难以突破自己，匠气的滑行成为创作的瓶颈。但值得欣慰的是，尹守国对于合庄的熟稔，令他掌握了丰厚的创作题材。作者的人文情怀让他足够深入辽西农村、充满诉说的欲望。对尹守国来说，合庄是一块属于他的灵感的富矿，也是创作的源泉。我们也期待作者能够在这片沃土中不断汲取着文学营养，为读者带来更多值得精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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