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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对死亡题材的滥用已经让读者乃至作者感受到了智力对作品的报复——无论死法多离奇，只要逻辑参与到推理的步骤内，其结论多会指向一个头重脚轻的局面——过程似乎迷离，结果或读后索然无味。 反观文学作品中对人物死亡的破解，都无法绕过两个既定问题：第一，如何让读者着迷角色的死亡；第二，作者的推理能否经得起读者的质疑。 宋长江的中篇小说《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刊发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3年第11期）不仅在读者兴趣上做了客观的努力，于推理方向也敢于正面回应读者质疑。最重要的是，他在证明五小姨的死（自杀）能接受逻辑检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死亡这样一个被过度消费的符号不动声色地融合到作品中，凭借结构的扎实、故事的详实和内涵的深刻，提升了整部作品的价值，从而杜绝了“索然无味”。 “心理口语”的巧妙运用 读《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过程，首先的疑问便来自作者所采用的心理口语式的语言。看原文，他是怎样操作的。 我甚至收集了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的气象物候，为有 朝一日寻点背景。哈哈。 嘿嘿，说说而已，后来实践证明，在和女孩子的交往中， 我确实是一个弱智。 这种“哈哈、嘿嘿”，并非是人物对话，而是叙述者的心理“口语”。一般情况下，在寸土寸金的中篇小说幅度内，“哈哈”、“嘿嘿”等词汇的出现，很有可能损伤叙述的严肃性，即便从“风格”的维度来为作者辩护，仍会留下众多无法回复的质疑，有拙和笨的嫌疑。 宋长江为何要选择“笨拙”的心理口语的语言作为小说叙述基调？他明明有机会也有能力用其他的方式。 通读《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我确认，这是作者故意为之。 当有无数种叙述方式可以将一篇小说表现得更有阅读快感时，其中最合适的方法不是最有美感的叙述，而是最符合作品需要的方法。单纯追求文字韵律，得到的只是口腔快意，逻辑上若不成立，摧毁的却是整部作品的构架。 请看《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中男主人公是怎样的身份设定：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 这就意味着作品的语言前提必须以“我”为参照——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大学生的语言方式。作为主角出现的“我”，是否允许以华丽老辣的对白出现在小说现场？或许可以，但在叙述方法上引入“最大值”的概念后，离最大值最近的才是符合逻辑的。 这便是宋长江运用心理口语的理由——“我”的性格跃然纸上。 虽说此种语言可能带来阅读上的不流畅与思辨上的美感缺席，但是跟作品的内在需要相比，放弃“美感”是优秀作品平衡后的必然抉择。 推进情节原动力的提取 叙述问题在技术层面解决掉后，还有一个提问挥之不去：读者为何要对一个死去很久的女人感兴趣？换言之，推进情节继续、读者跟进的原动力是什么？ 这是小说必须要给出的答案，也是促使读者读下去的理由所在。 《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是如何阐释的？ 请看： 五小姨，十八九岁的样子，娇媚的容貌和略微倾斜的姿态一下 子迷住了我。请原谅小辈不恭，恕我直言，恕我不孝。当时我也是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已经滋生出寻觅爱人的情愫······ 面对照片上的五小姨，刹那间，一个从未动用过的词——楚楚 动人——毫不吝啬地跳了出来。假如生活中遭遇如此美女我会本能 追逐，绝不手软。 到此，一个关于死亡追查的动机凸显出来。当一个男人看见照片上极具美感的女人，无论该女人与男人是哪种关系，首先引发兴趣的是“美”。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力比多”（性）会因“美”对女性产生某种渴望与追问。 现在的情况是，漂亮女人死了，并且是男孩的五小姨。 因此，驱动年轻的“我”对五小姨的死进行破解，最初的诱引来自她的美丽容貌。其他客观因素，如家族对死去五小姨之“讳莫如深”等，只能作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而已。 这个原动力的提取，看似随意，其逻辑性证明了“我”的行为的合理性，在小说外，也成为说服读者进行阅读的必然性。它的意义在于，避免了拔高“思想觉悟”的理性动机，可读性进一步提升。 关于自杀的哲学思考 路再长，也是有终点的。就如同五小姨的死亡背景渲染得怎样诡异与复杂，到了该结束的时候，结论必然要现身说法。 以猎奇为目的的阅读需求可能无法满足五小姨“自杀”的结论。尤其把死亡时间放在“文”期间，如果不残酷、不恶劣，便不足让故事有着厚重。然而，优秀作家的机智便在于：当泰山与鸿毛都可表示重量时，鸿毛有时更能四两拨千斤。 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复杂又富有争议的问题：当作者的动机与读者的期望发生冲突时，作者如何调停一场作品结局设定可能带来的危机。 要知道，宋长江的《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用文字铺垫太多悬念了：既有全家人对五小姨死因的集体沉默，又有与五小姨共事者的三缄其口。这就使得读者产生某种心理指涉：希望发生在那个（文革）时期的命案，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对当时无情与疯狂形势的想象。 然而，经过“我”多年不懈的努力破解，事实的走向却是：五小姨死于自杀。这与家人乃至读者的惯性思维和期待大相径庭，甚至是“背道而驰”。 在这里，作者引进冷静。暴力与冷酷、狂热与绝望只发生在被调查人的口中以及无法进入到作品内部的外界说法中。另外，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国人记忆犹新，无需作家再去复述，宋长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探究一个民族的悲剧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刘升盈《宋长江的中篇小说〈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剥去历史的谜层》，见《文艺报》2014年1月24日） 不难看出，当作者用那段拗口的医学术语阐发出五小姨的死因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具有信息控制和输出功能，同时具备四个控制中心，即批判现实并控制错误中心······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死亡是无法控制和不痛苦的”），你会发现暴力、冷酷、狂热叠加后等于了公式右边的那个词汇：绝望。 一个人绝望到什么程度可以自杀？这里已不需对与错的争论，即便有，那面对五小姨的死亡，如果说远去的时代有多错误，那活着的后人又有多正确？ 到此，五小姨的死就不再是那个过去时代的案件，她变容为整个时间的某个侧面寓言：只要有绝望，死是必然，死者是谁而已。所谓的环境也好，体制也罢，只是促成“绝望”的动因。真正要让人警醒的，恐怕就不再是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未来呢，未来的呢？ 所以说，宋长江对五小姨自杀的解读，“文革”只是为了让故事可以更有含义地进行，它是借口。“绝望”才是哲学范畴内的文学思考。五小姨的自杀可能不是读者最想要的，却是作者最想要的。这里绝非是宋长江对出版规则的弹性把握，而是对死亡命题的哲学思索。 形式与内容的探索 如果让现今玄幻类作品退出小说的阵营，我认为“内容”可能不是一个一流作家所最终关注的。试图通过某个离奇、魔幻的故事承载作家对文学的表达，现在看来有些过时，起到的却是“掩耳盗铃”效果。 内容与形式是作品中保持相对平衡的要素。不是内容要接管形式，也不是形式要胁迫内容，二者需要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故事“怎么讲”就具备了文学上的美德。 反观《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我自私地认为，宋长江对作品逻辑走向的控制，让他在叙述的方法上有了不同以往（他个人众多的中篇小说都有着不同的叙述方式）的特殊性。 故事依旧是那个故事，情节还是那些个情节，由于宋长江选择用故意“笨拙”的叙述语言和独自的叙述顺序去适应作品需要时，这个故事就变成了惟一的故事，惟一的顺序。当然，如我前面所说，作家可以用更为华丽、老辣、成熟的语言作为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但倘若那样，我尝试性地发问：在回忆体的起点中，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如何说着成人的话？如果说成人语言，那就意味着在思辨上可能具备成人能力，那是否会有小说发展过程中调查的必要？这点如果引入，作者设计好的“主人公成长线索”就需废掉。而“成长线”又是这部小说“纷纭”出的重要思想和内容。 说到此，纵观宋长江的中篇小说创作，我发现他似乎在“玩”（或者用尝试更准确）更多的叙述方式。无论怎样说，种种提问与质疑，逼迫着小说的呈现方式需放弃阅读快感（好看）。这种对逻辑式的尊重与思考，形成了宋长江近期小说创作比较独特的现象。 当然，认同方法论的重要，是有前提设定的。 首先，必须承认小说作品存在“最大值”。 一个题材能否做到形式、内容、修辞、风格、结构等多重元素并驾齐驱，然后无限靠近最大值，是先天成立的经验。在靠近的路途中，必然有一种是既接近最大值，又具艺术感的。 其次，我们知道，“内容所具有的全部含义，就是能唤起与被再现对象等值的刺激”（阿瑟·丹托）。在小说创作中，被再现对象（作品）是作者脑中的观念，它存在于想象力、知性的集团中。但从想象力、知性到纸面的文字转换过程，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能否如实地转换；第二，转换有方法。 如实地转换，意味着作者所构建的故事没有信息流失并完整地呈现在文字面前。而转换方法，则有“风格”的介入。风格对情感统一性地要求，必然会通过文字传递形成某种表述方式。所以说，在面对“内容”事先给定时，“怎么写”便成为作家无法绕过的文学命题。 有一点要声明：不是说写什么（内容）不重要，故事性从未丢失它的魅力。只不过，在魅力与方法中，选择怎样的路，那是作者自身的素质和追求。一如宋长江对“五小姨”死亡破解、和《破解五小姨死亡之谜》文本的尝试，我认为那是一场值得称颂的创作上的冒险旅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