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小说，《一个人上路》与《去香格里拉》，令人读后有巧合之感。体裁是一个中篇一个短篇，作者是一个东北一个江南，却都不约而同地写了道路，或者说写了作为象征和隐喻的道路，前者让人想起美国乡村音乐《道路之王》，后者让人想起电影《指环王》中霍比特人的道路之歌:“那条路已在前面走得很远，所以我必须紧紧跟上”。
    《一个人上路》的作者万胜，是我所熟悉的辽宁70后作家之一，他帅气而又沉默，一看就是那种内秀蕴藉、很有潜力的年轻人。但我没想到他会写出这篇诡谲而又凝重孤绝的作品。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被坠胎的婴儿，这个作为“前生命”存在而诉说的幽灵本身就带给小说文本以奇异的、超验的精神气息，好像既批判着生命又肯定着生命。而被叙述的故事主角康桥，他的人生经历与其说是可憎的，毋宁说是离奇和不幸的，他从一个虚幻的梦境开始，到一个真实的梦境结束，毕生走在欲望的不归路上：性倒错——性无能——性复活，这是他卑微生命中并不复杂的三部曲，而就在他重新焕发的瞬间，却又和梦幻中的女人一起葬身大火。
    这是一个充满憎恶感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对离经叛道的性心理的个案调查。如果不是那条路，整个叙事可能并没有超出近年风行的欲望化写作，但那条被称为“文明路”的村路出现了，正是这条路，不仅见证了下塘村文明建设日渐衰败的状况，也照亮了一个人隐秘的文化命运，这条路引诱了康桥，伤害了康桥，使他进一步背负起自己并不知情的罪孽，就像童话中的驼背小人，最后与这条路同归于尽。
    “文明路”作为一种隐喻，无疑是提升了这个中篇的质地，虽然其象征性多少显得隐晦。这可以联系到马尔库塞的代表作《爱欲与文明》，他认为爱欲与文明是并不冲突的。如果冲突，特别是当悲剧性冲突出现的时候，可能就应该查找文明自身的问题。不管在正常人眼中，康桥身上有多少该憎恶的东西，但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看，他还是可以被同情了解的，就像《洛丽塔》中那个想留住童年幻象的亨伯特可以得到文化宽容一样。确实，康桥有点像是中国乡村的亨伯特，他的种种倒错行径，说到底也无非是为了留住一个童年幻象，他与莫小丫的隐秘关系，更多的只是文化幻象之间的关系。套用美国批评家杰姆逊的话说，不知是古老的欲望引诱了年轻的活力，还是年轻的萌动激活了古老的生机。
    与《一个人上路》相比，叶和君的《去香格里拉》则显得举重若轻，一种轻逸美学，几缕南国闲愁，构成了这个短篇特殊的亲和力。叶和君也是70后作家，在浙江一个叫青田的地方读书写作。从网上查知，青田的文化资源宏富，南有瓯江，北有太鹤山，因地产青芝，故名青田。而且还是著名的侨乡，民风飘逸，人乐远行。《去香格里拉》就是这样一个远行的故事，一个“在路上”的故事。小说写了一个叫甘蓝的女人，她有一双“永远飘忽不定的眼睛”，因而仿佛她人生的使命就是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的“出走”。走的时间长一点，在外面厌倦了，就给丈夫长松打一个电话：“你也不打电话给老婆？——长松说，我到哪里去找你？——甘蓝说，你现在知道了，也不叫我回来？”于是，长松就去叫她回来。回来过上一段，不知跟上谁又走了。跟上谁不重要，关键是走，她必须把自己“变成一只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鸟儿”。
    这是一篇很耐读的小说。英国的劳伦斯有《骑马出走的女人》，法国的加缪有《不贞的妻子》，都是写女性出走的著名短篇，但我觉得他们赋予小说的哲理性、训诫性有些过重，造成文本意义的深奥奇崛，非“高额头”的学术型读者难以欣赏。同样是背叛和出走，在这篇《去香格里拉》中却显得风行水上，波澜不惊，连丈夫长松的表现都是平静而宽谅的，女人走了也不惊讶，女人回来也不抱怨，他甚至都不去多想女人的背叛，以及与此相关的名誉和伦理问题。纯朴宁静的山村生活，一个像鸟儿一样飞来飞去的女人，竟似乎是某种必要的浪漫和诗意。
    如果说《一个人上路》是写出了文化中的生命个体，《去香格里拉》则是通过个体写出了一种文化风致，一种女性的集体无意识。细细品味，虽然叙述上还不够那么精炼典雅，却可以读出废名小说的境界和况味。就人物本身而言，我个人认为，也许可以把甘蓝看作是包法利夫人的中国乡村版，但这应该是被美国的弗洛姆重新阐释过的包法利夫人，与其说她是不贞的，不如说她有一颗憧憬远方的心；与其说她是放荡的，不如说她像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化精灵。小说中并没有写具体的男女之情，这并非是因为欲望不存在，而是那欲望被甘蓝的一次次远行穿越了，被道路穿越了。
    这两篇小说的共同点,是都表现了对乡村现实的文化感悟,同时又都和当下乡村保持了必要的审美疏离,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人性的非理性层面。生活本色，文化意味，是两位作者相似的叙事追求。还有，那就是道路的意象，以及由此生成的从主题到结构的远行感。从这个角度，我想借用一个美国文学的概念，把它们称为“道路小说”。
    《一个人上路》中的道路是回归、再生与毁灭之路，康桥是那条其实并不“文明”的村路的牺牲者和守望者，而莫小丫却像当今的许多乡村女孩那样，在陌生的、远方的城市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最后饱受欺凌而归。莫小丫是闭塞的乡村文化和懵懂的青春期文化的共同产物，也是虚假的“打工文学”的无情揭露者，她的远行见证了城市的很多事情，而在回归路上等待她的又只有毁灭。她的道路穿越了文化，但却无法抵达近在咫尺的家园。但远行在《去香格里拉》中却是前赴后继的，甘蓝死了，她的女儿小鹊又踏上了远行的路，因为，小鹊也有一双飘忽的眼睛。
    “道路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应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但似也有内在传承的关系。中国当代的一些小说，特别是西部小说，我认为主要是体现了中国式的流浪汉精神，寻找的主题都比较庄严和重大。比如张承志的《金牧场》、红柯的《远去的骑手》。相比之下，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可能更接近“道路小说”的旨趣，但那已是多年以前的力作了。
    借用“道路小说”的概念来谈论两位70后作家的作品，我在此更多的是指一种精神道路。至少我觉得，这两篇小说是对当下乡村生活的一种视角独特的表述，并贯穿了一种精神和文化关怀，或者可以说，他们在乡村叙事和道路纵横、贯通南北、每天都有成千上百万人“在路上”自由流动的中国景色中，正开始获得新的灵感与艺术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