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首届东北亚语言文学与翻译论坛在大连举行，主办方给我也发来了邀请,并向我建议了一个发言主题: 文学批评与文学翻译的关系。当时正赶上辽宁省第九次作代会召开，我因无法分身，没去大连，但还是很认真地寄去了书面发言，以表达我对与会翻译家和学者们的敬意。下面就是我发言的要点：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就读和任教于大学外语系，并有幸去美国访学。但后来我离开了外语界，从事职业性的文学批评至今。这就像美国诗人佛罗斯特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清晨的树林中有两条路，你走了这一条，另一条就只能随风远去。
    然而这么多年，我从来也没忘记自己学过的外语，在我孤寂的批评生涯中，正是年轻时学过的英语和法语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特别是当我一个人在灯下写作书评或论文的时候，英语中的每个单词，法语中的每个音节，都让我倍感亲切和鼓舞。它们就像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导师，以类似书信那样私密和值得信赖的方式向我传递着来自欧陆、来自北美、来自历史与当今世界的思想资源和信息。恩格斯曾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有一段话，我牢记在心，而且有时会恍然觉得，自己也有一个伟大的恩格斯，他就是这样经常给我写信的：“让我用英语给你写信——不，我还是用优美的意大利语吧，它像和风一样清新而流畅，它的词汇犹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盛开的百花；也用西班牙语，它酷似林间的清风；也用葡萄牙语，它宛如开满芳草鲜花的海边的浪涛声；也用法语，它像莱茵河一样发出淙淙的流水声；也用荷兰语，它如同烟斗里飘出的一缕烟香，给人以舒适、安逸的感觉。”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多了解一种语言是否就多有一个家呢？维特根斯坦的话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是的，“你语言的边界就是你思想的边界”。所以我一向认为，因为批评家的思想视野和思想边界要比作家更广阔，更辽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中国作家不懂外语，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的话，一个不懂外语的中国批评家却很难称得上是批评家。批评家必须是某种意义上的双语写作者。
    有没有不懂外语的批评家呢？当然有，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三位文学批评大师就是先例，特别是别林斯基，他几乎从未离开过俄罗斯的土地和语言。但从境界和视野上来说，他们是不懂外语的双语或多语写作者。当代中国也有许多不懂外语的批评家，他们甚至构成了中国批评家的主体，那他们主要靠什么获得新的资源和话语呢？靠翻译，他们的阅读范围，基本上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理论批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批评家对中国的翻译家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依赖或寄生的关系，可以说，文学翻译是文学批评的直接宿主。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当前的文学翻译这个宿主本身并非生态十分良好。我在批评、写作之外也时常搞点文学翻译，主要是英美诗歌。我这样做一是出于对专业的怀旧，二是出于好奇。我一直想不明白，英美那些大诗人的作品，包括获诺贝尔奖诗人的作品，在被某些翻译家译成汉语后何以竟变得平淡无奇？我确信它们在原文中不可能是平淡无奇的。诗人的伟大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可我们有些翻译家却只能化神奇为腐朽，这样的所谓译作被莫名其妙地发表和出版，我想恐怕不是翻译理论或“信达雅”之类的翻译标准所能解释的，或者说，我们失去的不是具体的翻译标准，而是比翻译更重大的学术标准和文化标准。
    美国有一本很权威的人文学通识读本，作者是理查德•加纳罗（Richard Janaro）和特尔玛•阿特修勒（Thelma Altshuler），这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影印本，并译出了书名和目录。但我认为书名的译法很有问题。英文书名本来是The Art of Being Human，直译应该是“让人更具有人性的艺术”，或“让人成为人的艺术”，可北大影印本却译成了《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样译，语感上比直译好，但问题是不正确。英文书名中的“艺术”仅仅是一个比喻，就像“谈判的艺术”、“妥协的艺术”那样，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艺术：让人学会谈判”，或者“艺术：让人懂得妥协”。所以，这种译法是说不通的。
    艺术，足以让人成为人吗？我们看到许多艺术家，或者也包括作家和诗人，他们的艺术修为和人格修为不仅并非是统一的，而且即使从普通人的标准看，其在人格、人性及人的情感方面也存在较严重的瑕疵，难以让人称道。实际上，成为人，这是很高的、涉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目标，不用说哪一门艺术，就是所有的艺术加在一起，也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正如这本书的各章内容所表明的，它所讨论的不仅仅是艺术，还有宗教与神话，语言与文学等等。这些显然是更重要的主题，也是人文学的基点和灵魂。
    我举一个书名的译法为例，不是为了轻慢艺术，也不是想要苛求翻译，我感到惊讶和不解的是，为什么对这样明显的、也比较重大的翻译失误，却没有任何批评的声音？也许我们当前的翻译界现状是这样的，那就是有翻译，却没有翻译标准；有翻译，却没有翻译批评。而当没有人去捍卫翻译标准，同样也就没有人去捍卫学术标准和文化标准了。
    与其说是艺术让人成为人，毋宁说是批评让人成为人。批评作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象征，从来就是人文学和人文精神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一个社会的批评有问题，批评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可能就标志着人文精神的溃败。近年来，大家所熟知的话题之一就是文学批评的危机，这种危机论一是指所谓“批评的缺席”，二是指所谓“批评的失语”，但意思都差不多，总之一句话，批评及其不满，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语境和现象。但实际上，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最需要的是同情了解。因为公正地说，现在我们的批评不仅是缺席的，也是缺项的。比如，我们没有翻译批评，往大了说，我们没有社会批评，没有文化批评，没有宗教批评。而正因为有缺项，所以才有缺席。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的整个生活还没有形成必要的批评氛围和批评习惯的时候，仅仅指望文学批评或文艺批评大有作为，满足公众所有的精神和情感期待，是不现实也是不通情理的。
    “宗教批评是一切批评的基础” （The criticism of religion is the basis of all criticism），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有一次批评家聚会，我引用了这句话，试图说明批评的眼界应该是整个文化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没想到，在座的许多教授竟认为我翻译错了，说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也根本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对此我只有莞尔一笑，然后无言。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曾这样写道：“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和涅涅茨人/整个乌克兰民族/甚至伏尔加流域的德国人/都在等待自己的翻译/或许在此一刻/某个日本人正在/把我翻译成土耳其语/直接渗透进我的灵魂”。
    总之，我对外语深怀感恩之心。有位已经故去的朋友生前曾对我开玩笑，说汉语是我的母语，外语是我的继母语。我喜欢这个说法，为此我非常怀念这位朋友。我知道自己算不上翻译家，但我知道什么是翻译家，翻译家就是在语言上既有生母也有继母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要既传承生母的美德也要弘扬继母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批评家呢？批评家是翻译家的兄弟，他通过翻译家间接领略到异乡语言文学的精神风采，然后能够在世界的总体性上捍卫母语的尊严，并体现出对祖国文学与文化的耿耿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