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语本自清代钱塘人何瓦琴的集禊帖联句。一九三三年春天，正在上海同黑暗势力做殊死搏杀的鲁迅，将其亲笔录为一联，赠给斯时亦在上海，且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以此表达心心相印的“知己”之情和血脉相连的“同怀”之谊。
    从鲁迅赠联于秋白到现在，近七十年过去了。鲁迅与秋白之间的相知和友谊，早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一段佳话，传布已久；其中鲁迅对秋白的种种关爱、支持和称许，以及因秋白牺牲而产生的深深的痛苦与怀念，亦每每复现于研究者和创作者的笔下，以致广为人知。然而，当年的鲁迅为何称秋白为“知己”，视秋白为“同怀”？换言之，鲁迅为什么如此敬重瞿秋白？或者说秋白身上有哪些品质或因素吸引了鲁迅？却是一个迄今未得到透彻分析和充分阐释的话题。在这方面，不仅后世的研究者，大都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追询与探究；即使冯雪峰、许广平、杨之华这些历史的过来人，亦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了多谈其然、少谈其所以然的叙事策略，所以同样无法为今天关心此中缘由的人们，提供直接而详实的答案。这种情况，不但使细心的读者每生疑问：“鲁迅既引秋白为知己，却不知是因为什么而将其引为知己的”？而且很容易让一些研究者陡生自以为是的想象。譬如，陈丹青先生就认为：
    历来，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上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方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自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笑谈大先生•鲁迅与死亡》
    尽管这段文字有些隐晦闪烁，但其中与我们所谈问题相关的一层意思，却是清晰明确的：瞿秋白不具备鲁迅那样的思想深度，因此，不能将他与鲁迅等量齐观；而鲁迅当年之所以看重秋白，则更多是因为自己的精神“寂寞”和需要“朋友”。
    不能说陈先生的观点全无道理，譬如，他指出瞿秋白的思想不如鲁迅深刻，我们就可以从鲁迅与秋白著作的对读中获得某些相似的感受。但是，他仅仅据此就断言鲁迅与秋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相通与相契，鲁迅纯粹是因为精神“寂寞”和需要“朋友”，才密切了与秋白的关系，进而视其为“知己”，则纯属简单化的主观臆测。事实上，我们只要重返中国一九三〇年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现场，就中展开仔细的史实分析和认真的材料梳理，即可发现，鲁迅敬重秋白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政治、文化和人性密码，很值得我们深入破译。
    二
    一九二七年秋天，鲁迅离开广州抵达上海。当时的鲁迅因刚刚目睹了发生在广州的残酷而血腥的“清党”，所以对杀人的国民党充满义愤，而对被杀的共产党却很是同情。不过，让鲁迅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自己的思想感情悄然向共产党靠拢的时候，却遭到了革命文艺阵营里一群年轻共产党员的笔墨围剿。
    鲁迅抵达上海时，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一些成员（其中多有共产党员），也刚好在上海聚集。他们当中几位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出于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整旗鼓的想法，主动找到鲁迅，提出联合起来，共同在文化战线开展新的斗争。因鲁迅早就有“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致许广平信）的打算，所以对于创造社的倡议，给予了积极响应和大力配合，使其最初的筹备落实工作进展顺利。但就在这时，后期创造社成员由日本回国。他们带来的源于日本福本主义和苏联“拉普”极左文艺思潮的一味斗争和绝对净化的主张，一下子激活了不少创造社成员身上原本就有的唯我革命、唯我独尊的情绪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作风，而所有这些，又暗暗呼应着当时占据了我党主导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于是，一种极端而狂热的左派幼稚病，连同“骂名人藉以出名”（李立三语）的私心迅速膨胀，它使事态急剧逆转，其结果是创造社不仅取消了与鲁迅的联合，而且还和新成立的太阳社一起，把鲁迅当成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一时间，攻击和讨伐鲁迅以显示自己革命的文章，连篇累牍，气势汹汹。
    在鲁迅看来，“革命文学家”的狂言与高调，骄横、虚妄和浅薄，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被这种狂言与高调拿来仅仅作为“招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却别有深含和生机，因而值得高度重视。为此，鲁迅以“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精神，开始认真阅读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以及相关的文学创作。正如先生《三闲集•序言》所说：“我有一件事是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界，正有一个翻译出版“新兴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革命文学创作的潮流。鲁迅的加入不仅为这一潮流增添了可观的实绩，如主持编辑出版了包括自己译著在内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文艺连丛》等等；而且很快在自己周围，团结起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革命文学创作的有生力量。年轻的共产党员冯雪峰，就是因为请教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问题而同鲁迅走到了一起。
    但是，鲁迅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革命文学作品时，也遇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革命文学的大本营，是赤色的苏联，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都用俄文写成，而鲁迅并不懂俄文，因此，他的译介工作只能通过日文或德文来中转，这当中自有种种限制与被动，当然也会影响传播效果。面对这种情况，给予鲁迅以有力支持和有效帮助的正是瞿秋白。这位精通俄文，著译颇丰，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共产党人，通过冯雪峰的介绍，进入鲁迅的事业与生活，随即与鲁迅密切配合，承担了大量的俄语译介工作。譬如，留苏的青年学子曹靖华受鲁迅委托，翻译绥拉菲摩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受时间所限，没来得及译出捏拉托夫所写的长序，鲁迅殊感遗憾，便请秋白帮助补译。秋白很快译完了这篇约两万言的序文，并为此而核校了相关的作品原文，从而保证了全书的完美和质量。鲁迅曾根据德文及日文，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但刚译出第一幕，便得知这两种底本均有删节，于是停了下来。后来，鲁迅得到了该剧的俄文本，遂请秋白据以重译，秋白欣然答应，不久就拿出了“极可信任的本子”（鲁迅语）。《新土地》是格拉特柯夫的长篇小说。鲁迅收到曹靖华寄来的俄文该书后，马上转交秋白阅读，秋白认为《新土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现实生活，所以怀着满腔热情将其译出，由鲁迅交商务印书馆。可惜的是，该译稿被毁于“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中。至于秋白在沪三年究竟完成了多少译文，鲁迅和茅盾为编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所收集到的六十多万言的规模，也许只能算是大概。
    对于秋白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革命文学创作翻译方面所做的工作，鲁迅表示了由衷赞赏。据冯雪峰回忆，当年他在同鲁迅谈到秋白有关翻译的一些看法时，鲁迅曾情不自禁地表示：“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秋白牺牲后，鲁迅围绕《海上述林》的编辑出版，更是一再褒奖秋白的翻译，认为它“信而且达，并世无双”。“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秋白的笔名之一——引者注）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他死得可惜。”（《致曹白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鲁迅之所以敬重瞿秋白，首先有一个很明显也很直接的原因，这就是：秋白用自己精湛畅达的译笔以及作为其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为鲁迅所选择的精神信仰与事业追求，提供了默契的配合与强劲的助力。
    三
    一九三〇年代的鲁迅，已经从思想上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为此，他同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很密切的交往。不过这种接触和交往带给鲁迅的，并不全是愉快的情绪和美好的感受，其中有的恰恰留下了烦恼、焦虑和忧患。譬如，在鲁迅应邀参加左联期间，掌握着组织领导权而又感染了极左病毒的一些共产党员，表面上尊其为“盟主”，而实际上却对他不信任、不满意，反映到行动上，则是不仅不尊重他的观点和意见，反而不时制造一些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暗箭”，从背后加以伤害。对于这些“手持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鲁迅只能感到“深恶之”。
    再如，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晚，鲁迅应约到爵禄饭店会见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他们见面后谈了些什么？一九六〇年三月一日，李立三在接受许广平的采访时，曾有过一些简单模糊的回忆，但主要涉及自己所谈的内容，诸如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党实行的广泛团结政策，对创造社关门主义的批评等，至于“鲁迅谈了些什么？已不能记忆”。而当时陪同鲁迅前往爵禄饭店的冯雪峰，则记录了会见结束后鲁迅对他所讲的一段话：“我们两人，各人谈各人的。要我象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国外去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于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枪两枪，继续战斗。”事实上，鲁迅这段话不仅披露了他与李立三交谈的一个实质性内容，而且也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某些党内人士，脱离实际，自以为是，强人所难的反感和忧虑。
    相比之下，鲁迅与秋白的过从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一位心胸坦荡，作风民主，为人谦逊的领导者。用李维汉在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发言中的话说：“瞿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秋白正是把这种精神和品质带到了与鲁迅的交往中。一九三一年，时在上海养病的秋白，从冯雪峰那里获知了鲁迅的一些情况，便着手细读鲁迅的译文和作品。不久，他由冯雪峰做中介开始与鲁迅通信，凭着相近的信仰和学养，他与鲁迅很快成了推心置腹，灵犀相通的朋友。在秋白写给鲁迅的信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而鲁迅回信也破例以“亲爱的同志”相称。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的某日，秋白第一次拜访了鲁迅，不久则有鲁迅的回访，此后一年多的时间，秋白和鲁迅有了相对频繁的、主动或被动的聚叙，其中包括因白色恐怖，机关遭受破坏，秋白夫妻先后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在同鲁迅的交往中，身为党的高级领导者的秋白，始终是一派谦恭随和，平易近人的风度。关于这点，从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为了高兴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待交换倾谈呢！
    （不久，许广平随鲁迅回访秋白，）当时他就在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纸张，指出里面有关语文改革的文字发音问题来，向客人讨论。并因我是广东人，找出几个字特意令我发音。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不会忘记活资料的寻找的，这又可见他平日留心研究，不错过任何机会，谦虚地、忠诚地丰富自己写作的范围，订正自己的看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放过机会。
    （有一次，秋白夫妻）以高价向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我们的孩子……当时他们并不宽裕，鲁迅收下深致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培植科学建筑知识给儿童的好意。秋白同志在盒盖上又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他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他来我家的称呼的话）。”
    这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真切交流与由衷关爱。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和谐的氛围里，鲁迅与秋白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合作——联袂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一起研究创作并以鲁迅常用的笔名发表了十四篇杂文；共同商讨批判了来自右的流言和“左”的谬误；当然还有那不止一部浸透了两人心血的译著……
    毋庸讳言的是，由于当时的秋白在年龄上比鲁迅要小十八岁，思想还不具备鲁迅那样的深刻；更由于秋白也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同时深入实际不够，观念意识也难免沾染一些左的东西，所以在某些问题上，他与鲁迅也存在分歧，譬如，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解，对五四白话文的评价，对正确翻译原则的认识与把握等，他的看法就与鲁迅多有不同。然而，即使在表达和讨论这些不同时，秋白的态度仍然是开诚布公而又平等交流，畅所欲言而又笔下生情，正如他致鲁迅的信中所言：“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显然，是秋白特有的真诚、热切与谦虚的人格风度，使鲁迅清醒复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在中国共产党这样先进的政治集团内部，亦难免存在观念与作风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进而将秋白看作其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即自己真正信赖和拥戴的共产党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懂得了鲁迅为何要在身体和心绪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亲自编校《海上述林》；当然也就懂得了鲁迅之所以敬重秋白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秋白是革命者，也是文人；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当是，具有革命者身份的文人，或具有文人资质与气质的革命者。对于自身的文人资质和气质，秋白一向以精神弱点和消极因素视之，并试图加以改变，质之以那个动荡年代和严酷环境，他的这种态度显然不是全无来由。然而，在与鲁迅由相识到相知的过程中，秋白拥有的文人资质与气质，却无形中化作了潜在优势，起到了积极的润滑和推助作用。
    对于旧式文人，鲁迅原本也无好感，他们那副“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样子，常常是鲁迅讽刺和批评的对象。但是，鲁迅自己毕竟也是文人，而且是根深蒂固，完完全全的大文人，这便决定了他可以在理性的层面不看好、不认同文人，但在感性和心理的层面，却最终摆脱不了对文化传统的留恋和对文人意趣的青睐——当然，这种留恋和青睐往往经过了理性的过滤与扬弃。正因为如此，从鲁迅一生来看，诋毁和误解他的是文人；而他所尊重或真正尊重他的还是文人。这种情况在鲁迅进一步左转之后，并没有明显变化，只不过是增加了一重信仰的背景。而秋白恰恰是一位有信仰、有内涵且有魅力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当时的左翼阵营里并不多见。惟其如此，鲁迅与秋白相见后，随即对其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敬重感，当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那么，秋白在鲁迅面前究竟流露了那些文人气息与传统意趣？而所有这些又是怎样触动了鲁迅？这在现有的材料里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第一，秋白出生于官宦家庭，自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喜爱旧体诗词，十五岁时即写出了形象生动，格调清雅，且巧妙地嵌入了自己名字的五言诗：“今岁花开后，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秋白读中学时的名字是秋霜——引者注），可见他在这方面的早慧和超卓。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秋白以魏凝的笔名“录呈鲁迅先生”一首七绝：“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有跋曰：“此中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这里，“颓唐气息”、“恍若隔世”以及“忏悔”云云，自然表现了秋白在成为革命者之后，对昔日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反思与超越；但是，既然如此，他还要把这首旧体诗抄给鲁迅，其中不也包含了相信鲁迅能够理解和欣赏的意思吗？而对于旧体诗一道，鲁迅不仅情感颇深，而且造诣精湛，出自其笔下的若干旧体诗足以作为实证；至于“颓唐”、“忏悔”之类的情绪体验，在鲁迅的人生词典里又何尝陌生？惟其如此，我们说，秋白的赠诗让鲁迅感到了更深层次的相通与共鸣，进而产生惺惺相惜之情，当不是胡乱猜测，一厢情愿。
    第二，秋白幼年曾随伯父及父亲攻习山水画，因此，成年后一向喜欢绘事以及篆刻、书法等等。一九三三年二月，即秋白二度到鲁迅家避难期间，也许是因为重读了《阿Q正传》，他用手边的一张“os原稿用纸”，画了一幅阿Q手持钢鞭的漫画。这幅漫画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十个Q字母组成的，并配有阿Q得意时经常唱起的那句唱词：“我手持钢鞭将你打!”这在秋白大抵属游戏消闲笔墨，但却极可能引发鲁迅的兴趣，这不仅因为漫画中饱含了秋白的才情和他对阿Q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鲁迅也酷爱并深谙美术，他通晓中外美术史论，收藏和整理传统美术遗产，引进外国美术作品，曾和秋白合作选编了介绍苏联版画的《引玉集》……这种共同的文人雅致，无疑会悄然加深鲁迅对秋白的认识，进而产生敬重之情。
    第三，还在鲁迅与秋白只通信、未见面的时候，鲁迅曾将为撰写中国文学史而准备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书，赠送秋白，并谈到了自己有关文学史的一些想法。为此，秋白写信作答，详陈“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在这封讨论学术的长信中，秋白插入了一段与全文不甚协调的个人回忆：有一年大年初一，有着浙江候补盐大使虚衔的父亲，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大发脾气，要“办”一个人，喝令下人拿着他的大红名片，把此人送到衙门去打了二十下屁股。这使幼年的秋白大为惊奇和反感。这样的表述流露出浓浓的文人式的善良与悲悯，恐怕未必适合写给当时纯粹的革命者，但是鲁迅看到后，却很可能为之感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同样不乏这样的见闻，也同样具有这种文人的善良和悲悯。就这一意义而言，他视秋白为“知己”实属必然。
    五
    秋白很早就阅读鲁迅，他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荒漠里》一文，曾称赞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是“空阔里的回音”。不过，在一段时间里，由于秋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整体评价有误区，所以连带对鲁迅的认识亦不够充分和正确。秋白到上海后，通过较多地细读鲁迅的著作，尤其是通过与鲁迅的频繁通信和当面交流，他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心中确立了全新的鲁迅形象。于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的一天，秋白着手做一项有关鲁迅的工作。用杨之华回忆录里的话说：“我们在东照里住下不久，秋白就要完成一个任务：编一本鲁迅的杂感选集，并且要写一篇序文，论述鲁迅和他的杂文。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辩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以促进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战斗，并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这项工作的结果，便是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本有特色的《鲁迅杂感选集》，尤其是出现了一篇后来为文论界所熟知，并被尊为鲁迅研究奠基和经典之作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从相关史料来看，当年的鲁迅对秋白这篇序言是满意的。据冯雪峰回忆：“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鲁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而且在他心里也确实发生了对战友的非常深刻的感激，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杨之华作为鲁迅第一次读到秋白序言情景的目击者，更是提供了真实的现场速写：
    鲁迅走进房间，在椅子上坐下来，抽着香烟。秋白把那篇《序言》拿给他看。鲁迅认真地一边看一边沉思着，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头快烧着他的手指头了，他也没有感觉到。
    ……鲁迅把这篇《序言》不光是看作秋白个人同自己的战斗挚情的体现，而且相信是代表了党的精神，给他以支持和帮助的。他感动而谦虚地说：“只觉得说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
    ——《革命友谊》
    鲁迅曾多次称赞秋白的文艺论文，认为“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冯雪峰《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以此推论，他对秋白《序言》的认同和感激，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建国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之后，学术界不断有人指出秋白《序言》的缺失和不足，认为这篇序言用“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来概括鲁迅，并不准确和妥当。这不仅鉴于“进化论”属于世界观范畴，而“阶级论”属于社会政治观领域，将二者嫁接到一起，不能不产生逻辑上的混乱；同时更因为阶级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标志性内容，用它来规范鲁迅后期的思想，主要是从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实际上是缩小和弱化了鲁迅思想的全部意义，况且鲁迅后期也没有完全放弃进化论。必须承认，这些看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确实道出了《序言》存在的一些破绽。既然如此，我们又应当怎样理解鲁迅当年对《序言》的首肯？难道即使鲁迅也不能免俗，仅仅因为听到的是“好话”，就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在我看来，检验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通常不外两个尺度：一是看它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结论，符不符合批评对象的实际情况，同时具不具备思想的前瞻和理论的严谨；二是看它在观点和结论背后，有没有先进的批评理念和科学的思维图式，这些又是否包含了普遍与恒久的启示意义。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序言》，我们不难发现：就前一维度而言，《序言》可谓有得有失，成败两见，即：有一些观点和结论准确揭示了鲁迅独特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折映出论者丰沛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发现意识，如肯定鲁迅杂文的社会批判意义，以及它的“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对于这点，鲁迅尤其看重，他曾明言：“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这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指出鲁迅是“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称赏鲁迅特有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和“反虚伪的精神”等，它们迄今仍熠耀着真理的辉光。当然，也有一些概念和说法，难免存在理论或阐释上的先天不足，放到当下则已见粗疏或牵强。至于造成这些缺憾的原因似乎也不难找到：《序言》是秋白在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用四个通宵赶写而成，其中的材料匮乏和无暇斟酌可想而知，更何况即使是秋白，也无法摆脱历史和时代的局限！
    而在后一维度上，《序言》更多体现了秋白获益于先进理论与斗争实践的高度的清醒、睿智与洞彻，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序言》针对一九三〇年代包括左翼在内整个文坛对鲁迅的种种诋毁与误读，运用抓纲带目，纲举目张的思路，赫然提出“鲁迅是谁”这样一个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其笔锋所指与所至，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启人心智；即使到今天，依旧让诸多思想者和研究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可见其意义委实深远。第二，《序言》谈鲁迅的思想与创作，贯穿和体现了动态观念和发展眼光。由这种观念和眼光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或许未必全然正确，有的甚至存在明显的缺憾，但是，这种观念和眼光本身却殊为难得，它不仅彰显了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它对应着鲁迅特有的精神特征与人生轨迹——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求索，不断的扬弃，永远视自己为“中间物”，情愿做中国大地上的守夜者。这庶几是《序言》更为珍贵的价值所在。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说，秋白对鲁迅的理解和评价，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对这些，鲁迅自然会生出深深的感激之心和知遇之情。在这种前提下，他由衷敬重秋白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