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的末路与新生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被许多人认为是“批评的时代”，比如美国理论家韦勒克就说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二十世纪却十分恰当。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地位，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办法并得出新的评价。”①这“批评”是理论与批评的通称，二十世纪理论，具有鲜活的文学实践色彩，即理论的批评化。从二十世纪之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到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到女权主义，直到今日仍旧盛行的生态主义和日常生活美学等等，成就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之树；像浩瀚星空里一颗颗闪烁着光辉的理论家、批评家，以勇气、胆识、学识和见识，掩没了作家艺术家曾经的风光，成为二十世纪文艺乃至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但也就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在理论的盛极之时，有人在怀疑，高峰过后还会是高峰吗？于是，“理论死亡”、“文论死亡”、“理论终结”的诘问也成为理论发展的一个几近现实。但我相信，二十世纪理论的开创性的思维与方式，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收获，是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与价值。
    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扩张，学术视野和重心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领域，而涉及到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里。这也表明文艺理论不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总体的综合的文化领域，即它的学术空间也大大拓展。周宪介绍这种变化的特征为“大理论”。②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1983年出版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不久，我国就出版了两种汉译本。一为伍晓明以《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为题而译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7年再版，2007年经伍晓明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书题改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另一汉译本为集体合译，题为《文学原理引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从这书在我国翻译出版过程，就能看出伊格尔顿在我国理论界的重视程度和产生的广泛影响。在重新出版的伍晓明译本增加的“第二版序”里，伊格尔顿说：“这本书所欲证明的正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本书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并非仅仅与‘文学’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③这就是说，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的关注对象，一方面包括了文艺在内的所有人文领域，或者说，文艺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是理论关注和涉及的领域；另一方面，即使是对文艺的研究，也不仅仅以传统的方式，还采取了其他人文学科和新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思维与方式，也有人概括为“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理论”。④
    这样的文艺理论，按照周宪的说法，已经将“文艺”二字去掉，而成为“理论”或“大理论”了，继而成为“后理论”。就是说，“文艺理论”至此已经死亡，而诞生出“理论”或“大理论”了。
    其实，命名或者更换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其中概括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潮向和前沿变化。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量上的一个重要指标，文艺、理论及批评尽管不能经纬国计民生，但应该视为影响与改变国计民生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最近几年在美学、文艺学领域里的热点话题“人生艺术化”，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将理论的学术视野置于日常生活之中，提倡和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水平与标准。这里固然存在商业主义、大众文化生产的背景，但也可以证明两个问题，一是文艺理论的发展，的确在扩张自己的边界和空间；二是，文艺及理论在关心、干涉和改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量上，存在着独有的功能与作用。文艺及其理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社会发展如何变化，都存在着别的人文学科无法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理论和思想是人类认识自身、认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认识。被无数人所津津乐道的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在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的勃勃发展面前，显得那样的片面和狭隘。没有对自身、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清醒认识，人类社会的前行将是迷茫的无方向感的。
    文艺理论，无论如何扩张，我觉得其基本立意和出发点，还是在于文艺本身，因此作为直接接触和关注当下文学的批评，还会把文艺理论视为原批评。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自然带动了批评的变化。二十世纪理论在文艺领域里成为主角，成为显学，这自然包括了批评。一方面，批评作为理论的一线，以敏锐、灵动的视角观察、捕捉了当下的文艺实践，大量鲜活的当下文艺成为理论的资源和理论准备。一方面，理论的当下化又为批评提供了新的认识、观察、解析当下文艺的视角、思维和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当下批评的指责，诸如陷入困境，诸如失语、缺席、滞后，诸如缺乏担当意识与责任等等，都是以偏概全甚至无中生有，是不了解甚至不懂理论的缘故。批评面临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这些片面的表面的一些情况，而在于文艺批评的根基：一是文艺批评的生存之本，即由职业、报酬等所引起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二是文艺批评的立身之本，即理论、原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批评的急需，能为批评提供足够的思想储备和艺术储备。这也许才是文艺批评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
    二、二十世纪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关系
    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和批评略有差异的是，批评是在不为看好的情势下努力工作，坚守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使命。几乎所有作家、艺术家，社会公众，都对批评表达出不满、怨恨甚至是攻击。他们不满意批评，主要理由是说批评误读创作，不懂艺术，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作品；他们还经常抱怨批评对他们照顾不周、关心不够，不能及时、时时光顾他们的新作。批评在他们看来只是作品与阅读的中介，不是真正独立的文艺领域或学科。他们一直这样不了解甚至误解批评。一般读者对批评的期待、态度也大体如此，读者似乎更需要阅读上的导读，但却忽略了批评本身所具备的独立学科的品性。批评就是这样陷入在倍受责难的困窘里。但二十世纪的批评一直在努力地发展着自己，努力摆脱理论和创作两方面的困扰和干扰，不断地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不断地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般说来，批评是对文艺的议论、评说，基本上有专业和非专业两种。专业批评是依据理论，依据文艺的专业知识，对文艺进行专业性的评论，从业者大都为从事理论研究及文艺相关人员；非专业批评是一般读者、观（听）众的议论，这种非职业批评包括媒体有关文艺方面的报道、点评、评述等，还包括网络里有关文艺的声音，例如文艺新闻、博客等，其视角、标准一方面依据于一定的文艺专业知识，更主要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习惯。依据于文艺而存在的理论，是批评的源头，是专业和非专业批评的源头。理论发展水平的高低（特别是对当下文艺的概括和抽象能力和水平），理论能否以某种方式（比如成为知识而进入制度化的教育体系）进入公众视野而为社会普遍接受，决定了公众对文艺的接受、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制约了两种批评的质量，特别是制约了非专业批评的水平和质量。理论与批评的供给关系，有如下三种情形：一是，供给大于需求，理论满足了批评的需求，表现为理论走得更远，理论与批评的距离太大，甚至批评也无法理解、消化和接受理论；二是，理论供给小于批评需求，理论无法理解、概括、解释文艺，无力为批评提供更准确、精确的思维、视角、视野和论证。这两种情形都在说明理论与批评的关系失衡，是理论和批评的脱节。这种失衡状态是永远的存在。或者出现第一种情况，或者出现第二种情况，有时表现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有时表现在某一具体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上。第三种情形，即理论与批评的供给平衡，即批评完整地理解和运用了理论武器，来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这情形仅仅是一种假设，实际并不存在，也没有可能。这就是说，理论与批评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差异和矛盾。
    这样看来，批评的合法地位及权力，源头主要是理论。同时，批评在实践中不断地主张和证明自己的存在，也会巩固、强化自己的合法地位及权力。假如理论出现“危机”、“终结”的状态，批评因为理论给养不足将受到严重影响。
    批评不被看好的一个原因是批评与理论常常被混为一谈。因此，在对理论及其形成的文艺知识一知半解甚至知之甚少的情形下，许多人会把对理论及知识的误解、怨愤、歧视转嫁于批评的身上。他们无法攻击理论，在理论面前他们自知力量悬殊。这种状态，也在说明对理论的畏惧和需求。
    三、批评的末路与新生
    在二十世纪，理论常常以批评的形态出现，这是理论的批评化。二十世纪批评的兴盛，一方面表现在文艺专业人员的“工作任务”的较好地完成，他们是批评的主体、主导，他们的声音及其影响，几乎决定了文艺作品、文艺家的文艺史地位，几乎也决定了作品的社会影响。这些文艺专业人员，包括理论家、批评家、文艺家、编辑等以及相关的工艺、技术人员、文艺企业家等等。另一方面，批评兴盛还表现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成为非专业批评。由于现代媒体十分欢迎社会公众的参与，吸引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现代媒体的此种特性在于商业性），从而使非专业批评成为日益强大甚或可以动摇、左右专业批评的一支力量。在这支力量里，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成为这支批评力量的中间和主导。很多时候，文艺在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与传播，主要依赖于这支力量。尽管这支力量的文艺专业背景不强，对文艺的理解、看法有相当的盲目性，但他们以他们的兴趣、喜好和职业习惯，常常掀动起一阵阵阅读热潮，甚至形成阅读时尚，形成新的流行。
    二十世纪，直到今天，批评人人可为。
    和这种人人可为的蓬勃发展的非专业批评相比，专业批评显得势单力薄。一是，在批评成为专业之后，一旦发生则需要成本。这种成本包括专业批评家的生活成本、阅读写作成本以及各种投资（教育及再教育投资、其他生活与专业投资）。成本增加了批评的难度。而非专业批评，主要源出于职业、职责和兴趣爱好。媒体编辑、记者主要为职业习惯和岗位职责，一般读者则为业余兴趣、爱好。因此非专业批评的成本已事先给定，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在现存的文艺体制、体系里，专业批评的平台包括文艺教育、批评专业报刊等等，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要小许多；而非专业批评的平台比如新闻媒体、网络等等，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批评专业的报刊由于专业要求不能让批评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专业批评有时只能依赖于新闻媒体。而新闻媒体对专业批评却有特殊的要求和制约，不可能提供给专业批评完全的专业展示，不可能提供发表纯粹的专业声音的机会。
    专业批评的另外困窘是，理论供给问题，主要是供给不当和失调。专业批评的专业意义便在于它的理论背景，而理论，由于他本身的问题（比如发展不足），或由于其前沿性——无法形成共同认同的标准与方法，这也是理论的滞后性，而让专业批评在浩瀚鲜活的当下文艺面前局促不安、捉襟见肘。董学文有一个观点：近三十年间，我国文艺理论依然处在动荡期、调整期和转型期，不甚成熟，甚至某些论证退回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平。⑤这样理论如何指导、引导批评呢！
    再有，专业批评相对于理论与当下文艺实践，很难形成颇具影响与号召的权威批评。这主要在于，谨慎地进行甄别与选择的专业批评，常常无力也无法面对浩瀚丰富的文艺实践，选择的盲目性、随机性使专业批评无法取得广泛信任因而无法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十世纪批评人人可为的状态说明了文艺评价体系可能发生变化。理论与批评独断专行的局面也许会成为历史。面对浩瀚丰富的当下文艺实践，非专业批评构成的多数人比起专业批评构成的少数人的甄别选择，最起码也体现了数量上的优势，也体现出固有的文艺评价体制在民主面前的脆弱与无力。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媒体的进一步开放性，这种非专业批评的文艺民主意识将会愈发觉醒，逐步攻陷和占领专业批评的领地，扩张批评的边界和空间，成为批评的主体，成为影响左右文艺领域（包括市场）的中坚。
    这个时候，要求专业批评，无论是职业，还是批评文本形态，还是专业批评媒体平台，退守至理论之列，也许就暗合了一个假定：取消专业批评。这情形更在于，随着专业批评的影响力日趋减弱，随着它对理论的依赖性日趋增强，也包括在文艺体制中职业、岗位的更新划分、调整，专业批评的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力将进一步被削弱，甚或被褫夺。合并后的理论与批评将重新聚合力量，共同发出自己的声音。二十世纪产生影响的理论家，同时也是独具文化慧眼的批评家。但是也在二十世纪里，专业批评大都像浩渺星空里的小流星，或闪或灭的，最终声影皆无。
    同时，随着现代媒体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文艺教育的大规模深入普及，非专业批评将会日益强大，获得相当程度的文艺知识、理论背景，并将这种知识、理论与个人的兴趣爱好进行了有机结合，使这种批评的选择更具文艺的合理性。这也暗合了一种假定与期待：非专业批评替代专业批评，而成为文艺批评的主导力量。理论与批评的合流也许会让批评产生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①《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冯黎明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5期。
    ③[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④参见李庆本《走向跨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
    ⑤参见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7年7期。
    
    
    摘自《2008当代文艺论坛文集》（中国文联文研室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