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八年前苏童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刚出来的时候，就有评论家提出要“打碎业已标签化的苏童”。苏童最新长篇小说《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问世，又有论者指出苏童的这部长篇小说“终结了先锋文学”云云。这些，显然都蕴藉着我们对一个作家创新性写作的期待。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恐惧的，就是作家这种创造能力的丧失。常常是，一个作家一旦被“定位”，被框定在某种旗帜下，就很容易走进自己被预设的陷阱。持续写作二十余年的苏童，多年来就一直被“先锋作家”、“新写实”、“新历史”等理论光圈所覆盖。连同他写作的“地理坐标”，诸如“枫杨树乡村”、“香椿树街”，也都成为标志苏童作品的某种特定符号，成为检视苏童创作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他此后的每一部作品，人们都似乎喜欢“按图索骥”地去耙梳它，以此界定它的优劣。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个作家的“误读”。实际上，苏童的文本远非可以如此轻松就被“解构”。
    这部《河岸》一出来，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历史。苏童笔下那些人物就像一个个精魂，再度徘徊、跳转于历史的幽暗处，个体生命的诡谲、疼痛和惘然，藏匿于岁月深处的人性裂变，连同苏童充满魅力的叙述，一下子就打开了我们阅读的兴奋点。
    长久以来，试图以文学叙述的方式进入历史、阐释历史、重现历史几乎是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中国作家的“史诗”情结和写作梦想。的确，苏童这些年的作品很少离开过历史。我感觉，苏童似乎是最碰不得“现实”的，他还是最喜欢自己那种熟悉的想像方式、话语方式和叙事情境。不必轻言苏童发生了什么“转型”，其实，一个作家的变化与长进，并不在于他写作基本元素的持续性沿用或调整，而要看其叙事目标、美学内涵、小说品质和小说进入世界的方式即“想像生活或历史的方法”是否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人说，“苏童喜欢在过去的阳光下行走”。正是这“过去的阳光”，成为他小说对于我们“致命的诱惑”。看来，对于苏童来说，写什么年代已经并不重要，运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也不重要，关键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如何眺望到那个年代的历史隐秘，同时唤醒我们当代人不该尘封的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记忆。我想起伍尔夫的话：“我相信我回忆的能力，我有力量唤起并召回各种东西的气味、声响、颜色、式样，我将使它们触摸上去具体而鲜明。”苏童显然具备这种自信和唤醒记忆、触摸过去和重现历史的能力。在这里，苏童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生命的生态学，对于其中的社会、政治、人性、性、情爱、青春、烦恼、精神状况，如此等等，苏童摆脱了种种意识形态的规约，在《河岸》所描述的世界里蕴蓄着一种文化的自觉。在呈现这个河岸上下生活的时候，小说发掘出了香椿树街和油坊镇的精神地平线。河岸、河流、驳船，岸上和水上人们的生活，将我们引入了历史的纵深处。即使那些流动的驳船，也都被荫翳的时代整饬成灵魂的囚禁之所。
    苏童这部小说的背景依然选择了上世纪70年代。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苏童的题材领域一直以来有相对自我的惯性选择，但是他文本的叙事理想、精神品质、经验的处理和想像力等艺术维度却愈益开阔和丰盈，境界迭出。无疑，《河岸》中所有小说元素都异常活跃，这使他这部长篇小说的视界格外开阔。显然这是一部让故事和人物等基本元素都能够溢出文本自身的作品。它不仅再现那个动荡、浑浊年代的心灵躁动，而且写出了历史沉浮中人性膨胀、畸变和消长的历史，为我们观察人性、透视那个年代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古老的河岸，岁月湍急的暗流，个人内心的哀婉和苍凉，世道人心的孤独、阴郁和冷酷，达到了令我们感到无比窒息的程度。这一次，苏童的兴趣，没有像以往那样凭借想像，怀有颠覆或重构历史的雄心演绎“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的故事，而是采取一种“还原”的姿态耐心地表现生活的“初始”形态。对于荒诞岁月的荒诞生活，苏童运用细致的、工笔画一样的描述，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时代不合逻辑的生活。那个时代逻辑的古怪奇异，人性的悖谬和压抑，日常生活的黯淡和残酷，像存在的闪电和精魂一样，嵌入苏童对当代历史的思考当中。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童的这部小说，堪称一部谨严、工整、别致的“地方志”，但那无数潜伏在纸上的灵魂，却早已越过“南方”这个地域性的边界，呈现出他们具象或抽象的、心理或生理的玄想和存在的“意味”。我们正是在此发现了苏童这部小说超过以往的“厚度”。历史与人性、政治与欲望，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现。
    显然，在这里苏童更加注重在叙述中寻找历史深处的人生和生命的真实形态，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沉溺于“南方的堕落”和述说颓靡感伤的华丽，而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叙事重心：在历史幽暗处生命和欲望的错乱和跳转。邓少香的革命传奇、库文轩屁股上的鱼形胎记，延续了当年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中“扮皇帝”游戏的荒唐与荒诞笔法，使历史模糊得面目不清，被彻底地“花腔”化。库文轩与多个女性的暧昧纠缠，也与他的“革命”和“浪漫”构成一种自我嘲讽。看得出，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库文轩、库东亮和慧仙，是苏童最为用力开掘的人物。库氏父子的全部人生经历，都弥漫着个性化的神秘气息。一方面，始终被革命烈士邓少香的显赫历史所笼罩和牵动，生命的存在依据和现实状况，都为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形态所左右；另一方面，时代、社会、政治的畸形压抑导致的人性的变异、性的缠绕，使他们内心的善恶美丑、正义邪念良莠丛生，成长的烦忧、病态的玄想、存在的尊严，都在事件和细节的喧哗中骚动、鼓胀。
    库文轩貌似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因为性而到处麻烦缠身的男人。他的卑琐、懦弱和坚执，使得他更像那个特殊年代的精神癫痫者。其实，那带有魔幻色彩的鱼形胎记，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隐形的政治胎记，不经意间，苏童对他的叙述充满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他传承的“革命的血统”，由于烈士邓少香的经历在“考证”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时候，虚拟的成分开始逐渐渗入曾经真实的世界，他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也愈发虚幻。他为先人的英名所累，为政治所累，他一生都活在烈士后代的传说里。仿佛连续的、不间断的历史被抽空一部分之后，“遥远的过去”也戴上了历史的、神话的、美学的面具，无法腾挪，库文轩的现实困窘也因此无法得到救赎。不仅如此，库文轩已经无法找寻自己的过去，无法证明自身，他在前人成功的地方彻底失败了。他只能在没有尽头的河流之上漂泊、动荡，失去了岸的依傍，找不到任何灵魂的皈依处。最后，他只能怀抱邓少香的墓碑自沉金雀河，无奈地完成一次灵魂的跳转。于是，他的自我阉割，如同对历史和个人痼疾的叛逆，延伸为对历史的一次诡异和疯癫的“剪断”，也衍变为对“文革”政治、历史巨大“黑洞”的佐证。库东亮和慧仙必不可少的青春期萌动，在俗世政治的压抑下潜滋暗长，他们年幼的生命走向没有轴心，更无法逃脱时代政治、“文革”梦魇的钳制。像孤独无助的历史烟云中漂浮的碎片、失根的浮萍，库东亮和慧仙都不过是随风而逝的“空屁”，如此说来，苏童的叙事还是没有挣脱宿命般的历史。
    苏童的小说体式和文体控制力、叙述话语的敏感度，特别是他小说的审美视点、叙事意识、母题及其想像历史和生活的方式，都是与众不同并且善于自我更新的。这些活跃的小说因素，在苏童的写作中很少遭到某些流行的或普泛的书写惯例的压制，这一点也是一个作家很少能坚持的。所以，多年以来，苏童在他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才能够保持新鲜而不竭的活力，不断逃出被预设的陷阱。这部《河岸》整体上叙述质地更显坚固，写作品质坦率、真诚而清朗，沉重的幽默与荒诞令人恐怖，人物细节悠长绵密意味深厚。尤其是在处理历史和经验、写实和虚拟方面，苏童格外尊崇文学性因素而少有功利性的叙事意图。因此，小说的气势大气而开阔，具有惊人的冲击力。这些，的确是近年来的小说中少有的气象和风貌。
    在此，我还不敢说，这部小说真的像有些阅读者所言，超过了苏童那些代表性作品，如《妻妾成群》《红粉》《城北地带》和《米》，但毫无疑问，我们在他的叙述中，深刻体味到了苏童写作这部小说时“新生”的感觉，《河岸》朴实的魅力引人入胜，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