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先锋派小说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从五四时期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最早尝试在小说中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开始，到今天的先锋派、新生代写作的翻新求异，其硕果累累，却又坎坎坷坷，时断时续，颇多磨难。如何使其既永葆探索的先锋性，又逐渐走向成熟走向经典，确实令人深思。
    先锋派小说的最初辉煌应该是30年代，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迅速崛起，被称中国“现代派的鼻祖”的施蛰存便在这颠踬发展中应运而生，他创刊了《现代》杂志，汇聚了穆时英、刘呐鸥、戴望舒、杜衡等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们，他们率先地感知、敏锐地把握了风靡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潮，积极地移植到了中国的现实土壤之上，建构了以现代都市生活形态和内在心理分析为核心、以潜意识描写和感觉主义描述为手段的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雏形。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他们又很快被波谲云诡的历史潮流淹没，在自行蜷曲中，他们或者回归到现实主义的怀抱，或者沉潜为一种理性的深沉。到了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马原、余华、残雪、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人横空出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叙述视角和艺术技巧在炫异争奇，创造着先锋派文学的再度繁荣。随后，同样在时代前进脚步的伴随下，他们又纷纷以自己独特的个人化风格走向不同形式的转型。到了今天，活跃在文坛的新生代派作家们又以更加五彩缤纷更加让人眼花缭乱的态势谱写着先锋文学的新篇章。或者应该说，他们的先锋姿态更叛逆更无序，他们的叙事手段更边缘化也更多元化，他们已经超越了20世纪初中国的和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模式，为所欲为地创造着不似现代派文学的先锋写作。
    在新生代作家中，刁斗的创作是令人侧目的，他的长篇小说《代号SBS》最近出版，可谓在当今的先锋派文坛上增添了一道靓丽的色彩。也可以说，这是对3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一种新鲜的活力的继承，也是对8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一种执着和创新。
    作者以自己特立独行的品格编织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的主题类似一种隐喻，一种寓言。一方面，他像所有的先锋派作家一样，坚持对主流传统的政治话语持一种反叛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拾取社会生活的“当下”题材，密切地关注着审视着现实的生存困惑和人的存在危机。一方面，他以解构主义的文本消解着神圣，以游戏化的方式涂抹着荒诞，另一方面，他又以厚重的生活积累和热情的生活态度张扬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寓意和犀利的批判锋芒。
    在作品中，所谓的《代号SBS》即某公司举办的培训班。在作者笔下，这个学习班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一个符号，它意旨一种能指（形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断裂。我们知道，现实社会中机关、学校、公司举办的学习班各式各样，而小说中的学习班则是一种超越现实基础之上的荒诞游戏，一种无理性的灰色幽默。小说借用学习班这个外在躯壳，以它存在形式的无处不在、形形色色来表现其内在实质的神秘、荒唐、怪诞。在这个学习班中，各种学习和培训的宗旨都在于对学员进行从心灵到肉体的高强度折磨，通过千奇百怪的规训和惩罚使学员们走向盲目、愚忠。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神圣与荒谬之间的悖论，一种抽象、含混与真实、具体之间的悖论。学习班的头衔是神圣的，却以如此诡异的形式存在，在如此虚幻、怪诞、混乱的学习班形式下，又隐喻着令人震惊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对于严肃政治的游戏、亵渎，一种对于崇高的宏大叙事的颠覆，或者说，是以一种极端化的平民意识和变异的游戏态度来颠覆精英意识。
    小说的思想核心延续的是中外先锋派文学的永恒主题，即人的生存困惑和人的精神危机。在学习班的种种花样繁多、不可理喻的游戏式的培训中，人的自我丧失了，人的性格曲扭了，人的个体生命在学习班的话语环境内异常的渺小无助，无能为力。即使学习班毕业了，SBS的阴影仍然如毒蛇如怨鬼缠绕着人的灵魂，人面对自己的命运，永远是尴尬、无奈，走投无路。在作品中，主人公是名字叫岳平的第一人称我，一位精明强干的企业人士，在X 、Y两个公司充当间谍，游刃有余。我的妻子杨迎春在教育局思想品德研究所工作，她钟情于两个弱智儿童潘团团和潘圆圆的思想品德工作，在岳平看来，这完全是一种无用的、可笑的甚至是弱智者的低能儿行为。故事的开端是，我十分荣幸地被送到众人可望不可及的培养公司高层首脑的SBS学习班中培训，故事的主要内容都是我在SBS培训班中所经历的离奇古怪的学习生涯。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沉重的悲剧，我和妻子同样倍受命运的作弄：杨迎春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圆圆怀孕坠胎，妻子自身也陷入流言蜚语的攻击之中。我呢，学习班毕业凯旋归来，却被X 、Y两个公司都解聘了。同样陷身于困境之中，头脑简单的杨迎春却显示出她的大智若愚，她抛弃自己的痛苦，一心一意地安慰我，给我端茶递毛巾，安排我洗澡、吃饭，想方设法地去安排我们今后的生活，积极地为我寻找、联系去福利院教学生的工作事项。同样处在命运的打击下，具有超常智商和高层次文化水准的我，被解聘之后，沮丧落魄、无所适从、神情麻木，呆滞的思维只停留在SBS的集体合影上面。于是，作品让我们在杨迎春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白痴”与真实质朴、琐碎与周到、无知与无私的两面性的矛盾。在岳平身上，又看到了一种自我与无我、清醒与盲目、自由、独立与附言趋势、软弱无能的二重性的悖论。杨迎春与岳平两个人物相反相成，构成了一种挣扎也无用的人的自我存在的悲哀，一种无法逾越的人的自我命运的莫测。
    在结构艺术方面，小说努力去整合先锋派文学形式的两种倾向，即故事的荒诞性和形式的戏剧化的相融互补，努力去实现叙事形式蕴含着的巨大内在张力。作品情节结构的布局是岳平在SBS学习班的经历与杨迎春的《迎春启示录》两条线索的重叠交织，交替推进。作者曾说：“在传奇与寓言两者中我喜爱后者，在记录命运与分析性格两者中我欣赏后者，在反映生活与发现世界两者中我看重后者。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说是寓言的，是分析的，是发现的。” 《代号SBS》的结构形态是寓言式的、象征式的。怎样表现寓言呢？刁斗所作的便是一种真与假的交融渗透。他自己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真与假的大杂烩、虚与实的混合体，而只有在小说的感觉和经验中或者从小说的意念里抽象出来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具体的真实”是物质性的，它短暂、偏颇、有迹可循，“抽象的真实”则是精神性的，它朦胧、圆融、浑然一体。两者比较，前者是有“条件的小真实”，后者是“无条件的大真实”。刁斗的小说艺术便是他的理论主张的最好诠释，即虚与实、具体与抽象的有机结合，透过物质生活反映精神状态，透过有迹可循的甚至是极为偏极的短暂具体的“小真实”生活现象去折射那种朦胧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大真实”精神实质。在作品中，主线是丈夫岳平经历、思想，即他在学习班中经历的故事。辅线是妻子杨迎春孜孜不倦的对弱智儿童的教育工作以及她写的《迎春启示录》。两条线索清晰明了，不是杂陈，没有混乱，虚与实交相呼应，相辅相成。学习班的存在形态是荒诞的、虚有的，《迎春启示录》是真实具体的，真实与虚无互相对照，虚无是表象，真实是实体，用虚无反衬实在。于是，看似虚无的学习班与貌似真实的《迎春启示录》的内在本质都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故事的表象都是虚无的，其内在的思想内涵都是异常真实、深刻的。
    作为新生代的作家，小说的写作视角选取的是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商品意识语境下的一种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世俗化。刁斗解释，这部小说不是虚幻的，它“完完全全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是一种与高雅文化相对立的切入点，它“完完全全”都源自于一个“俗”字，竭尽全力地以日常经验的平庸和世俗行为的丑陋作为审美标准来展示诸种本能和欲望的粗俗、媚俗、低俗。例如，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无知、官僚的嘴脸，是愚蠢地把医院的内科、外科、骨科自以为是地改为内股、外股、骨股；学习班的宴会，吃的是最恶心、最难以下咽的腥、膄的饭菜，素菜谱里竟然是铁板潮虫、干煸蟑螂、酱焖癞蛤蟆；发给学生的答卷是最无聊的测验题：你的桌上有配偶或孩子的照片吗，你看到街边的邮筒的反映如何；体能锻炼是最庸俗的游戏，在地上爬行穿越桌椅、铁床等障碍物，同性打屁股异性亲嘴唇摔倒出局爬半圈入场等。花样繁多的最低级、最低能的考验汇集到了一起：恐怖的斩首行动，女性的身体按摩，体内的模拟种植芯片，ＰＫ的末位淘汰，魔幻魔术魔方魔法的教学法，十块钱经费的生存旅行，变态偷窥的小组长奖励，反腐、性学、占星术等课题的流行性学术讲座，往窗外楼下草地上扔纸团的间谍情报传递，随意的无标准的自我画星星的评估鉴定等等。无疑，这是一种极端化的世俗化和庸俗化的叙事视角，它从最习以为常、最司空见惯的琐碎现象出发，选择最流行、最时髦的话语，把它们以最无聊、最愚蠢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极力把它们推向了最恶俗的极致，从而达到一种以游戏的态度遮蔽意义和消解理想。
    小说的语言是平实、 俗白的，它携带着东北大地的粗犷、豪爽、蛮野，也蕴藉着先锋派文学的戏谑、反讽和幽默。例如，小说写到学习班的班歌《ＳＢＳ之歌》：“我们的SBS呦／我们的SBS哎／我们的SBS噢／我们的SBS啊……”面对如此拙劣的简单重复的歌词，主人公岳平却说，它让我们这样的“精英团体”感到，此歌词与《祝你生日快乐》比，少了稚拙，更激烈热情，与《我们是害虫》比，没有了戏谑，更宽阔高昂，虽然不伦不类，却广受欢迎。作者用弱智式的白痴式的语言来表达学习班的“精英”内涵，极尽漫画式的夸张，讽刺的效果十分强烈。再如，作品中的“也是哈”、“听我说个段子哈”、把“岳先生”读成“要先生”等，大量的东北话、沈阳话口语的娴熟运用，经过了渲染，浸润着调侃，从而使读者能够体验到语言的概念与形象的反差所产生的阅读趣味。
    刁斗是一个高产作家，他在自己丰厚的创作中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趋同的整体风格。诸如《解决》、《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狗肉豆腐汤》、《哥俩好》等，都有比较相近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品格。这是一种执着的先锋派文学写作的探索与追求，它既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也是80年代的先锋派写作的一种活力的激发。刁斗自称，喜欢“精神流浪”、“精神漂泊者”。刁斗小说中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多是这样的当代精神漂泊者，这种类型形象的精神指向在于自由，他们是现实社会的反抗者、叛逆者，他们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对峙的，这种矛盾的性质无法调和，所以这些精神漂泊者便是永远漂泊的永远没有归宿的多余人形象，他们既类似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典中的局外人，也类似郁达夫、施蛰存笔下的零余者。例如，《哥俩好》中的哥哥和弟弟， 都是适应社会不良，找不到自我存在位置而被社会抛弃的人物。哥哥的人生是曲扭的，为了资助弟弟读大学，让弟弟能够像金子一样发光，哥哥无偿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同时自己也就以这种越牺牲越幸福的方式来完成着自己对现代文明的膜拜。弟弟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怪圈和哥哥恩重如山的压力等诸多无形的锁链，将他束缚得没有了自我，因而颓唐堕落。最后，哥哥作为打工仔在为住宅小区擦玻璃时从十层楼上掉了下来，无路可走的弟弟也选择了“追随”哥哥去当玻璃清洁工。当然，擦玻璃的工作并不卑微，可悲的是生活压力下的精神委琐。于是，不仅哥哥的牺牲是悲剧，承受哥哥恩情重负的弟弟的人生也是悲剧。这些精神流浪者不仅在生活的困顿中挣扎，也无法洗涤灵魂的污渍。《狗肉豆腐汤》中的主人公“我”是名叫温和的音乐家，也同样是被社会抛弃的多余人，平时酷爱吃一道普普通通的韩国汤菜狗肉豆腐汤，可是突然有个爱狗委员会出现了，动员他加入狗会，戒食狗肉。于是，作为主人公的我由于爱吃狗肉、没有加入狗会，被周围人孤立、冷落，万般无奈的我便只好加入了狗会，戒食了狗肉。可是后来在单位的小分队下乡巡回演出时，全体成员竟然都对狗肉豆腐汤如醉如痴，这时已经对狗肉豆腐汤没有兴趣没有热情没有好感的我再次被人排斥。这样一来，不管我是入会还是不入会，是吃狗肉还是不吃狗肉，怎样做都不入流，都同样地被社会所抛弃。《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描写的是爱情的虚假伪善。小说叙述了三条爱情线索：其一是留守先生“我”与留守女士辛希娅的同居爱情，其二是辛希娅与单冬青的网络爱情，其三是“我”想象出来的艾略特与斯宾塞的古典爱情。在这里，同居爱情是游戏，男女双方分别在各自的背叛之中游戏，在丧失道德焦虑的价值取向中评价自己不在场的丈夫或妻子；网络爱情是虚幻的，辛希娅最后甚至怀疑这网络爱情是丈夫陆逊制造出来的“陷阱”；古典爱情更是主人公我想象和虚构出来的心造的幻影，是换取辛希娅眼泪的小伎俩。《解决》叙说的是人生的困惑和自我的危机，也是三条线索：懒散的严松为了让生活有些“活力”和“慰藉”，便在夜晚出去用小刀在女人的臀部“打记号”；独身女士衣丹百无聊赖的恶作剧是给陌生男人钟祥持续不断地发送诽谤骚扰的明信片；处级公务员钟祥被无端的陷害后，寝食难宁，竟然在《内部通报》的启发下去模仿“刺臀伤害”案件。小说中三个人的人生状态各不相同，解决自身问题的方式也各自不同，但究其实质，所有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相同的，即一种现代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其“解决”的途径也是相同的，即以自我的玩世和嘲弄来对抗孤独和苦闷，却终究是自我的尴尬和毁灭。
    不可否认，刁斗对于先锋派写作的坚持十执著的。他自述，他由衷地偏爱现代派文学，偏爱袁可嘉，他喜欢借用现代派这个定义来指称自己的作品。他对于一切“非袁可嘉”的确定的、明晰的、可靠的、单一的、僵死的、教条的、呆板枯燥的文学叙事都持排斥态度，对于一切中外现代派的经典都爱不释手，它们是作者“超越阶段性和类型特点的固定读物，因为惟有它，能始终如一地向我传递不安输送兴奋。” 我们希望刁斗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这种边缘化的写作姿态、坚持这种个人化的“当下”关注以及大众化的叙事视角，并且进一步深入开拓和完善这种已经构建起来的自我的先锋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