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开年以来的“最新读者排行榜”和“市场销售最新排行榜”，发现了一个赫然的事实，官场小说依然热度不减，例如王晓方所著《驻京办主任》（一、二）以及《市长秘书》等，一直居高不下。这出乎我的意料。我同时注意到，几乎所有专家盘点2007年书情的文章，都没有提及这位作者的这些书，相关的专业评论也不见。这就是说，读者自读，评者自评，热者自热，冷者自冷，形成了尖锐的反差，隔阂之深一至于此，不能不令人深思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据说《驻京办主任》已成中下层公务员的必读书，这架势使我想起了前几年流行的《狼图腾》，当时也被称为企业界白领阶层的羊皮书。我似乎嗅到了一股虚浮之气，便找来一看。看过了，印象还就是一部平常的官场现形记。读着读着，我不由琢磨起几个问题来：为什么这样的小说会红火？它的文学价值该怎样衡估？有无必要正视其存在，或不屑一顾？官场小说已经时兴了不少年了，经久不衰，深层原因何在？官场小说的现状其实大家很不满意，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其成败有无经验可循，其发展有无空间可提升？
    细细想来，《驻京办主任》的热销并非无迹可寻。仅就作者敏感地抓住“驻京办”这个耐人寻味的机构切入，展开，就是一个看点。“驻京办主任”这个官儿，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很有琢磨头，于是与东州市诸高官的仕途甚至性命相关的种种信息，就由这个“驻京办”牵引而出，可以说它是聚结了种种社会矛盾和宦海浮沉的枢纽之地、神秘之所。“主任”丁能通，颇有柳下惠之风，懂得自省，是个知道沸汤缩手、悬崖勒马的人。他不是没有邪念躁动、技痒难耐，而是深谙游戏规则，又一心要向上爬，知道分寸；可叹时运不济，还是处处碰壁、半途而废。小说一头一尾写他在恭王府的人生感悟，颇能引人共鸣。作者文笔比较利落，叙事节奏掌握得尚好，各色人等的嘴脸，以及权、钱、色、法的多头矛盾，也都能大体顺着事件穿插得当。我想这些该算它赢得读者的原因吧。
    如果抛开文学性的要求，进一步硬找此书的优长，似乎还有以下几处：一是作者对近年来的各项政策颇熟悉，叙述间，使人忆及政治生活的一个个脚印，有一种如临其境之感。例如国家对小煤窑的政策和地方官员采取的应对，以及小煤窑案件背后的重重黑幕；还如，房地产政策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房地产时的过激行动，写来也真实可感。二是作者对政治生活的大的行动有自己的看法，如对一些高层干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城市发展而忽视其长远价值意义，作者就认为，每一次的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都应该有道德收成。这见解值得肯定。在《驻京办主任（二）》中，作者对拆迁政策和某些官员的专横跋扈的评析，使人感到有一颗为正义而呐喊的良心。三是主人公不断阐述自己对清廉政治的见解，或一些较精彩的辩驳，虽不免絮叨和游离，却也有一种警世意味。四是比较贴切客观地描写了一些中下层官员在政治生活中谋生存、图升迁的蹭蹬情状，在某种意义上使之成为描写公务员生活的一部独特小说。说真的，这些优势大都是在脱离文学性要求的情况下剥离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我看来，《驻京办主任》和时下相当一批官场小说，不大可能给人带来叙事艺术、思想立意、历史深度、人性内涵等多重的阅读享受，相反，看到的只是密集地罗列事件，写某些贪官如何权力寻租以及如何作恶的言行，吸引读者的不过是事件本身的惊悚刺激过程。这部小说就不无“慕马大案”的背景。不难看出，作者不时会有意卖弄自己曾经在官场混迹多年的经验之谈。在这个意义上，它不过是借“小说”的躯壳，说事件、道衷曲、浇块垒罢了。它是小说名义下的纪实文学。至于深刻的人性内涵的发掘就更谈不到了。由于作者一直在铺排人物的外在行动，对人物内在心理和外在性格特征缺乏个性化的描绘，或者说，小说根本还没有进入人物独特的、广大的、复杂的心灵世界。于是不管是蜕化分子肖鸿林、腐败分子贾朝轩，甚至正面角色李为民，及至几个争风吃醋的“如花美眷”，都似曾相识，是类型化、概念化、符号化的存在。这里面缺乏人生的而非事件的微妙而生动的细节，是个重要原因。作者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人的判断过于直露简单，反而缩小了体味的空间。至于其思想立意，上面虽有一些肯定，但仍难逃“图解”二字，倒不是图解政策，而是图解宦海风波、命运难测、菜根谭式的老生常谈。我不否认作品的正义感和道义感，但作为更高要求，它不可能上升到更深刻的意义层面，更谈不上对人生的永恒价值的求索，终究只能说是一部消遣性的、热闹的官场小说。
    可是，它的热销，它的大受欢迎又该作何解释呢？要知道，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和购买行为制造着“新的生产需要”啊，这事关文学和市场的走向和发展。这就有必要对官场小说的现状和前景作一点深层次的思考。其存在的表层理由早就说了不少，无非是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由于制度和制衡跟不上，腐败现象严重，我们必须起而反腐倡廉，这是事关国运与民生的大业。一句话，反贪小说或官场小说之出现，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表达了党和人民同仇敌忾的反腐决心。这样说很对，但似乎还没有挖到更深层的疑惑。人们到底想要什么，官场小说的风行，究竟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呢？
    依我看，第一，人们固然痛恨贪官，但对官场的潜规则、内幕消息、玄机奥妙，其实并不深知，这就构成了一种看点、热点，能满足其好奇心和神秘感。窥视之心人皆有之，正义之追求人皆有之，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这“官场”的背景和内情，交易和兴替。第二，也许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官场文化、官场生态，决不自现当代始，它根深蒂固、积淀厚重，想起“事君八术”，想起“厚黑”之论，便不免令人发怵或者发笑，其“场效应”深沉难测。知识分子一般口头上是鄙视官本位文化的，但内心深处，却又艳羡官本位文化。在批判过程中，满足着替代性的需要。中国的士子，从古到今，离不开学而优则仕，包括大学问家，也都摆脱不了当官的潜在渴望。想当官，却羞于承认，找借口掩饰。试想，如果当官没任何好处，只有苦累，现在的某些人又何必去争、去跑、去买呢？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官场的一动一静，无不兴趣浓厚，爱屋及乌，惠及官场小说。第三，历史之厚积，使国人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和迷信官场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涉及到价值评估问题，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展示平台。不管我们如何赞扬大科学家、大学者、英雄模范，其最终价值似乎必须用“官”来体现，来肯定，来兑现。所以，官场小说的风行，一方面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一方面则是官本位文化心理的艺术外化。可以说不懂官本位文化生态就不懂中国的政治，就不懂中国的国情、社情。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官本位文化才是支撑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的深厚土壤，所以文学性很不怎么样的作品，也照样热销。事实上，好多出了大名的作家作品，不少皆是因暗中抓住了官本位文化魅力这根筋，而走上红途的。随便举例，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成就固然多方面，但扣中了皇权文化——官本位文化的极致，擅写夺嫡、争宠、血疑、权术，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易中天说三国，说帝国终结，说官僚体系“黑洞”，之所以叫得响，与发官本位文化之隐大有关系。有一出戏叫《曹操与杨修》，描写既延揽人才，又忌刻人才；既“非道德化”，又用道德来杀人，表现了曹操极端复杂的内心隐秘活动，其实也离不开官本位文化。
    我看现在的官场小说，大致形成了两大套路：一路犹如“正史”，也可以叫主流派、正大派，一般是从怒揭黑幕开始，面对生死抉择，大义凛然，敢为人民鼓与呼，经过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终究正义得以伸张，在党的领导下腐败与黑恶势力被摧垮。另一路犹如“野史”，也可叫文化派、世情派，虽然同样悬着反腐旗号，透示民本情怀，但引人入胜的似并不在社会矛盾和问题之尖锐，而在于展示权、钱、色交易之奇情，人际关系之诡谲，声色之浮华，进退之无常，升沉之风险，不时把悲愤化为笑谈，有时把享乐化为五光十色的镜头，遂使贪官成了欲望化的象征符号。前一路侧重政治性、新闻性、呐喊性，有点像“演戏”，后一路偏重于观赏性，玩味人生和冷眼旁观，有点像“看戏”；出色的小说家王跃文说过一段话：“我在小说里剖析的只是一种官场亚文化，即不曾被专家研究过的，但却是千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官场的实用理念，一种无法堂而皇之却让官人们无不奉如圭臬的无聊文化。将官场作为民俗来写，不是一味地揭露和批判，这就比同类作品深刻多了。这里所谓的官场文化，并不是一个时期主流社会明确提倡的文化，只是一种实用的工具理念。”这段话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在于，前一类创作，在尽享主旋律创作的荣誉之后，如今面临如何创新的难题，比如模式化的困扰，它们总是由选拔人才、晋升关头、企业改制、黑恶案件发生而引起故事，而又总是一群腐败分子、一个关系网逐步展露，一个贿赂大款、一二个坏女人藏头露尾，最后由原先不知情的“青天”出场，摆平局面，扫清妖氛。再比如人治思想的因扰，说教性的困扰等等。不克服这些，就无法克服平庸和陈旧。对另一写亚文化的套路来说，它们似乎同样面临着沉溺难拔的危机，被人性的复杂弄得善恶莫辨，被男欢女爱的纠缠弄得以丑为美，只得以客观的展览和主体的退隐而显出它在理性和评判上的无能为力。
    鲁迅先生在批评“骤享大名”的清末之谴责小说时所说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之好”，“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实在是一语中的、打中要害、毫不过时的灼灼之见。不少作家喜称自己的官场小说为“政治小说”，其实真正上升到政治小说的并不多，它们的问题就是逃不出官场小说的封闭格局。官场小说也有成败与高低之别，现在不是写得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当下中国的文学缺的就是优秀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不仅会涉及社会深层结构问题，还会涉及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结构，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的精神课题。我期望作家们潜心修养，开阔视野，大力强化艺术概括，多出几部我们时代的一流的政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