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五年我亲历的文学活动中，九月于锦州渤海大学召开的“二○○五小说现状与可能性对话会”应当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出席会议的莫言、贾平凹、李锐、格非、阎连科、林白、范小青、毕飞宇、东西、王晓明、南帆、陈晓明、董之林、王尧、谢有顺、张新颖、洪治纲、李静等作家批评家，就文学、批评的诸多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有朋友在会上戏称这次会议或许如当年的“杭州会议”，我作为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当然不敢有此妄想，但在听到这个说法以后，我感到如果称“锦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应该不为过分。我想，不仅是我，文学界的许多同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慨：现在的会多了，但学术的含量少了。
    我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就当代文学而言，创作与批评的互动，是这个领域最鲜明的特色。我时常出席一些会议，但总是觉得真正称为对话的会议并不多见。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作家与批评家缺少深入的沟通与交锋，寒暄大过了对话。这样一种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两个行当的“职业特点”，尽管这种特点是那样的明显。今天的作家在从个人经验出发时，也对文学领域的公共话题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同样，批评家的阅读经验也同样具有个性，但他们对文学领域的公共话题更多的是从理论出发。批评家可以用深刻的理论洞察作家写作中的盲点，而作家则用鲜活的个人经验戳穿批评家的空洞。这样的差异并不见出创作与批评的尊卑，相反，它在平等的意义上显示了创作与批评互补的必要；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强调批评的引领作用，不是过于强调创作的经典意义，我想作家和批评家是能够一起坐到圆桌前的，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人格上的互信。当我以编辑的身份从旁观察时，我对可以称为对话的场景总是留有深刻的印象。“锦州会议”几乎没有寒暄与敷衍，那种激烈的争论，以及争论后各自对自己观点的修正以及在枝节问题上的妥协（或者叫“搁置”），都让我感受到对话的魅力。
    以上的这些想法，其实也决定了我编辑文学批评选的特点。在编选“当代作家批评”这组文章时，我通常会兼顾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字，我既为批评家的理性与深刻吸引，也为作家的灵性和独特而动容，这两种不同气质的文字构成了当代作家批评的景观。二○○五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既有格非、贾平凹、李锐、王安忆的文章，也有谢有顺、南帆、王晓明的论文。苏童与张学昕的对话体文章，也是《当代作家评论》多年来倡导的一种文体。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诗歌及诗评似乎没有那么热闹了，这也让我担心和烦恼，但在年度批评选中，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诗评的寻觅，“现代汉诗研究”也就成了保留“剧目”。耿占春和唐晓渡两位都是成熟的诗评家，今年入选的论文再次显示了他们的独特的理路和话语风格。这两位的文字在诗评界一直独树一帜。
    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诸多挑战。这不仅因为文学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因为学科的评价体制正在遭遇重大的变革，也不仅因为批评的语境日新月异，同样重要的是批评的知识体系也正在发生重大转换。如果我们把问题说得集中一点，我觉得批评如何发现和阐释真问题而不是伪命题的能力对今天的文学界来说实在是无法回避的。我在众多的文章中选择时，始终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批评家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是他是否在学理的立场上对问题做出阐释。丁帆《中国小说文学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洪治纲《先锋文学：概念的缘起与文化的流变》，王光东《论文学进入生活的能力——文学能力论之一》，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以及贺绍俊《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等几篇入选的论文，都对显现的和潜在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
    作为“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对“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认识。这几年来包括二○○五年，学术界在文学史及文学史写作的研究中，对当代经典、文学史方法论和文学史重要现象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态。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一部被称为文学史经典的著作做出了更为从容和科学的评价，这篇文章再次提醒我们如何认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王尧《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是他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前言的一部分，大致反映了他对文学口述史的理解，其开创性的价值不可忽视。雷达《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对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共识做了新的论述，亦有启发。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是两个重要的阶段，程光炜《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以及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等几篇论文，重新分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潮与作品，他们的见解促进学界重新理解当代文学史。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和以前我组织的一些会议一样，“锦州会议”我没有邀请太多的媒体，我觉得新闻媒体的过分介入会影响学术会议的性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在当下已经变得十分复杂，我想我们还是把精力用在文学传媒的研究方面，文学传媒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制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平原纪念《新青年》的文章重说历史，韩忠良、黄发有的对话深入当代，在同类文章中这两篇不可不读。
    我已经连续编选了多年的文学批评选，对这份熟悉的工作似乎不知疲倦。我想，这不是我精力旺盛，而是那些好的文章在蛊惑着我。喜欢这套书的读者应该也有类似的感觉吧？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7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