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于晓威的小说集《L形转弯》，我惊讶于他的写作姿态。这个我所不熟悉的于晓威显然不是那种仅凭着对文学的热情和成功的想象，局限于再现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的小说作者。从小说集中的十三篇作品在主题、题材、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展现出的意蕴的丰富性与艺术手法的求新中就可以发现，对于文学境界的追求、对于小说创作，他不是一个只满足于发表出文字的人，他似乎有大目标，至少，他对于自己的每一篇什的投入显示着他对于卓越的追求，或者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我们现在还不能一定说他的创作达到了多么具有代表性的高度，但可以断定，他是一位蕴聚了极大创造力的作家，他的能量一旦找到恰当的方式释放，必将得到更大的收获。 我以为，《圆形精灵》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可以看作于晓威代表性的作品，我不知道它是否获得过什么文学奖，但它具有十足的文学趣味。在这个短篇中，于晓威竟然给一枚铜板写出了三百五十年的历史，而且居然能够使读者在对传奇化故事的愉快阅读中，接受作者把它与许多人，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的做法，发现它具有的生命、灵性和某种超现实的神秘色彩，使它成为一种隐喻，获得丰富的意蕴。这就是于晓威的文学创造力。文学创作绝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如实地写出来，这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文学需要对现实生活、对感性生命活动的提升，最大限度地发现和揭示有限的具体感性生命形式中所包含的无限丰富的意蕴，使人在这种对有限形式的超越中提升自己，发现自己，产生审美的感动。铜板的传奇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它符合德里达所说的“文学的法则”，在文学这个特殊的法则中，具有“讲述一切的权利”，而且，这种讲述是被读者要求的。于晓威在《圆形精灵》中的讲述可谓进入到“纵横捭阖”、潇洒自如而“详略得当”的境界。在不长的篇幅里详写了农妇徐氏入召“奶子府”、私塾先生为康熙皇帝当老师、京师国库中的库兵方文长偷铜板、鞍山市的小学生周向丽踢键子和用二分钱买冰棍、唐山大地震时解放军寻找掩埋在地下的银行流失的二分钱的故事；略写了经手铜板的郎中、酒店主、书画装裱匠、屠夫、评书艺人、钱庄老板、歌妓、京郊隐居的名人、盗墓贼，以及只点出数字的众多的各色人，甚至还大段写了一七四六年欧美各国与中国同时发生的互不相关的事件，引述了一大段讲述解放军在唐山大地震中清理银行金库的新闻报道，最后居然让那枚铜板出现在作者个人的生活中，成为友人为之占卜的神器。难能可贵的是，长达三百五十年的历史和如此众多而身份不同的人物由一枚铜板贯穿起来，不仅结构成为一篇结构谨严、生动活泼、充满趣味的文学作品，更在联系铜板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所展现的传奇经历中，隐喻着受到某种神秘力量操纵的人与社会的历史，具有极深的哲学意味。 从立意、结构、叙述、描写、语言诸方面看，《圆形精灵》绝不会是篇拈来之作。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小说中的文字，可以说，每一段都不是可以仅凭着个人感性经验写出来的，都经过了作者潜心研究和精心创造。其中关于清朝以来的历史文化，包括币制、后宫文化、世俗风情的描写，没有学者式的细致研究功夫，没有长期积累的相关知识，很难取得如此效果。试举一段：“这一年应该是一七四六年。一七四六年，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一座名叫普林斯顿的大学成立；同年，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得以出版他的《宗教情操真伪辨》。在法国，卢梭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在英国，一个名叫詹姆斯·库克的杂货店学徒少年，因为不可思议地喜欢闻到海水的咸味，听到鸥鸟的鸣叫，热衷让海风拍打他的面颊，便来到了著名的沃克兄弟轮船公司当了学徒，后来他曾在荷兰人发现澳大利亚之后，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第二大岛。他还护送过科学家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观察金星的情况，他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和海军上校。在中国，一个叫金昆的清朝宫廷画家奉命开始画皇帝《大阅图》……”其实，作品中的这类描写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在共时性之中宣示着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和活动的个别性，为铜板的历史际遇增加另类的参照，所写的内容不必求真。但即使如此，作者也绝不能够在凭空想象中完成，必须要下查阅资料的功夫。可以想见，在写作这段文字时，于晓威要用什么样的功夫搜集和提炼资料和素材。作品中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知识都需要在这种研究功夫的基础上得到，而这也只是作者用力的最表面例证。作者对作品的布局，对故事的裁剪，对语言的提炼所达到的效果，都不是偶然得之，都成于作者长期如此的“诗外之功”。 《北宫山纪旧》是一篇让读者感觉余韵无穷的作品，它标志着于晓威文学创作所达到的高度。作品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与其涉及宗教的题材所要求的清朗、空灵、超脱、幽远恰到好处地相适应；人物的思想、情感如涓涓细流，在微波中发展、变化；场面与景物的描写常常营造出佛性与禅机，小说竟有了诗一般的意境。作品中有一段描写：“李能忆从迎月庵出来，天已经黑了，他的腋下夹着从妙悦那里借来的《大宝积经》，眼前一片清朗。时值阴历八月仲秋，他站在庵前，想抬头看看月亮，却哪儿也找不见。迎月庵四周是一片遮空的巨树浓荫。李能忆好不奇怪，四周的大树也都是古树了，树龄要远远超过迎月庵不止百年。既然先有树后有庵，看不到月亮，为什么古人还要叫‘迎月庵’呢？这么想着，李能忆把目光放在山下，江水平缓，一轮明月正浸泡在水中，莹莹耀目。李能忆豁然开朗。明白过来之后，李能忆又想了一些别的。他想，水中的月亮能够证实天上有月亮，也就是说，虚幻能证明现实。只要给了他南边的方向，也就等于告诉他北边在哪里。现实是真实存在，可以证明，虚空也真实存在。李能忆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样感受世界与思维的方式，正是佛家的境界，即使并无宗教信仰的人读来也会产生内心的感动。至于作品中人物对话中表现的佛学观念，多处提及的佛经，以及整篇作品在佛学的精神境界中对人物的塑造，都表明这是一篇需要对佛学有较深入了解和对佛学精神有一定领悟之作。不难判断，做出这样一篇小说来，于晓威在佛学方面所下的功夫要远远超出小说本身所用的叙事描写功夫。如此用力的创作，也让人感受到了于晓威对于文学创作似乎抱着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敬畏态度，真正是在厚积中薄发，而绝不甘于局限在感性经验的平庸中。 收集在小说集《L形转弯》中的十三篇作品都在不同的方面显现着于晓威对于小说艺术探寻的巨大努力。于晓威似乎不甘于重复已有的创作，总是力图在新的作品中增加新的艺术元素，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经验，扩大艺术表现的领域。这当然需要于晓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思考现实人生，研究和思考文学思潮，研究和思考小说艺术。应该说，他的这种努力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多篇小说获得过什么文学奖，而是因为他的每篇作品都有超出以往的创新之处，总是以新的面貌表现着于晓威对文学领域的拓展，对于新的艺术手法的占有。《九月玉米地》、《孩子，快跑》、《丧事》是三篇农村题材的作品。《九月玉米地》表现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农民林子一家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他们在有限的生活资源条件下构成他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活得自然、本性、恬淡、本分，他们没有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宏大思考，却以自己的勤劳和忍受与贫困和灾难抗争。表现这样的主题，于晓威采取了最传统的叙事方式，以顺叙的方式描写了林子一家在遇到巨大灾难时的生命意识和抗争方式，赋予玉米的象征意义。《孩子，快跑》讲述了一个农村孩子长期无奈地奔跑着上学，却因此无意间得到命运的关照的故事，揭示了生命中的某种偶然和不可预期性，颇具哲学意味。这里，于晓威以孩子的奔跑为线索结构和裁剪作品，着意表现人物对奔跑的无奈选择和无目的性，在结尾处却以奔跑对人物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得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我不知道于晓威是否有意借鉴了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但应该肯定的是，《孩子，快跑》已经纯然是中国农村的现实故事了。《丧事》则是另一类型的作品，从主题到表现手法都有些像鲁迅的小说。在作品中，可以读出如鲁迅小说的那种对病态精神的深刻揭示和在冷静叙事下显现出的强烈愤懑。作品揭示了人们对生命的漠视，对于丧事仪式的重视甚至超过对亡者生命的尊重。于晓威在办丧事的单一空间里请各色人在此出场，并不复杂的结构中却充分表现出了具有深刻文化蕴含的意蕴，产生“一种透彻的悲哀才慢慢渗进每个人的心间”的“无泪的悲剧”效果。 《在深圳大街上行走》、《关于狗的抒情方式》、《隐秘的角度》、《L形转弯》，是城市题材的作品，每一篇于晓威都采取了不同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方法。《在深圳大街上行走》以第一人称“我”在深圳的生活贯穿全篇，以纪实性的叙事方式将“我”在深圳的生活片断组接起来。《关于狗的抒情方式》的表现方式有些像契诃夫的《变色龙》，寓言性的结构和典型情节的集中安排，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讽喻效果。《隐秘的角度》则巧妙地采用两条线索叙事，在“我”对“她”的关注线索中通过“我”的见闻，隐伏着另一个人物的发展线索，随着作品的结局而最终呈现，令读者蓦地发现那些不曾被重视的叙述却有着重要的意义。《L形转弯》是心理小说，但于晓威并没有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情节的安排也没有选择剧烈的外在冲突，尽可能地让人物内心的紧张和矛盾冲突衍化在细节描写中。这也是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表现的一种叙事策略，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却在这看似并无充分理由的悲剧中揭示出来。 《抗联壮士考》、《一个好汉》、《陶琼小姐的一九四四夏》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于晓威在《抗联壮士考》中借助了档案的方式结构作品，每个人的故事独立成篇，配以格式化的历史资料。《一个好汉》则描写一个并无好汉情结的地下党的外围人员被捕后的内心世界。情节并无传奇性，可主人公胡成轩却在某种误会中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守住了秘密并且成为烈士。作品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展开叙述，叙述依照主人公的主体视角，恰好将这个特殊的好汉“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陶琼小姐的一九四四夏》更具特殊性：以“我”对一九四四年的一则旧新闻的只言片语展开的想象，讲述了一个神话般的英雄加爱情的凄美故事——纯美的陶琼小姐为了爱情与民族解放选择了献身抗日斗争，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炸毁了日军的弹药库。而当这传奇性的故事有了结局后，“我”又声明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把读者又带回到文学本身的叙事形式中。 我不知道于晓威的实际写作状态和写作方式，但我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对于写作，于晓威用力很深，否则，他无法写好《圆形精灵》、《北宫山纪旧》、《陶琼小姐的一九四四夏》、《抗联壮士考》这类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有深入了解与把握的作品，无法在不同的作品中广泛地展开都市、农村的生活场景，塑造不同生活领域的各类人物形象，也无法在作品的结构、叙事、语言运用等方面展现出多样性来。不可否认，艺术创作需要有艺术感受、想象与表现的天分，但仅凭天分于晓威绝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创作水平。我宁可相信他是一个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探寻者。 二 汉语的文学写作，是一个难说清的话题。古代汉语的文学写作在世界上自成体系，从宇宙观念、人学理论、美学理想、艺术精神，到表现方法、艺术形式，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鲜明的艺术品格，为世界所独创，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但是，那发生在中国古代与世界相对自在的历史阶段，汉语文学只在有限的范围里向世界传播，在那种条件下，汉语文学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中有影响的文学存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文学在西学思想和西学文学理论影响下发生了从语言到观念的转型，现代汉语的文学写作和阐释从一开始被置于欧美文学传统和知识背景构成的思想体系内，由以非汉语文学传统的理论体系为坐标系的“他者”赋予意义与价值。或许这是汉语文学转型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但确确实实，现代汉语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获得过世界性的位置，一直被欧美的文学写作范式规划着、阐释着。这种状况在当代更为严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体制下产生的汉语写作，更局限于某种特殊的文学范式，不仅破坏了修习古代汉语文学写作的艺术修养的环境，甚至失去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能力。古代汉语写作所形成的独特的汉语文学传统与艺术品质在当代似乎出现了中绝。 当下，汉语开始走向世界，成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争先学习的热门语言，而汉语文学却由于缺乏自己的精神个性和艺术形式，无法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当代的汉语文学创作，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汉语文学创作的艺术理念，没有找到充分显示汉语文化品质的文学表达方式，将中国文学传统与当代精神沟通。这是值得当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认真思考的问题。现代汉语的文学写作怎样找到自己的精神个性和艺术形式？ 于晓威大概没有这样以世界文学为参照系，从汉语文学写作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创作，他对小说艺术的探寻，更多地集中在微观性的立意、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以探寻的眼光发现小说创作新鲜的元素，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所以，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我国近十几年来不同阶段小说创作潮流借鉴的痕迹。他也正是在这种吸纳各种新鲜的经验和艺术手段的过程中，实现了与现代小说创作的理念的沟通，达到了现在的水平。我在这里之所以提起了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于晓威的写作，无论他写什么题材，表现什么主题，运用什么艺术手段，都隐隐地显现出一种艺术原则和精神品质。我不能清晰地表述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但我觉得以于晓威现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有条件在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中思考现代汉语的文学创作问题。 我认为，于晓威的小说有两点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他自己珍视的：一是他的艺术情趣，一是他的语言能力。 艺术情趣应该是人对于艺术的某种品质较为稳定的主观趋向性，它建立在美学理想和艺术修养的基础上，表现出对某种艺术品质的喜好和追求。于晓威的艺术情趣呈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反映于他的小说散发出的一种文雅之气。他的小说情理相应，立意在人性、社会，叙事描写则以此为度，包括像《九月玉米地》、《在深圳大街上行走》、《陶琼小姐的一九四四夏》等作品，涉及到夫妻、男女，甚至婚外恋生活内容，他也绝不为增加卖点而破坏作品整体的叙事节奏，做流俗性的功夫。读者最终能够在对人物思想与情感世界的体会之中思考社会人生，达到精神的提升。或许于晓威不是要自觉地遵守什么现实的道德守则，而是艺术情趣使他本能地在自己的美学理想境界中表达，遵循着他自己的美学原则。这与他对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和创新的态度是一致的。当他努力提升自己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希望达到更高的境界时，对于自己一贯的艺术情趣的遵循就成为一个大原则。因此，可以说，贯穿于于晓威小说中的文雅之气，是他追求优美的艺术情趣的呈现。 于晓威的语言能力在他的小说中充分显示出来。他找到了适合传达自己感觉与情趣的语言表达方式：简洁、冲淡，用词通俗而不流于俗，句式简短而少修饰，描写少铺张而多近于白描，叙事节奏从容，常常在言语所指之外给读者留有较大的想象空间，产生韵外之致。这样的表达方式，充分利用了汉语的字、词的多义性，便于在不同句式的组合中创造新义的特点，往往赋予语言较大的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在于晓威小说的语言中感受到简约而又韵致的深远之美。读《北宫山纪旧》、《九月玉米地》、《陶琼小姐的一九四四夏》、《在深圳大街上行走》受到的感动，会有一种诗意的体会；而读《抗联壮士考》、《圆形精灵》等作品又能体会到气韵贯通形成的流畅之美。 于晓威小说的这两个重要特点，正与中国传统文学在精神品质上相一致，也是汉语文学的内在精神与表现形式上最具特色、最应该继承的基本特点。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当代小说创作冲破了一个个禁区和限制，在美学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直至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被认可的现代汉语文学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没有找到能够反映当代中国人生命意义与生存状态，展现中国人文化精神与艺术经验的恰当的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我在想，对文学写作有如此热情，肯于用力，始终在孜孜不倦探寻，希望不断地提升自己，并且已经具备相当条件的于晓威，是否愿意做这方面的探寻呢？ 三 于晓威在某个地方说过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理念：“不论写什么，什么风格，我的关于人性观察和真实的抚摸，以及对于世界的诗意的理解和智性姿态的写作策略（这种追求）是不变的。”这是值得尊敬的严肃的写作态度，是于晓威对自己提出的高要求。此种艺术精神会将于晓威引导向更高的艺术境界。但是，仅此，我还不能确切地看出于晓威的发展趋向，尽管对他的艺术情趣和艺术修养已经有了肤浅的了解。因为“关于人性的观察和真实的抚摸”会因主体的不同经验与标准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产生不同的作品。于晓威大概还要继续探寻达到“真实”的途径。 关于文学与真实的关系虽然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理论问题，但在我看来，于晓威现在有必要给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加入具体的内容，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于晓威有可能在求新求变的多样性探寻中失于跟随潮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多元创作与批评的背景下，反映不同文化与文学理念的创作在中国纷纷出场，给文学创作者较大的选择空间，也给他们形成自觉的创作理念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同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式都有自己的依据，都以某种方式表现生活的某些方面，都可以声称达到了某种“真实”，写出了人性的某些方面。作家如果没有自觉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就难以达到文学的至境，引领风骚。于晓威是一位很有追求和自觉理念的作家，他的对“人性观察和真实的抚摸，以及对于世界的诗意的理解和智性姿态的写作策略”使他不至于堕入“玩”与“脱”的垃圾圈子里，但他对人性观察和真实抚摸的方式还是需要再下大功夫去探寻的。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到不同创作潮流对他的影响，有着一个时代流行的痕迹。新写实、新历史，乃至新官场小说的文学观念与写作策略渗透在他的作品中，使他的小说显示出较明显的阶段性。还有一些作品，如《隐秘的角度》、《关于狗的抒情方式》、《L形转弯》、《一个好汉》带有明显的斧凿痕迹，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命运的结局似乎有些受到意念的控制，戏剧化的效果虽然是小说艺术必要的元素，但可能会有悖于于晓威“真实抚摸”所期待的思想的深度。 因此，于晓威现在还在路上，可能还需要继续探寻，而且这种探寻是必须的。 我想说，就于晓威对艺术手段的操作能力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以他对文学的不懈的探寻精神和业已形成的创造力量，必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达到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赵慧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林建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