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选这本年度批评选时，我和王尧教授正在合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选》（上、下）的编选工作也接近尾声。在讨论如何编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选》时，王尧提出应当通过一个文学批评的选本来呈现一段学术史；他认为现在的文学史写作忽视了对当代文学批评演进过程的清理，文学史所建立的观点其实有一个学术积累的过程。这个想法我是赞同的，我在去年的序中提出期盼选本能够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气象，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但细想起来，期许自己每年编选的年度文学批评选，能够从一个侧面呈现新世纪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进程，实在是件艰苦的工作。在编辑和阅读大量的文学批评文本时，我的选择和判断也常常有些迟疑。当下的文学批评，不能说不活跃，在各式各样的刊物上活跃着一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身影，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总是占刊物相当的篇幅。问题是，作为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当代文学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新解释了过往的历史？又在多大程度上激活了当下的创作？这两个老生常谈的基本问题在考验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品格，也在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以此观之，当代文学批评或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成熟。我这样的说法有点婉转，直截了当地说，我对大量的文学批评文本是不甚满意的。
    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化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我是赞成文学批评的“学院化”的，尽管我从来不认为“学术”只在“学院”之中。应当注意到，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辉煌之后，批评家的文化身份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批评家所在的体制与文化语境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作家协会的批评家和学院的批评家可以说是两分文学批评的天下，从学术的冲击力量来看，前者并不比后者逊色。在批评家与作家的互动方面，作家协会的批评家甚至更为出色。但是，随着整个文学制度和学术制度的变化，学院在知识生产方面拥有的特别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开始改变批评家的身份。这个变化就是批评家的学者化。从现象来看，学院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批评家中的多数，而学院外的学者式的批评家有的改换门庭成为大学里的专职教授，有的在联合申报学位点的过程中成为大学里的兼职导师。这个现象的背后，并不完全排除经济的因素，众多大学的年薪制对身在大学之外的批评家多少有些诱惑；但重要的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起八十年代来更需要学术背景与学科群体的支撑，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的批评家在文学界的影响逐渐加大，文学的影响又重新和学术制度联系在一起，现在的批评家差不多清一色是“学院”出身了，八十年代初中期批评家身份的分野基本消除。不少朋友在这方面似乎还有困惑，比如说，为什么有些水平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在学生中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显然，这就是今天的知识生产方式决定的，当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也越来越职业化时，文学史著作以及大学教授的讲授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环节。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在一些高校，即使是充满真知灼见的当代作家作品论甚至不被看做学术论文。这个令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在与当代文学批评相关的新的学术制度形成过程中，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
    毫无疑问，这样的变化在整体上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评价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批评已经发生一些变化：跟踪式的、短平快式的作家作品论在减少，一向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批评家也开始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重视“长线”课题的研究；即便是作品论，也不同以往的感悟式的批评，批评家在阐释作品时通常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背景与立场。与此同时，试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史个案进行理论阐释的论文在增多。这一现象表明一些批评家对以往文学批评学术含量和当下文学创作水平有所质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年不断增加的博士、硕士论文也在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制度化。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化也成为这几年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我在去年的序言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原来的分歧还在延续，文学研究的不同路向越来越分明，这依然是今年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对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关系的不同理解，突出了文化研究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也许从大的方面来说，批评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研究对象的转换，意味着在新的学术制度中文学批评的秩序正在重新建立。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与契机，但我并不因此觉得解决文学批评中的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在重新建立文学批评秩序时，大而化之地说，文学批评仍然处于前景未明的时期。我比较担心的是批评家在新的学术制度（包括刊物的等级化）中是否会钝化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是关于现实的问题意识），现在有许多批评之所以无足轻重、不关痛痒，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缺少问题意识或者讨论的是伪问题。我觉得批评的能力就在于它能够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如果避开对问题的研究，批评家的学术水平就无从说起。我以为，在新的制度中，知识背景已经发生转换的批评家在这方面应当有长足的进步。
    我所说的这些变化，在今年的文学批评中有充分的反映。由入选的论文看，南帆《符号的角逐》、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王富仁《“西方话语”与中国当代文化》、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显示出文化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批评家手中越来越娴熟，而且在突破传统研究的限制中有新的理论发现。在另外的学术路径中，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对纠正时弊、倡导良好的学风有针对性和积极意义。雷达《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或具体或宏观地分析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今年的批评界相对比较寂寞，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质疑》，增添了些许生气。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姚晓雷《“绵羊地”里的冷峻剖析》、张学昕《“唯美”的叙述》、董之林《“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刘志荣《生命最后的智慧之歌：穆旦在一九七六》对阎连科、李佩甫、苏童、毕飞宇、穆旦作品的分析，知人论世，把握关键问题，见出文学批评的理论力量，反拨了印象式批评的浮泛。我一直看重作家的“夫子自道”，这次选了莫言的《文学个性化刍议》和韩少功的《写作四题》，他们独到的见解往往一针见血，而且没有批评家的迂腐。关于诗歌的研究，这次入选的唐晓渡《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林岗《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是近几年来难得的诗论。贺桂梅《挪用与重构》对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的关系这一命题再解读，宏观而细致；陈晓明《整体性的破解》是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新收获；王尧今年用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叙述新时期文学史颇受关注，入选的《一九八五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是创新文学史写作的成功尝试；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关于文学传媒的研究可视为文学制度研究的一部分，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黄发有《文学期刊与先锋文学》以期刊见证文学史，视角与方法都有独特之处。耿占春《文学阅读的兴衰》，对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现象作了有意义的解析。
    入选的这些论文让我在平淡的阅读中有了点兴奋的感觉，而紧随其后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离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目标还有多远？
    二○○四年十二月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00四年文学批评》，林建法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二00五年一月出版，本文载《当代作家评论》二00五年第二期，《人民日报》二00五年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