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第五届新疆作家班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结业典礼。这个建立在上海作协与新疆作协“结对子”基础上的培训班已经有5年的历史，很多学员从不太擅长写作成长为有一定写作成果的作家，甚至成为专业作家。上海作协还特别评选了历届优秀学员，并为他们编选作品集，名曰《五月的绽放》。这见证了一个地区文学的发展以及由于文学带来的美好友谊。在这个过程中，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就在这一天，阿扎提·苏里坦文学评论集《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研讨会同时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炳华出席会议并致辞。金炳华回顾了与阿扎提·苏里坦的交往历史，他尤其提到阿扎提·苏里坦的研究和工作使人们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学重要性的认识，并强调是56个民族的文学构成了中国文学。他的一句话在大会上引起广泛共鸣：“阿扎提的心中始终装着作家、文学和社会责任。”
    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马文运主持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从阿扎提·苏里坦在文学评论领域的成就谈起，围绕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意义、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她高度评价了阿扎提·苏里坦在多民族文学发展和推进工作上的卓越贡献，认为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辛勤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组织工作的耕耘者，以及富有成果的文化学者。
    这次会议有个有趣的现象，从新疆来的两位评论家——努尔买买提·艾买尔和姑丽娜尔·吾甫力，十分熟悉阿扎提·苏里坦的研究历程和文学贡献，但来自上海的许多评论家对新疆文学却显然有些陌生，这就在阅读和研究的角度上形成了有趣的张力和对话的格局，进而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思维刺激和启发。上海大学副教授许道军就多次说到自己对《民族文学的书写和构建》的阅读是个扫盲的过程。作家赵丽宏也坦承自己原本对维吾尔族文学是陌生的，但因为阿扎提·苏里坦的这本书，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版图中不能缺少璀璨而斑斓的少数民族文学。
    评论家王纪人谈到，阿扎提·苏里坦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和张力的建立，与其始终具备的厚重历史责任感有关。“阿扎提·苏里坦并不是一上来就谈文学，而是先谈语言学著作《突厥语大词典》。该词典体现了维吾尔族和突厥语系各民族对天、地、人、宗教、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和见解。显然，对于维吾尔族人民来说，它具有元文化、元理论、元叙事的根性。这样一种行文的方式正如书名《民族文学的书写和构建》那样一语双关，既以史的线索叙述了自古至今的维吾尔族文学的伟大发展历程，同时也表现出评论者对这种书写和构建的广阔的理论视野。被论述的客体的丰富性和论述者主体的创造性就在这种史论合一中充分地呈现出来。”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结合王蒙的创作谈到，王蒙去新疆之前的写作是平静而清澈的，但去了新疆之后，却多了生命的热度。我们很难否认王蒙与新疆彼此之间的“文化增长”。如果要列出中国当代文学中与新疆血脉相连的作家的名单，那将是长长的一串耀眼的名字：闻捷、艾青、杜鹏程、章德益、陆天明、毕淑敏、周涛、张承志、刘亮程、高建群、董立勃、沈苇、红柯、邱华栋……而阿扎提·苏里坦的评论恰恰立足新疆，用心挖掘在新疆大地上生长的维吾尔族文学与文化。他的渊博与广博，代表了对新疆强烈的爱。这种爱，我们在王蒙的身上看到了，在那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及其作品中也看到了，他们共同见证了文学的内在力量。
    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整体之间的关系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评论家杨剑龙谈到，文学史的书写必须要思考如何把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纳入研究的视野。他的看法得到努尔买买提·艾买尔的回应，后者提出，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概念，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在其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评论家朱小如发现，很多汉语作家的诗显得有些干巴巴，缺少诗意，但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却保持了蓬勃的生命力和美感。青年评论家张定浩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维吾尔文学几乎与汉语文学同步的轨迹，与此相仿，汉语文学又受到西方文学非常大的影响。无论对哪一方而言，摆脱影响，求得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在讨论中，大家谈到，对于阿扎提·苏里坦，我们不能仅仅从他现在所写出的文字给予评价，还必须看到他在维吾尔族文学史和新疆多民族文学史的搜集、整理、撰写、总结上不可替代的贡献，更要看到他提携、帮助了一大批青年创作者和研究者将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生的事业，从而使维吾尔文学创作队伍完善，使维吾尔文学理论和美学建设走上正轨。可以说，阿扎提·苏里坦是新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关于阿扎提·苏里坦的文学评论的特点则基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从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创作。他主张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论述文学创作动机、题材和艺术方式之间的关系。
    二、注重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以及在创作手法上的传承。比如，他特别强调口头文学的影响：“大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以反抗封建婚姻、讴歌婚姻自由、描写日常劳动生活及劳动人民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为题材。这些内容往往成为了书面文学的传统题材，而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在民间传播开来，这样循环往复，形成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大交融，这是维吾尔民间文学在继承和创新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注重将维吾尔文学放在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充分认识到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与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关注现代性在维吾尔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指引功能。他对本民族不虚美，不溢美，就像他在分析诗人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的诗作时所说的，这些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些维吾尔族人身上的精神弊病。“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到不根除这些弊病，整个民族便无法摆脱落后的境况，人民也不能从受压迫、受奴役中解放出来。”用科学文化来唤醒民众，并在作品中大力宣传，便成了维吾尔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
    五、注重分析西方文学、民间文学对书面文学的影响。他在分析巴格拉西作品时写到：“当读者对纯粹模仿西方现代派创作的作品失去兴趣的时候，许多作家开始研究本民族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习惯，创作出受本民族群众喜爱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步入文坛的作家穆罕木德·巴格拉西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的《拇指》《开了白花的柳树》两部作品揭露了社会上种种恶习，既有现实主义内容，又采用了维吾尔传统文学中常用的荒诞手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后来的一些作品看作是开放性的现代派作品。”
    六、注重对文坛新现象的挖掘。比如他谈到，“以前读者这方面的需求主要是靠翻译作品来满足，而现在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涉猎传奇、侦探等题材，受到了欢迎。”
    七、注重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并不因为是本民族作家而遮蔽和掩盖目前创作存在的问题。他这样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新疆民族文学应该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加以关注。首先，关注文学创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家的责任与时代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抓紧解决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理论结构体系构建的问题，建立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回答全球化过程对地区、民族文化和文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何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盲目模仿和赶时髦的心态，并逐渐摒弃过时的陈词滥调；在发展民族文学的同时，如何开创一个既开放又能够不断地从优秀传统中吸取营养，并且不断创新的新的文学批判体系。”
    八、呈现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学创作的多样风貌。特别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引发后来的研究者继续思考。比如，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维吾尔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如何看待城市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如何看待“十七年时期”的多民族文学，为什么建国以来维吾尔文学创作中历史题材居多等等。
    这八个方面的总结，仅仅基于对《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一书的阅读。实际上，阿扎提·苏里坦其人其文，对新疆文学，对维吾尔族文学，甚至对中国多民族文学，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