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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智慧和伦理在此显现出来。几经商议后，五个人达成了共识，以各自的优势出力或出料，为月满老人重新建盖一座房屋，让他告别飘摇欲倒的老屋，也以此折算价钱作为债务偿还。这是典型的暖色幽默。乔迁新居那天，乡邻们应邀前来贺喜，他们没有因瞎子月满是快过气的老人而敷衍，反而送礼“都往重里送”，最后的礼钱完全出乎月满的意料。更难得的是，月满接到大庄家女人的电话，得知其丈夫被政府抓走了，女人要抚养孩子上学，只有寄希望于月满将欠他的4万元钱还上，殊不知，那4万元的欠款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月满坚持要把这笔钱还给对方。由此可见，欠账还钱、重信守义的品性在乡村依然是那么的坚固，乡村伦理有其坚韧的稳定性，在化解危机时，传统道德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作家要着力表现的主旨。 小说中的姚先生可说是一个异数。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利益奔忙，他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儒道文化，把遵守古训、遗世独立、清洁精神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保持着一名乡村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即使是迫不得已地为村民解码，出发点也并非以此获利，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是一种扶贫救困的人格实践。很显然，作家在他的身上，寄予了自己强烈的人格理想。 我们也许会追问，在一个追逐利益的社会，小说中的故事是否可以找到原型，这种固守承诺、忠义醇厚的乡村伦理是否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但据潘绍东在创作谈中透露，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这多少让我们有些释然，在看似矛盾与冲突的人性挣扎中，其实隐藏着诸多难以解析的统一性，村民们既会不惜上当受骗地去买码，由此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可又能自觉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究其根源，还是一方水土滋养的伦理精神在起作用，正是这种乡村义理的存在，才使我们不至于对现实和未来感到绝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