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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集子里，每一篇小说的主要故事与核心人物关系，都在师傅与徒弟之间生发和蔓延。作为当代工业生产和工厂生活中一种独特的关系，师徒既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工作安排，同时又混杂着民间伦理中复杂的人际、人情。刘建东正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工厂和工人的生活，在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里缓缓展开自己的关照和审美偏好，他在四个工厂师徒故事里试图安放的是一些更大的词、更具超越性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如何地“顺从内心”又如何被外部声音所塑造，一个时代正反两面的荒诞与真切以及对自由与责任的追问等等。但他的小说并不紧密地附着在这些经验上，他的写作属于观念性很明显的那种。所谓“观念性”，在我这里并不具备褒贬意味，我用它来形容一种创作动机和写作状态。刘建东对面前的这个世界有自己比较坚持的理解、认知和观念，当他开始写作一部小说，与其说是源于心里的故事冲动、情感冲动，不如说是观念冲动，他想要经由一些故事和人物去释放和分享自己对于世事人心的某种看法。而精心剪裁素材、塑造人物和铺展情节的过程，其实是作者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念赋形的过程。 这一点，刘建东和同为河北“四侠”的李浩有点像，他们似乎都特别受不了自己的小说被经验的毛茸感和生活的汁液感轻易覆盖，受不了鲜明的主题与深刻的思想被所谓“现实感”的情节细节所淹没。其实，任何自觉的写作都是观念先行的写作，关键是如何平衡好文本内部经验铺陈、人物塑造与观念的关系，坐实小说叙事的说服力和可信度、经验的可信度与观念的说服力。 刘建东写小说的过程，大概是自己与他创造的人物故事之间的相互角力和砥砺，有时候那些先在的观念被印证、被落实，有时候则被挑战、被质疑——无论人物和故事自在的生活逻辑还是内在的文本逻辑，它们当然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作者此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品质，是诚恳地面对生活真实与文本真实，还是不管不顾地强行推进情节、将观念进行到底？在这部集子里，《阅读与欣赏》的文本质感与惊艳，《黑眼睛》稍欠说服力的叙事效果，皆源于此。 四篇小说中都回响着一个强大的叙述人的声音，一个介于读者与故事之间的声音，它在文本中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的语言介质，更是小说内容的重要部分。有时甚至人物语言都是被刻意怠慢的，叙事语言被放大，人物语言被淡化。这是刘建东刻意、自觉地操持着的小说语言，一个即使故作轻松其实却总保持着紧张感的声音，它直接参与到小说的“阴谋”之中，力图引导读者在小说阅读中了然什么、忽略什么。有时候这声音甚至在阅读时能让你感受到故事传达给你的强大压力，它有效地实现了一种阅读时的间离感：刘建东讲故事给我们听，但同时不允许我们听的太全神贯注，他要时不时地跳出来阻止读者“听评书落泪、为古人担忧”的投入。刘建东所选择的叙事声音与他的文学观念、写作方式是相呼应的，内含着对于经验的规避和抗拒。 这四个中篇里，最具意味的是《阅读与欣赏》。这是一个操持着两重叙事层次的故事，关于命运、人生，也关于写作。“那一年，我师傅冯茎衣30岁”，小说开篇，女主角冯茎衣不掩饰、不隐晦的恣意人生便被和盘托出，她“风姿绰约”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沉浸在情欲的暖流之中”放荡不羁，随心所欲。小说中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事人又是参与故事的人物，在“我”的观察和讲述中，冯茎衣波折的人生经历依次呈现分明，她经历着丈夫的意外死亡和自己的性情大变，经历着劳模的风光和意外的牢狱之灾……作为师傅信任、亲近的徒弟，“我”是师傅冯茎衣跌宕人生的见证者和讲述者，而讲述的过程，恰也是阅读和欣赏人生这本厚重之书的过程，更是一个小说写作者修炼自己去理解他人的真理、把握一个人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过程——这是小说的另外一个叙事层次，“我”在工厂工作之余，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小说写作者，在与师傅相处的时间里，在旁观其人生选择与命运际遇的过程里，“我”也在渐渐学会感受“真正的生活”，慢慢领悟写作的真正要义。 这两重层次的叙事不是水平并行的，而是拧麻花般缠绕在一起的，叙事的遮蔽和打开的分寸感把握得很精准，对应着这个世界本身整体性的复杂丰富。其实这恰是写作实践中深思熟虑的观念与诚恳的经验取舍之间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其首发刊物《人民文学》的卷首语中赞其“叙事的褶皱及铺展手法、叙述的声色及其张力控制等等方面”“足可作为写作课堂研读的文本”。直到小说结尾，无论是对作品中的“我”还是作者刘建东来说，冯茎衣“美丽而带刺的生活”，大概始终都是一个未解之谜。关于冯茎衣的讲述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不断了解着别人的生活、理解着写作的要义，最后实现了对自己日常人生与文学生活的双重检阅。小说双层次的叙事结构里更暗含着一种关于人生与写作的双重提醒：也许我们始终无法真正地理解他人的真理，而只能努力地让自己心怀包容和善意；也许小说永远无力呈现所谓的本质与真相，而只是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对真相的寻找过程。 刘建东的写作一直被贴着明晰的“先锋”标签，而小说集《黑眼睛》中的作品因其“开始书写现实、日常和记忆”，被一些评价认为是“从先锋叙事中撤退”。之前的写作中，刘建东的确充分展示过自己对于20世纪西方现代派和中国80年代先锋写作经典作品的致敬，展现过自己对于文体形式、叙事技巧的兴致盎然，特别是多篇作品中对于“荒诞感”这种表现手法更呈现出一种依赖和迷恋。不过，在批评家那里，“先锋”是一种文学修辞，是一种评论话语套路，往往形容其写作的惯有形式、手法，与80年代中后期以形式革命为核心特征的那一批小说的相像；更是文学批评的偷懒——用一种轻易的笼统概念来省却文本精读、有效阐释。用“先锋”来定义刘建东，其实远不及李敬泽评价他时那句“轻逸而古怪”来得及物和精准。 而关于“先锋”，刘建东自己曾有过表述：“先锋的意义可能并不是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而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对文学有什么样的解释”。我觉得，这才是先锋文学的正解，也是刘建东对小说集《黑眼睛》最好的自我注释与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