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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苏宁的气质使得他不可能像苏童、叶弥、朱文颖、王啸峰等那样去写苏州，他的《枕河人家》的亲缘性应该是陆文夫和范小青。陆文夫写苏州有士大夫气、名士气的优游、练达和世故，而范小青则是江南女子的细致温婉、悲悯怜惜。乐道小康、秉持操守、延传德性，从容自尊地过自己的“日脚”成为这座城市的根性。陆文夫和范小青看取的苏州不同，但他们笔下的城市文化遗民都引人注目。和陆文夫、范小青也许不同，《枕河人家》其实打捞了更为久远的“轻悍”的传统。在我们几乎要忘记苏州是出过专诸、要离等侠义之士的苏州时，《枕河人家》的丁香（兆君）这个生于闾巷中药世家的女子独立承担起潘家大宅的护鼎重任，回响激荡着吴地的“轻悍”之声，而且小说更是单辟一章“侠女”写若文的慷慨报国。《枕河人家》的“文化异质”性应该在苏州当代文学谱系上得到识别。所谓的“复调的苏州”也正是这种“文学史上”的复调。 一城有一城个性，这就成就了“我城”。这种个性可以是城市地理空间上的，也可以是地域文化、政治、经济范式上的，甚至阶层、种族等等也影响着城市的个性。“我城”之“我”还不只在内外、内内之间城与城的差异性，城市为个体所提供的不只是工作、生活的空间，更是精神和心理的安顿之所。因而，就当下中国而言，个体之“我”与差异之“城”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大相径庭的“我城”。这样，所谓“我城”强调的不仅是现代中国城市在城市样态、精神气质，或者说在城市空间意义上存在的地理、文化、心理之上的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差异性，而且对一个作家追问何为“我城”，其实意味着思考他们笔下的“城市”是按照怎样的肌理，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它怎样地浸透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能够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怎样的新可能。 文学的“我城”想象和书写所着力的还不应该仅仅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和阶层界别上开疆拓土。文学之“我城”最后被兑现应该是灌注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的“文学”城市地标的涌现。这些文学中的城市地标，应该烙上作家个人印记的体验、经验、修辞、结构、语体，如狄更斯之于伦敦、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等等。在“文学苏州”的传统谱系和对“苏州文化”的理解上，《枕河人家》都提供了“我”和“我城”的一种彼此生发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可以拓殖的辽阔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