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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处理“恶”的笔调亦十分有趣，在特殊时代和情境里，人心的“恶”被放大，但是，“恶”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不能一味地谴责“恶”，在小说中，“恶”常常有着诱人的地方，甚至令人着迷，因为它提供动态变化，提供未知，而和谐的美好却往往是静态的，缺乏活力，甚至失之僵化。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外来皮匠（滨海小白脸）与小皮匠“先比文后比武”，企图鸠占鹊巢抢夺地盘，这样的桥段本可处理得险象环生，作者却写得如同杨子荣与土匪用黑话斗智，一来二去颇有生趣。再如，“文革”中居委干部马樟花被批斗时，仍要装文雅，让斗她的人“等一歇再斗”，因为她要“出恭”，造反派却误听为“出工”，于是，“出恭”二字引发出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误会，引得看热闹的人“眼泪都笑出来了”。这是“恶”的滑稽。 然而最终，看似没心没肺的“大耳朵”反复念叨的还是“全世界真正关心我的，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也只有写到这三个女人，戏谑和冷峻的笔调才稍稍收敛，带上一层柔性微光：写干姐姐阿娟，“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写顾老师，“顾老师的脚背很白很细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脚背上面像是覆盖了一层糯米纸，闪着莹亮的光”；写姨婆，“坐在床横头，正在给墙边的一只老鼠讲故事”。但是，这三个女的，没有一个得善终：阿娟成了新疆知青，被人弄大肚子，落魄逃回上海时已不成人样；顾老师生孩子当天因胎位不正大出血而死；姨婆则跳苏州河而死。“同和里”中的人物群像各有各的命运，最传奇的还是居委干部杨招珍，“文革”中被打了几十个耳光，居然因祸得福，原本一张丑陋歪脸被打回“原形”，恢复了端庄秀美的容貌——不知这个细节在生活中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宁愿相信它的真实，一个孩子眼中认定的真实。成年人早已被生活的尘土遮眼蒙心，人们误读了世界，反倒说是世界欺骗了我们。这个时候，儿童的心和眼睛所感知到的那些笑中带泪的游戏式荒诞，大概才是生活的真相。 王承志是一个“小说新手”，正因毫无所谓“主义”束缚，也无任何“出名”压力，抱着退休后写写玩玩的心情，开始构筑盘桓在他心中数十年的“同和里”。就像一个嗜酒人，打开一坛多年前无心酿下封存已久的老酒，他嗅到醉人的醇香，那是纷涌而至的记忆和融入血脉的真生命的体验。虽然他并不拥有老到的创作经验和纯熟的技巧，但是，依赖着蓄养多年的艺术感觉和积累，在纯文学最需要的生活质感和细节那里，他是一个可以傲视其他小说创作老手的“富翁”。他提炼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动用了前半生最宝贵的生命财富，我相信，那个创作中的他的心是燃烧着的，无需卖弄技巧，无需故作呻吟，无需虚晃一枪，无需搜肠刮肚，到了这个时候，他有了很多“不得不”：不得不写那些微小的却让人过目不忘的小人物，不得不表达积蓄于胸时刻要喷涌而出的情感与思考、幸福与泪水，不得不将骨子里的那个智慧幽默甚至有些狡黠的自己和盘托出——他要写一个黑色幽默的上海、一个剥去外衣赤裸裸的上海、一个已然消逝却又活生生的上海：困窘中有着甜味，卑微中藏着高贵，平庸中透着卓异。 庆幸的是，王承志没有被一众关乎上海大红大紫的文学作品误导，没有跟风与模仿，他自然而然地写了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上海和逝去的岁月，而恰巧，《同和里》的故事与大多数上海人记忆中的历史妥妥帖帖地重合在了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