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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信仰理性的时代，文学的位置是微妙的。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高”出去的那一截，是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被演绎、被证实的部分。换句话说，在一个信仰真实的世界中，虚构的价值晦暗不明。 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文学的价值、虚构的价值是一个可以搁置、回避的问题，但对于职业小说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千钧一发。毕飞宇在其首部文学讲稿《小说课》中这么说道： 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特征是什么？不是书写，不是想象，不是虚构。是病态地、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他相信虚构的真实性；他相信虚构的现实度；他相信虚构的存在感；哪怕虚构是非物质的、非三维的。虚构世界里的人物不是别的，就是人，是人本身。（《反哺》） 毕飞宇连用了四个“相信”，坚定表达了自己对文学虚构的信仰。在我看来，这话既是他的“职业观”，是他的“小说观”，也是他的人生观。这句话藏着打开《小说课》大门的钥匙。 我们暂且不问毕飞宇为什么“相信”虚构，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解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吧。在《小说课》中，毕飞宇拥有双重身份：写作者与阅读者。他说：“阅读是需要才华的，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作为一位有着30多年小说创作经验、尝试过各种小说创作技巧的作家，面对那些我们从儿时就熟知甚至熟读的作品时，毕飞宇总能读出别样的精彩。 比如，读蒲松龄的《促织》，他讲到了“小说的抒情”。在蒲松龄的故事中，孩子不小心弄死了促织，为了帮助父母，孩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只小促织。除了孩子的父亲，所有读者都知道那只促织是孩子变的。毕飞宇说：“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这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这里的温度之所以高，是因为抒情，而且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抒情。毕飞宇接着说：“小说的抒情和诗歌、散文的抒情很不一样。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有时候甚至相反，控制感情。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小说家只是‘懂得’，然后让读者‘懂得’，这个‘懂’是关键。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样的慈悲会让你心软，甚至一不小心能让你心碎。” 毕飞宇向我们揭示了小说抒情的辩证法：直接传递情感往往适得其反，而冷静地去营造一个场景、叙述一个事件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好的小说不是告诉读者该怎么做，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感受。 当我们对小说的抒情辩证法有所了解之后，再回过头读《促织》，一定会感受到蒲松龄那种冷静节制的语言之后隐蔽着的强烈情感。毕飞宇让我们看到了波澜不惊下的巨浪滔天，那只小小的促织在我们心里掀起了一场风暴。 读汪曾祺的《受戒》时，毕飞宇则分析了那个著名的结尾：一条船，两位少年，一片芦苇荡子，一只被惊起的水鸟。毕飞宇说：“这个结尾太美了，近乎诗。正如我们古人所说的那样，言已尽而意无穷。”那么，这个结尾的“美”与“诗”从何而来？“意无穷”又从何而来？ 毕飞宇分析说，这个看似平静的结尾中，其实隐含着“受戒”与“破戒”的冲突，亦即隐含着对爱、对人性自由的追求。汪曾祺用一种“准童年视角”完成了对这种冲突与追求的书写，他写得“轻逸”，写得“透明”，写得“可爱”。在毕飞宇看来，汪曾祺展现了一位小说家惊人的分寸感，在这种分寸感引导下生成的小说结构与小说语言，使得《受戒》特别唯美。更让我惊异的是，毕飞宇还看到了《受戒》的悲剧性：“明海将来做不做方丈、做不做沙弥尾，小英子的决定不算数，明海的回答也不算数。小英子能不能给明海‘当老婆’呢？天知道。也许天都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戒》这篇小说依然是一个悲剧。它不是荡气回肠的大悲剧，它是一个轻逸的、唯美的、诗意的、令人唏嘘的小悲剧。小说早就结束了，可是，小说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鸟类欢快的飞翔，还有伤感的天空，它无边无际。” 喜剧展示了生活的美好，悲剧呈现了生活的险恶；喜剧展示了险恶中的美好，悲剧呈现了美好中的险恶。这样方能显出生活的深广。 文学中，真实的反面并不是虚构，虚构反而是我们接近真实的一种方式。那么，如何探索？怎样虚构？毕飞宇的回答是：直觉。《小说课》里屡屡提到“直觉”。这里的“直觉”，是一个艺术上的概念。类似于在电影《美丽心灵》中，经济学家纳什的女友问他：“宇宙有多大？”纳什回答：“无限大。”女友又问：“你能证明吗？”纳什答：“不能，我只是相信。”女友说：“爱也是这样。” 不能证明，只能相信。直觉引领着毕飞宇抵达了逻辑无法抵达的地方，虚构引领着毕飞宇——也引领着我们——抵达了现实无法抵达的地方。《小说课》照亮了文学经典里那些幽暗的角落，也照亮了虚构与直觉，带着我们完成一次对理性思维与现实世界的突围。 《小说课》：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