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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讨的是，作者为什么尽量摒弃虚构，追求仿真式的描摹，好像认为，生活比戏剧更有戏剧性。这种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写法，其实已兴盛好几年了，贾平凹就是运用得很好的一个。贾平凹曾说：“在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的当下，作家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留给历史。”这似乎是一种清醒的表述，但也像是一种无奈的辩解。在审美上，很有代表性。这不禁使我想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说的：“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秘书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忘记的历史，即风俗史。”《佯狂》走的也是“风俗史”的路子。我们该怎样评价它们，无疑是个新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对创作者来说，“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此处没有用常用的“深入生活”，而用了“阅读生活”，可谓直抵当前创作的关键之点。深入生活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在今天，作家也许首先要面临一个“阅读生活的能力”问题，因为当此大转型时代，虽少有狂风暴雨，但日常生活却是瞬息万变，难以把握的。于是作家能力的高低，能写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作家对时代生活读懂读透到什么程度，继而看你深入到什么程度。落实到创作上，就是审美的力量，“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