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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讲完后，他从桌上的小纸盒里抓起一张索书单放在我面前，说：“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写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写好之后，他并不多看一眼就将纸条夹入诗集中，说了一声“我会联系你”，便大步向着门外走去。 我又等了一个多星期。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傍晚，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按下接听键，听筒那边传来借书人低沉的嗓音。 “今晚有一个聚会，我们想邀请你参加。” “今晚？”我下意识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密不透风的雪片，“我们？” 他说出一个地址和时间，又说了一句“希望你能来”，就把电话挂掉了。 最后那句话对我似乎有着难以言喻的魔力——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别人对我说“希望”这个词了。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撑伞走出图书馆大门。 雪下得纷纷扬扬密不透风，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也没有几辆车。这座小镇里没有地铁，交通依旧维持着几十年前的格局。我踩着齐踝深的积雪，步行走到附近的公交车站。车来了，上面乘客很少。我坐了七八站地，又下车走了一段路，来到借书人告诉我的地址，是一间看上去有年头的酒吧。 我推开厚重的木门，掀开棉布门帘，暖烘烘的空气迎面扑来，有一股似曾相识的气味。我看见酒吧里已经坐了大约十几个人，像开会一样围成松散的圆圈。圈子中央竟然有一只古老的蜂窝煤炉子，上面架着铝制水壶，正咝咝地冒出白汽。 借书人拎起水壶，泡了一杯热茶递给我，我惊奇地注意到他冷冰冰的脸上居然有一丝笑意。他把我一一介绍给其他人，我很快看出坐在这里的人大多和我一样不善交际，但每个人的眼神都是真诚友好的，仿佛已经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这让我变得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了。 我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借书人（他显然是今晚聚会的主持人）站起来，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各位晚上好，欢迎新朋友的加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看见大家冒着风雪而来我很高兴。” 人们安静下来，手捧热茶静静地听他说话。 “今晚我们相聚在一起，是为了悼念一位诗人。”他说道，“二十年前，正是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里，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晚坐在这里的，都是她的读者。我们深爱她的作品，却对她的生平经历所知甚少。据说她性格内向，深居简出，几乎不用电脑不上网，也少有照片和影像资料留下。她的诗在生前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只零星发表于几个小众文学刊物，偶尔有刊物的编辑向她索要照片或者约做访谈，大多没有得到回音。” “这其中，只有一位编辑因为喜欢她的诗歌，多年来一直坚持与她通信。她们在手写的信件中谈论诗歌与生活，谈论清贫与卑微，谈论时代给予每个人的恐惧和希望。这是一段质朴的友谊，只靠书信中的三言两语维系。终其一生她们都没有真正见过面。” “诗人离世之前，将自己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手稿一起寄给编辑。编辑读完这些诗后，决定编一本诗集以悼念亡友。然而她深深知道，为了宣传诗集，必须将诗人的生平包装成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必须放大她的神秘和孤僻，挖掘她的家庭关系和教育背景，她贫苦而饥饿的生活，她隐秘的情感经历，她悲惨的死亡现场。必须让所有读诗或不读诗的人都能够为英年早逝的女诗人掬一把同情泪，让他们一同诅咒这个冷漠浮华的时代对一位天才的戕害，让他们在她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唯有这样，诗集才能卖出去，才能大红大紫，流芳百世。” “但这恰恰是诗人所不喜欢的。” “最终编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悼念诗人。她自费编印诗集，寄给她认识的朋友，那些有可能会愿意读这些诗的人，那些穷作家、翻译家、教师、编辑、青年学生、图书管理员。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人想要更多诗集转送他人，她愿意免费邮寄。但与此同时，关于诗人的生平，她所知甚少，也无可奉告。” “年复一年，喜爱这些诗的读者渐渐自发形成了类似我们这样的俱乐部。我们阅读并传播她的作品，从一个人的书架到另一个人的书架，从一座图书馆到另一座图书馆。但我们不去博取徒有其表的关注，不编造催人泪下的故事，不制造流行的幻象。我们只希望读者通过诗歌理解和欣赏她，而不去兜售添油加醋的评论、传记、照片和访谈。我们甚至以消灭那样的东西为己任——如果有人在哪里看到与她有关的文字或影像记录，我们就想方设法偷偷将其抹去。网络上的信息可以删除，数据库可以小心地篡改，胶片和磁带可以剪掉再粘好，印在纸上的内容可以裁下来销毁。” “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所作所为。相比起制造新闻，减少关注的工作进行得悄无声息。但完全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总会有好奇的人刨根问底，希望挖掘诗歌背后的故事，像透过谜面去猜谜底。对此，我们无权阻拦，只想说出我们的看法：对于那些所谓的秘密，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我们看来，诗歌本身已说出一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