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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用电影、诗、摄影构成的浩瀚宇宙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艺术报 杜宜浩 参加讨论


    
    阿巴斯电影作品《樱桃的滋味》 《生生长流》 《随风而逝》海报
    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电影中最突出的视觉形象便是蜿蜒的山路,电影中的主人公总是行在路上,这条路可能是归家之路,可能是朝圣之路,可能是求生之路,也可能是抵达死亡之路。阿巴斯在这条路上已经行走了一生,直到7月5日他突然转身离我们而去。他的离开不仅让世界影坛失去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在探寻电影艺术的道路上,我们更失去了一个路标。阿巴斯的离去让我们不禁发问,在今后的日子里,伊朗电影何去何从?当代电影何去何从?
    在寂静的最深处,有生活质朴却本真的光辉
    阿巴斯在国际影坛是独特而闪耀的存在。1987年,他拍出《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并且把伊朗电影带到国际视野之中。1997年他凭借《樱桃的滋味》摘得第5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奠定了其电影大师的地位。世界影坛对阿巴斯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戈达尔曾评价: “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 ”黑泽明则说: “萨蒂亚吉特·雷伊去世后的空白,终于被阿巴斯所填补。 ”
    对阿巴斯电影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为伊朗青少年智力发展中心(简称Kanun)拍片的经历。伊朗青少年智力发展中心是在伊朗王后的建议下创建的教育机构,主要吸引艺术家和教育学家参与教学。1969年阿巴斯参与创立了Kanun电影部,对于伊朗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达鲁希·梅赫朱依、贾法·帕纳西等在内的伊朗电影导演都在Kanun进行过
    电影创作。阿巴斯的早期创作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中《面包与小巷》 《课间休息》 《过客》等影片,确立了以孩子作为关注的焦点,通过明暗光影与影像节奏的精准把握,将孩子的经历诗意地编织成生活寓言。持续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阿巴斯都主动将孩子作为表现对象,深刻影响了伊朗电影的整体样式。而另一类作品则是出于教学目的制作的一系列纪录片,包括《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法》《有序与无序》等,这些影片是阿巴斯纪录式影像风格的发端,促使纪录片成为阿巴斯所钟爱的电影样式,继而催生出《特写》这种处于剧情与纪实边界的杰作。
    如同阿巴斯拒绝对自己的电影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进行简单的分类一样,阿巴斯的电影、诗、摄影构成了一个浩瀚而相互渗透的宇宙。诗人西川曾撰文评价阿巴斯的诗:“阿巴斯的短诗,如一幕幕遗落在时光里的蒙太奇碎片,在寂静的最深处,有生活质朴却本真的光辉。他的摄影作品,呈现他‘想以某种方式让那些热情或者痛苦的时刻变成永恒’ 。阿巴斯的诗作和照片,能够使我们安静聆听、用心观看、领悟日常世界的诗意本质。 ”阿巴斯只写短诗,常年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写下自己的感悟。阿巴斯依赖这些短诗进行记忆,他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往往来自于记忆中的一个画面,而这些记忆中的画面既对应着诗歌所记录下的情境,也对应着阿巴斯摄影作品中单幅的画面。
    在往复之中传达意旨,参悟生死
    诗作和照片中的诗意也一以贯之地呈现在阿巴斯的电影作品中。阿巴斯电影中的“路”作为一种特殊的场景和意象贯穿其电影创作的始终,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始终处在路途之中,在往复之中传达意旨,参悟生死。“来”“去”构成的往复在阿巴斯的诗歌中有很清晰的显现。“飞起再落下/落下又飞走/蚂蚱的方向/只有它自己知道” ,在这首诗中,阿巴斯把“飞起”“落下”的往复运动看做个体对意义的寻找。就“来”与“去”而言,在阿巴斯的电影体系中, 《面包与小巷》 《课间休息》都是描写孩子回家的过程,而《过客》则是表现“去”的历程,指称寻找之旅。在早期的作品中,往复的特征虽然还未成形,但已有显现。阿巴斯随后的“蜿蜒三部曲”则完整建构了电影中往复运动的主旨意涵。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主人公艾哈迈德对朋友家门的寻找在往复之间变成了一种徒劳。 《生生长流》中,导演的往复之旅源于对于小男孩演员的寻找,影片开放式的结尾,为找寻创造了一种期许。 《橄榄树下的情人》对阿巴斯本人以及“三部曲”结构的完整来说都昭示着往复的重要意义,阿巴斯再回现场的创作冲动与影片中人物的往复运动形成了一种践行与互文关系,是电影中往复主旨的升华。
    在阿巴斯的电影中,主体的往复运动中的“来”“去”被赋予了更深的意涵。阿巴斯将“来”“去”放在生命的范畴进行讨论, “来” “去”的路途对应着“生”“死”的考量。作为诗人的阿巴斯,在伊朗遭遇地震后创作了诗句:“地震/连蚂蚁的谷仓/都毁于一旦” 。这次地震可以看做是阿巴斯电影创作的一次转向,他在“往复的路程”之中又勘探到了生、死的意蕴。阿巴斯曾坦言,自己关于生死的哲学来自于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过生与死的矛盾。也是在那个时刻,我感到自己很好地抓住了欧玛尔·海亚姆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的灵魂。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要想懂得生命,必须接近死亡,亲眼目睹死亡。在地震现场,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去那里不是为了观看死亡,而是为了发现生命。 ”在《生生长流》中,导演去往地震灾区,回到拍摄场地的动机是要确认小男孩是否活着。在这段路途中,阿巴斯通过不断地见证死亡来表现生命的乐观与顽强,生在死的对面而立,显现出闪耀的光芒。而另一部使阿巴斯荣誉加身的影片《樱桃的滋味》中,主人公往复的路途便是寻找死亡的路程,在这部电影里,阿巴斯选择了士兵、教士、标本制作员等颇具象征意味的人物,以他们的生来映衬主人公走向死亡的企图。
    阿巴斯的电影中依赖道路沟通“来”与“去” ,关联生或死,他同样倚重的还有行驶在道路上的交通工具,在电影中,他创造了“汽车中的人”这样一种独特的结构。之所以戈达尔说“电影止于阿巴斯” ,不仅因为阿巴斯通过电影到达了前人未曾到达的视阈,更是因为阿巴斯通过独特的影像刷新了人们对于电影语言的认知。电影中的“车”的确不是阿巴斯的发明,但阿巴斯赋予这种交通工具新的视觉样式,在阿巴斯的电影中,汽车是一个小家,是一个私密的住所,还是一个风景不停变换的窗户。无论是《生生长流》 《樱桃的滋味》 《随风而逝》还是《特写》 ,阿巴斯通过移动中的车辆甩开了固定场景的桎梏,让车辆成为人们交流的场所,人们寻求的路径以及人们观看的窗口。
    阿巴斯后期的电影创作开始走出漫漫黄土的伊朗高原,在全世界寻求新的探索,拍摄了《原样复制》 《如沐爱河》等以异域为背景的影片。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阿巴斯电影道路的最后一站选择了中国,在杭州取景的《杭州之恋》原本宣布在今年5月正式开机,这是阿巴斯离中国最近的一次。或许阿巴斯早已通过电影中来去往复的道路参透了生死,只愿他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再无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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