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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三难”，也是三个标准。 作为阅读者，我比较挑译者的文笔。当我阅读译作时，如果有几种译本供选择，我会选比较适合自己阅读习惯的译本。这习惯，也许于另一个读者是不习惯的。比如《百年孤独》数种不同的译本，虽说译本提供的作品基本信息与面目大致相当，一些微小的区别，句式的安排不同，译文出来的感觉却相去甚远。以至于，在阅读这部经典时，我经历了几次读不下去的阅读挑战，直至遇到我喜好的译本，才一口气读下去。 有一种声音，说中国作家之所以走向世界难，是因为中国作家大多不懂外语，不能阅读原文。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能精通多门语言自然好， 但没有证据显示《红楼梦》的作者精通哪门外语，司马迁、李白、杜甫会多种语言。因此，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没有哪个作家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在他的阅读中，必然要借助翻译。其三，术业有专攻，就算这个作家通晓多门语言，其精通程度，和专门从事某一门语言研究的译者而言，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的读原著，事实上也是一个翻译过程，其精彩与准确度，很难说能超过专业的译者，谬误更多是难免的。与其读原著读得谬误百出，自然不如读译本。当然，精通多门语言的一个好处，是能读到尚未有译本的作品，这个益处，也不容置疑。 说到翻译的边界与权利，我自然觉得首先是信，翻译的第一要素是准确，忠实于原著。可以做一些减法，只要这减法，是有利于另一语言读者的阅读与审美。这是译者应有的权利。但加法，在我看来是不能容忍的。若做加法，则无益于译者的再创作。这应该是译者的边界。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有过少许与译者交流的经验。一次是我的作品《国家订单》译成俄语，我与译者在彼得堡大学有过交流。译者的中文很好， 但她提到了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困难，比如，我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名字， 只有“小老板”这样一个称呼，译者无法在俄语中找到与“小老板”相对应的词，她只能译成“小工商业主”，这样一来，就会显得很怪异。在我的小说语境中，“小老板”这个词，在“小工商业主”的身份界定之外，还有着特殊的意味，可以看作是一个昵称。译者找不到合适的译法，只能译成“小工商业主”，我不知道，俄语读者在读到时，是否会觉得生硬和怪异。于是我就想到，我们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经常会读到一些怪异的句式和写法，应该也是翻译所造成的。问题是，时至今日，我们一些写作者，把这种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当成特色加以模仿，造成了所谓的翻译腔写作，使得我们的中文失去了许多颜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