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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柯不惜篇幅介绍萨吾尔登的渊源和流脉，将之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小说渲染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内地和边疆文化、农耕和游牧文化、城市和乡村文化交织在其中，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文学检阅，同时更构成了人的坐标系，呈现了人面对传统与现代对立时的内心焦虑和身份迷失。民族、家园、故乡是红柯看重的文化元素，它们深深地烙在人物心灵深处，成为作者和人物自身的精神原乡，也成为作者深层的叙事追求。正是因为这些文化元素的融入，《少女萨吾尔登》富有宏阔远景和精到细节，关于事件和人物的叙事在厚重的文化场域中进行，小说因此深宏博大。 陕西作家大多志存高远，抱有融合古今、递连城乡的文学志向。路遥创造了通过个人奋斗从土地走向城市的青年高加林和孙少平，他们凝聚着城市现代性进程中一代代青年的身影。30多年后的周健似乎就是这个时代的孙少平，他上高中时才到县城，他的农村生活经历承载着乡土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内质。从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在叔叔和婶婶的帮助下留在城里，虽然只是个修理工，但毕竟成了城里人。然而他的人生态度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一直是传统式的，他始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他眷恋故乡，更加眷恋农耕文明下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关系。张海燕与周健虽然是同学，但她却有不同的生活道路：她的父母是县城干部，从小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束缚，因此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她因周健而改变，渐渐接受周健的乡党，与周健的家族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善良和忠贞的化身。张海燕带着城市人的精明和见识，为周健的家人和高寿的八婆准备礼物，在周健受伤后提醒他防止被公司利用以免失去自我的生活，这都是农村人所不具备的机敏和智慧。周健和张海燕的相爱以及最终在城市结合，或许可以看作是城市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改造和调和，更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可能。 《少女萨吾尔登》可算作一部“女人书”。金花、张海燕、田晓蕾以及苏炜的妻子，基本上居于家庭生活的主导地位，用她们美好的品性为丈夫提供着大地般坚实厚重的基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丈夫的人生轨迹。在小说中，耄耋之年的八婆是整个关中文化的象征，金花的千里奔走毫无疑问扭转了周志杰的命运，张海燕的机敏痴情支撑起周健的世界……女性的善良与温厚默默引导着男性的成长。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作家内心隐秘的温软，他对两性婚姻的理想，对传统家庭生活的期许。而正是作者对女性的赞美，使故事中的伦理架构成为和谐生活的典范：这是一部没有仇恨的作品，所有人物彼此之间靠着情感力量和豁达心胸结合在一起，即便是那些曾经互相伤害过的人们，也未曾将仇恨带入生活中。周志杰和田晓蕾曾经是夫妻，田晓蕾可谓抛夫弃女地嫁给了大学教授王长安，然而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反目成仇、互相敌视，而是保持了和谐的友好关系。区别于消费型文本的乖张而阴郁的情节，红柯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充满温情，散发着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温度，彼此之间传达出通心的活络。同样是写爱情、亲情和友情，为什么此处的功效仅见？显然，这样的伦理关系不是虚张或漂浮的，它们是传统伦理道德在其中的水到渠成，一遍遍被提及的《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弟子规》等教科书所倡导的传统人情日用之法才是根源。 面对纷繁驳杂的时代生活，作家需要寻找进入其中的路径，华夏数千年文明的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于中国的民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将其融会贯通于小说世界中是作家的困顿。说到底，《少女萨吾尔登》是一个常见的工伤事故引发的故事，但作者如此精心，将人物置入文化的背景中，小说因此成为一个丰满多义、张力十足的综合性文本，为阅读和理解提供着多种可能的向度。正如红柯在小说中所说：“现实生活中的家园故乡都是过眼烟云，人的精神故乡精神家园才是永恒的有意义的。”礼仪之邦的中国，一切优良传统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如若能在小说中鲜活地呈现，那么必将给我们以长久有益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