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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战争，并没有血雨腥风，只有眼神的交流、档案卡甚至带有童话色彩的人物印象，但实际上莉迪举重若轻，写出了战争中扭曲的人性给孩子造成的创伤以及战争罪犯的“平庸之恶”。 作为心理治疗师，莉迪在作品中常以心理医生的口吻描写人物，玄妙诡秘。因为经历的苦难，恐怖回忆与罗斯夫人如影随形，她同时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以至路易斯安娜不得不承认，母女二人成为了患者和医生的关系：“我极其玄奥地说，这是因为苦难有一个奇特的效应，它可以破坏时间概念……她超越时间的精神总是不断地往返于今日和1943年之间……这种病症导致她产生持续的荒诞错觉。”“母亲声称她的哀伤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全人类，为了每天都要回忆起散发着死亡气味的往事的全人类……”在莉迪看来，作家也是背负历史苦难的人，同样要在过去和现在不断穿行，呵护人性，唤醒当代人。 《幽灵伴侣》中，莉迪采用小说中人物讲述历史的方式，使历史不再只是故纸堆里尘封的文字，而变成目击证人的证词，掷地有声。“我死时要把我哥哥身首破碎死在韦尔内克铁道上的情景带进我的坟墓……1943年3月13日，亲爱的孩子啊，世界的根基坍塌了，怜悯的德行死亡了不再复生。”母亲向女儿朗读她的记录：“我向你讲授真正的历史，这是因为不久以后我就要死了，最后的幸存者的口舌将要塞满泥土，那么将来又有什么人能够把将要结束的一个世纪的历代志讲述给你呢……一切凄惨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黄泉之下向我们呼唤。” 罗斯太太认为自己承担着揭示历史本来面目的神圣使命，“历史在悲痛的时刻选中了我，我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渺小的使者，但是我义无返顾”：揭示冠冕堂皇的话语中掩饰的丑恶行径，揭示鲜花覆盖的坟墓下隐藏的罪恶，揭示以神圣名义装饰起来独裁者的荒淫，揭示以崇高情感为借口的邪恶勾当。 莉迪的作品好比带刺的玫瑰，看似尖酸刻薄，却散发出哲理的芬芳。小说中，达尔南招募了一群可怜的魔鬼：默不作声的皮条客、心安理得的二流子，吸毒成瘾的坏头头，等等。“这些人入选必须符合两项严格的标准：像猎人一样杀戮又要像狗一样顺从，这是两项高级哺乳动物很难集于一身的特性。”作者有时会借助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的迷惘：“揭开这遮住恶瘴的盖子有什么好处呢？”作者认为，在罪恶里比高低，在不幸上再加不幸没有意义，对待历史需要直面血淋淋的事实，但不要因此悲观厌世。 小说中采用多线叙事，似意识流般曲折迂回。在多人对话场景中，有的人物只有动作却没有太多的语言回应。这种叙事手法秉承了法国新小说派的遗风：不必遵守时间顺序和囿于空间局限，而是重建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过去、现在、将来可以同时存在，现实、幻觉、想象、记忆和梦境能够交错重叠。而且，人物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不过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无论是针对母亲的指控，还是应对女儿的解释，执行官都“一字不答”。他似乎并不理解母女二人艰难的处境，“面无表情，像一尊塑像一样无动于衷”。他态度矜持，抬起一双无神的小眼睛看人，用冷漠无情单调而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这种态度恰恰影射了世人麻木的心态，执行官其实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他对人类曾经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只对家中物品感兴趣，正反映了世人对金钱的崇拜和对历史的漠然。“世人崇拜金钱。金钱腐蚀了正义，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正当浑浑噩噩的人们百无聊赖，热衷于自我麻醉和自相残杀时，世界就正在走向灭亡。” 在小说结尾，罗斯太太向女儿灌输了“幽灵理论”：世上有幽灵，它们到处游荡，混杂在活人中间，没有人能够发觉，它们所到之处就有血腥的杀戮。它们是谁，来自哪里？“幽灵就是那些被杀死的冤魂，他们复活了，正注视着我们这些活人。那些不可饶恕的罪恶又产生了新的罪恶。过去的罪恶无限地传染给现在，一种邪恶的力量压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不能忘记。” 《幽灵伴侣》不愧为法国权威文学刊物《读书》评出的当年最佳小说，它摆脱了传统现实小说或历史小说浓缩现实或历史的俗套，发扬了新小说的优势：对历史事实做了部分截取，情节淡化，人物白描，但这丝毫不影响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魅力的表现。正如新小说派的领军者阿兰·罗伯-格里耶所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