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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大在下乡动员缴纳股金的时候，发现了社区内一些村庄较多儿童因为没有医生救治而死亡的事件，遇到了农民提出来能不能办医药合作社的新需求，从中找到发展合作社的新道路。小说生动呈现高干大听到农民马老汉提出办医药合作社的高兴神情，“高生亮这时候显得又活泼又年轻，原来硬像铁丝一样的两撇胡须也发软了，嘴跟下巴也没平时那么歪了。左脸上，1935年打仗留下的那个大伤疤红起来了”，用铜钟的嗓音高喊“完全同意”。这让清风崖杨村长感觉高生亮不像个合作社主任的身份，倒像一个老百姓；高生亮那样大的声音说话，让他望望窑顶，看那嗓子是不是震落了尘土。 医药合作社，这是一个乡土中国互助合作道路探索中的新问题。自然，这引起了新的纷争。阻力首先来自合作社内部的任常有。在任常有看来，“咱们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生意。咱们这合作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们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上级叫咱们怎么办，咱就得办。……上级派咱们来，把咱们当作干部，给咱们饭吃， 给咱们津贴，还给咱们家里代耕……咱们在这里干一天，就得服从上级的领导。”任常有奉行的是“上级主义”，所以在他看来，高干大的行为是“违反合作社的原则”，“违反上级的领导”，“简直就是个反革命”。但是，高干大没有简单屈从，而是继续到农村了解情况。西沟的王银发家里娃娃也病死了，提出了入股1000元办医药合作社的想法。这极大鼓励了高干大办农民需求的合作社的新道路想法。 高干大决定到区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区委书记赵士杰和区长程浩明对这新生事物也持怀疑态度。当高干大提出自己的想法来自农民的切身情感需求的时候，区长认为不能当老百姓的尾巴，这是尾巴主义，不能老百姓喜欢什么就办什么。对此，高干大认为：“老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哪里来个范围？……做群众的尾巴总赶做群众的仇人强些。现在的合作社已经是群众的仇人了！”区委书记让高干大再多找些群众谈谈，再找任常有商量商量。这次碰了壁，高干大没有灰心，而是思考，为什么农民都支持的事，合作社主任和区政府都反对呢，该怎么办呢？“应该像《联共党史》所说的那个英雄”，“应该向他那个样子——联系群众。众人的意见一多了，他们总会把那个老办法改变一下子的”。高干大决定学习区委书记给他在《联共党史》中讲过的希腊神话英雄安泰的故事，从大地中汲取力量，从群众中获得支持力量。在入伍欢送大会上，高干大讲了医药合作社的事情，当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行动上的支持。尽管，高干大惊诧地看到主席台上的区领导并没有像他一样激动，而是“像两尊石头雕下的佛爷一样坐在凳子上”。这样，高干大对医药合作社的未来和自己今天的行为忐忑忧虑不已。 但是，医药合作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无论是对合作社内部而言，还是对社区农民而言。然而，对于如何解决，区委书记赵士杰和区长也发生了分歧。赵士杰认为，陕甘宁边区办合作社从1936年开始，到现在不到5年，知识和经验都不足。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服务得最好”。从理论上看，任常有是对的，符合政策的。但从实践看，办得不够好。从实际看，高生亮也很有道理。因此，赵士杰提出意见是两家都办，办一年后，看实验结果如何。阻挡新型合作社的内外力量都去掉了，高干大带领张四海、王银发等人开始了社会主义互助合作新道路的探索。 高干大的新道路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附近的老头老太太纷纷把钱从地窖中挖出来，入股新的医药合作社。小说对王德贵和刘老婆婆存钱入股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其心理描写一波三折，写出了农民内心复杂的弯弯绕绕。高干大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咱们，1935年，住在梢林里，打仗的时候，咱们是知道群众的力量的！往后呢，太平了，也就忘了。那时候，群众不同意，咱们就活不成！为什么现在就忘了呢？你看咱们这合作社，群众一赞成就办起来了。也不用你催，也不用你问，什么都送上门来！”从乡土中国彻底解放、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来说，欧阳山在《高干大》中通过主人公高干大所传递的历史反思是极为深刻的，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是有着深刻的新世纪乡土中国背景的。新世纪15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重新倡导群众路线，可见欧阳山《高干大》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与深刻！从这个意义出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革命尚未完全胜利的时候，欧阳山就看出某些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从群众实际出发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危害来，这无疑是极为深刻而超前的，是远见卓识，也是非常富有勇气的。 高干大为农民着想、从农民实际出发的行为启发了区委书记赵士杰。赵士杰在跟区长谈话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你听上面的太多了！听下面的太少了！自己的脑筋，那是运用的更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真是很可惜的事。咱们固然要向上级负责，我想，咱们同时也要向老百姓负责的！”眼光是向上，还是向下；奉行上级主义，还是从实际出发，这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是党的领导干部体制和工作作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高干大》对领导干部人物形象和落后分子形象塑造中，反思“革命成功之后”的干群关系问题，为后来的“中间人物论”审美理念开启了先河。 高干大的互助合作新道路探索溢出了原有的设计思路和工作计划，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事业、为农民大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不仅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也带动了政治政策、路线方针的变革。这也触动了一些落后分子的利益，如郝四儿等神汉们的利益。《高干大》小说的后半部分，叙述了高干大与落后分子的斗争。高干大原来的封建迷信思想也在斗争中逐渐祛除了，在最后与郝四儿的殊死搏斗中，成为一名完全的共产党员了。至此，《高干大》完成了对高干大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高干大》，是一部早期的红色文学经典，具有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精神血脉，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高干大》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高干大勇敢、热情、坚强、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有一颗为农民大众服务的火热的心灵和探索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美。可贵的是，欧阳山没有一味地溢美，而是写出了高干大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局限和缺点，让英雄有出处，食人间烟火。而事实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泪、激动、歉疚、伤心、迷茫，让高干大这一英雄形象更加可爱、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审美艺术魅力。 但事实上，直至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延安第一部长篇小说《高干大》在文学史地位、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与研究是很不够的。正如田海蓝所言，“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 自43年前在延安问世以来， 以它不朽的生命力经受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考验，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迸发出新的青春活力。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在思想上有深度，在艺术上有创新的优秀作品，文艺批评界却一直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公正的评价。现在， 是到了应该认真回顾与思索，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