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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个人名利地位这个问题上，历来存有“让”与“争”两种态度。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后人“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谓恬静寡欲，志向远大，做到不图名、不争利、不贪享受，实现宏伟远大的抱负。明代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多次有人拉他“出仕当官”，但他不为仕途利禄所动，全身心探求学问，考察地理，三十年如一日，不畏艰险，历经风雨，终于写出了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而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宗时，一些官员争名夺利、极尽奢侈，当一向以“贞廉俭朴”著称的杨绾升任宰相后，许多贪官污吏纷纷掩饰自己的劣迹：御史中丞崔宽马上把自家号称“当时第一”的豪华别墅拆了，中书令郭子仪立时将“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速将平日出行用的一百余骑“惟留十骑而已”……昔日争名夺利者心中有愧、唯恐被查的丑态暴露无遗。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正确对待名利地位的典范。著名军事将领许光达，战争年代屡建奇功，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得知中央军委准备授予他大将军衔，夜不能寐，接连三次向军委领导提交“降衔申请”，要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近读郑维山将军传记《快马加鞭未下鞍》，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1954年秋季，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郑维山，突然被召回北京，彭德怀找郑维山谈话说：“军委已决定杨成武同志调任军委防空兵司令员，拟由你接任华北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考虑了一下，诚恳地说：“彭总，如果非要我回军区，我就当副司令员，司令员由朱良才副政委兼比较好。我一定配合好他的工作。”当时彭老总让他再认真考虑一下，后在几次谈话中，郑维山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如实向军委转达了郑维山本人的意见，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任命郑维山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 这样“让衔”“让官”的典型事例，是我党我军上世纪五十年代良好风气的一个缩影，翻阅那个历史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档案，有着能上能下经历的党员干部为数众多，当时这种现象很普遍、很自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地方和单位，这种“让”风鲜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能上不能下， “争”风日盛。干部中说自己行、什么岗位都能干、什么担子都能挑的人好找，说自己不行、某个岗位难胜任、某个担子不能挑的人罕见。一个位置空出来甚至将要空出来，早就有人掐着指头算计了，瞪大眼睛盯上了，明里暗里毛遂自荐者众多，“争”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不能否认，到头来一些单位会跑、会要、会争的人占了便宜，尝到了甜头，而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可能吃了亏。近年来翻船落马的干部中，不少人都是走的“行贿争官—当官敛财—贪腐丢官”的路子。此种“争”风腐蚀了党的肌体，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不可不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