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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高大泉这样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然有别于西方“史诗”作品中不乏缺点、放纵情欲的英雄人物，倒是和中国古代历史和英雄传奇小说中人物的扁平化和完美化特征多有契合，不乏“史传”笔墨。高大泉的“禁欲”和“无情”，符合中国古典小说多摹英雄气概而略叙儿女情长的传统，“新人”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为与古代英雄为“忠义”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情形殊途同归。萧长春为了麦收而强忍失去儿子的悲痛情形，不禁让人想起《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弃儿救孤”，悲怆之感顿生。高大泉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的情节，使人眼前浮现出《说唐》中李元霸手举石狮子的场景，英武之姿尽显。这种用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笔墨多从史书和传说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色彩，虽然不一定经得住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这两个“场面”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好的说明，尽管我们后来习惯将之看做是极左创作方法制造出来的反面教材。在很大程度上说，高大泉等“新人”形象的塑造可视为古代英雄的现代重现和再造，它们内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而外秉古代英雄的雄姿，闪耀着理想性的光辉。有意思的是，“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形象的塑造完成于对“新人”形象知之不深而对传统英雄熟稔的“土”作家浩然之手，而不是那些提倡“新人”形象的前辈文学家之手，这种情况颇让人深思。 概而言之，浩然的《金光大道》一方面在现代意识上既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和他的《艳阳天》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在传统叙事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息息相通，呈现出一种“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对西方“史诗”与中国“史传”的有机结合也不乏有益的探索，也可谓“奇妙的混合体”。无独有偶，姚雪垠的《李自成》则与之遥相呼应，同样呈现出“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固然一个指向当时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个指向300多年前的明末历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文学有一时代文学之精神理念和美学风尚。时过境迁，我们可以不喜欢那个时代的文学，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对于《金光大道》，否定它或肯定它，否定中肯定或肯定中否定，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追问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所谓的“不真实”为什么当时的人认为是“真实”的，它怎么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情感结构。正像李杨所说：我们的文学研究，要把信仰的问题转化为知识的问题。《金光大道》在今天不管是负债，还是遗产，我们都必须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它。解决浩然的尴尬文学史地位，应从重视研究四卷本的《金光大道》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