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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金光大道》的“史诗”追求，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在“高大全”人物的塑造上。尽管说“路线斗争”理论和“三突出”创作方法使浩然的创作走向“歧途”，但也在不经意中成就了《金光大道》的某些“史诗”特质。《金光大道》里，高大泉带领芳草地人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开辟新天地和新生活，大有摩西出埃及的意味，被认为具有“创世纪”神话的色彩。从旧中国旧社会到新中国新社会，广大劳苦大众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中一变为掌握自身命运的主人，这个历经磨难的过程无疑也与西方神话史诗中的英雄经历颇多契合之处。所不同的是，以往那种神话式英雄和帝王将相式的英雄，逐渐被新时代的高大泉式平民英雄所取代，所谓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高大泉走在“金光大道”上和高大泉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的情节，加之他的“全知全能”和“禁欲”形象，这些后来也成为高大泉是“神”而不是“人”的罪证。我们虽然否定“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但我们却无法割断“神话”因素与“史诗”天生具有某些隐秘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金光大道》是一部具有“史诗”追求意识的作品，呈现出“史诗”性作品的某些特质，但这并不是说它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其实，它的“史诗”追求也有别于西方的“史诗”追求。正像董之林所说：“虽然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常有文章把某些长篇小说喻为‘史诗’，但其含义已经偏重以小说的形式为历史作传，实际秉承了史记的传统，而非西方古典传统中充满幻想和征服色彩的‘史诗’。”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浩然从主观意识上开始了自觉地以“小说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的“史诗”追求。只不过他的“史诗”追求更多地是在运用深受“史传”传统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地方戏曲和民间故事，尤其是《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和创作技巧中实现的，《金光大道》在“现代抒情和传统叙事”中呈现出一种“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 《金光大道》中这种“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的交错，可以从其“引子”和“回目”中直观地看出，而各“回目”章节之间的内在关系，更凸显了“史传”笔法。 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两者之间最直观的变化首先是《金光大道》有“引子”。这与《艳阳天》从“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续上”写起的那种新文学传统的横截面写法显然有别。《金光大道》的“引子”，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楔子”。“引子”虽小，但它在凸显创作意图和布局结构上统摄全篇的作用，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楔子”契合。它也让人想起柳青《创业史》的“题叙”，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也相当清晰。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题叙”侧重反映中国贫苦农民在旧社会的“创业史”，而“引子”则更关注中国贫苦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史”。李云雷认为：“在《金光大道》中，这些贫苦农民似乎连‘创业’的想法和可能性都没有，他们只是辗转在社会的压迫、剥削和自然灾害之中，流离失所，忍受着无尽的苦难。”《金光大道》中，“引文”和“正文”把旧社会中国贫苦农民的“苦难史”和新社会中国贫苦农民的“创世史”截然两分，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引子”为“正文”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变革依据，“引子”中小说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冲突又为“正文”中的情节的展开做好了铺垫。《创业史》中，旧中国旧社会的个体农民发家创业一次次归于失败，但在《金光大道》中，旧中国旧社会的广大劳苦大众只有苦难，何曾有过创业？这是《金光大道》中“引子”比“题叙”比《创业史》在事件和人物在历史本质化方面更进一步的地方，这也是《金光大道》比《艳阳天》更有历史纵深感的地方，所谓”诉说革命家史”。《艳阳天》虽然皇皇三大卷，长达120万余言，结构布局宏大，人物形象众多，颇具“史诗”体制和规模，但是《艳阳天》时间跨度较短，横截面式的写法未能达到全面地揭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律，以至它还称不上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作品。正因为“引文”的加入，《金光大道》的“史诗”意识较之《艳阳天》显得更加自觉。 如果说“引子”的增设使《金光大道》较之《艳阳天》更具“史诗”意识，那么“回目”的添加则使《金光大道》较之《艳阳天》更凸显“史传”笔法。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金光大道》中每章“回目”的添加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金光大道》每章都有“回目”，这是《艳阳天》中所没有的，它倒是与浩然创作《艳阳天》以前常带“回目”的短篇小说颇多有相似之处。《金光大道》中每章带有“回目”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新变，以前的张恨水和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多有运用，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亦是如此，而张恨水、赵树理和孔厥、袁静恰恰是浩然较早接受且颇为喜欢、并深受影响的作家。固然《金光大道》中每章“回目”与用两句对偶文字标目的传统章回体小说有别，但是它在每一回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段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承接前文开启下文等方面与传统章回体小说并无二致，这也比较符合社会大众传统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那种“旗开得胜”、“又一个胜仗”、“又登上一个台阶”和“最后胜利”的“呼应式”回目，分则各成段落，中间间隔洋洋洒洒数十回；合则混为一体，气流灌注一卷中；其中故事套故事，前后勾连，以至无穷。这显然与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合拢来，可长至无穷”的情形血脉相通。区别在于，它同时又是“有布局”的，且能够构成“总体结构”的小说，这是西方现代“史诗”观念和中国“史传”传统共同孕育的结果。那种“一抢一拉”、“一喜一忧”和“一惊一乍”的“类同式”回目，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彼此又相映成趣，颇富轻喜剧色彩。那种“决战刚开始”、“他慌了”、“查线索”、“布置任务”、“戏台上下”、“最后挣扎”、“追踪扑影”和“天罗地网”的“连续式”回目，既营造了一种紧张激烈的气氛，又不乏疏密错落之致。那种“夜宿松柏坡”、“风雨龙虎梁”和“朝霞在燃烧”的“贯注式”回目在浓墨重彩之间集中地刻画了高大泉的英雄形象，颇有《水浒传》中有关武松几回书的影子。《金光大道》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审美情趣随处可见。其中尤以伏线、对比、以小见大、隐喻和象征等手法为精彩，深得“史传”笔法之妙。当读到《金光大道》中斗争三方的三军对垒、大战三百回合、终天下归心的时候，《金光大道》从“演绎”“路线斗争”的小说俨然成为了“路线斗争”的“演义”小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