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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鸟瞰，20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曾经出现过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或曰三次高潮：一是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二是世纪中的50年代前期；三是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第三次高潮穿越世纪，今天仍在“与时俱进”之中。八九十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无论在社会投入、观念更新、作品生产、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景象、新生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共建新时期文学的“希望工程” 儿童文学是关系到亿万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被人们称为文学的“希望工程”、“铸魂工程”。新时期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出现持续发展的良性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社会对儿童/儿童教育/儿童读物/儿童文学的重视，并付诸切实的行动。1991年中国政府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以政府庄严的承诺和法律保障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儿童的幸福，需要最高一级的政治行动”(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儿童的幸福与精神食粮，共和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曾多次指示：“继往开来造福儿童不断提供高尚的精神食粮。”(1990.11)“出版更多优秀作品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1996.6.1)特别是1994年江泽民主席发出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影视文学“三大件”的重要指示，极大地振奋和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及其系统工程建设。中国作家协会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并通过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活动，举其大者如：1996、1999、2001年成功举办了第三、四、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评出各类优秀作品57部(篇)，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2000、2002年在北京、大连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大会”与“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举办多种形式的作家作品研讨会，向全社会推介《花季·雨季》《草房子》《男生贾里全传》《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今天我是升旗手》《非法智慧》等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一流作品；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多期“全国儿童文学少年作家班”，培养、造就90年代涌现出来的中国最年轻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并及时吸收文学新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据统计，截止2002年9月，中国作协共有会员6768人，其中儿童文学作家有500多人，如果加上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中的儿童文学作家，则已达到3000余人，其中骨干作家有1000余人。正是依靠这一支老中青三代结合、特别富有奉献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为广大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儿童文学的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与投入。以宋庆龄名字命名的“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是宋庆龄基金会和文化部、教育部、广电部、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作协、中国科协等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儿童文学大奖，自1986年设奖以来，至今已举办了五届，第六届评奖也即将举行。这一奖项的设立以及评奖活动的展开，充分体现了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营造了全社会关心重视儿童文学、造福儿童的良好氛围。此外，“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以及国家图书三大奖中的少儿读物奖项的设立，一并构成了全社会共建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生动风景，推进着少儿精神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特别提出出版界与报刊界造福儿童的重要贡献。据统计，全国(以下数字未含台、港、澳地区)现有31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另有130多家出版社尤其是各地的教育出版社都设有少儿读物编辑室或出版少儿图书。2000年，全国共出版少儿图书品种7000余种，总印数达1.68亿册，印张数高达63.53亿张。全国各地还拥有126家少儿期刊，全年总发行量达1590万册(据1997年统计)。可以说，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儿读物出版大国。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体，更有网络、影视、音响等多种途径。全方位、多层次、大面积的传播形式与流通，极大地促进并确保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使亿万少年儿童真正享受到了阅读的自由与快乐。 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 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作家创作艺术)个性的三个阶段，但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使儿童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生命世界的建设。对此，曾经创作“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优秀系列小说，被小读者引为知心阿姨的上海女作家秦文君有着深刻体验，她认为：“我们先把视线从落套、说教、艺术空间狭小的阶段转向文学本质的回归。抵达这个阶段后，我们开始实践第二个飞跃，即向读者的回归，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观照着我们的前方。”(《中国儿童文学》2002年第3期)“以儿童为本位”，这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儿童文学观的转变，更是儿童观的转变。有了这一转变，我们的儿童文学才能突破“教育工具论”的束缚，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也即以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和接受对象为中心，使儿童文学契合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和社会化特征，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联系。这一转变，引发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观念的一系列突破性变革，使理论批评活动具有思辩的力量、创造的热情与发现的快乐。“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曹文轩)，“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导致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王泉根)，“爱、顽童、大自然是儿童文学的三大艺术母题”(刘绪源)，“儿童一成人两种不同审美意识的协调运作构成儿童文学的双逻辑支点”(汤锐)，“儿童的成长心理自身具有反儿童化倾向”(班马)，“成长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吴其南)等，这些深具创新思维与先锋意义的理论观念的出台，不但提升了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品质，而且直接影响和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而所有这些命题的提出与目的，都是为了儿童，都是围绕着“以儿童为本位”这个中心话语所展开的，既致力于儿童文学人文精神的探究，又执着于儿童文学的本体价值。 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使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至少发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激活创作生产力。这突出体现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分类的观念意识及其服务意识方面。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使各个层次的文学都有自身的美学定位和按照自身艺术规律进行审美创造的权力，其中的重要收获是使以前“成人文学不管、儿童文学想管又无力管”(曹文轩语)的少年文学浮出了水面，找到了自身的文学位置。曹文轩以少年人精神生命成长作为写作聚焦的成长小说三部曲《草房子》《红瓦》《根鸟》，突出体现了少年文学的创作成就。这就是直面少年人成长岁月中的欢乐、焦虑、烦恼以至痛苦，用同龄人的文学形象引悟他们在观照自身内心世界裂变的同时透视外部世界的纷扰与多彩，接受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洗礼，而这种洗礼不仅是来自少年世界自身，更是来自于成人文化主宰的现实生活。董宏猷《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则是从深层意义上刻绘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孩子的成长历程，其中最具社会性与心理学意义的，还是那些描写少男少女题材的作品，如《“女儿潭”边的呐喊》《挂在半空中的足球明星》《寻找支点》等。张之路集科幻、校园、成长于一炉的长篇小说《非法智慧》，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提出了少年的成长不能以知识遮蔽道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人文选择是少年生命成长的方向。这部小说的人文意义与艺术成就有力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美学品质。 “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导致儿童文学的第二个变化是创作视角的转换。创作视角是指特定叙述文本看取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既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也是文本的透视镜与过滤网。儿童文学的创作一般有三种视角：成人视角，儿童视角，成人与儿童交互的视角。在以“教育工具论”为主导创作理念时，儿童文学选择的主要是成人视角；而从“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出发，多数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儿童视角或成人与儿童交互的视角。所谓儿童视角，就是以儿童的眼光看儿童、看世界，写儿童、写世界。对此，陈伯吹曾作过形象阐述：“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在这方面，秦文君写作视角的转换颇有典型性。秦文君早期的创作大多以自身的“知青”生活经验为素材，属于“伤痕文学”的另一种表现，比较凝重。虽然“这在意识上是进步的，比较有意义，但是逐渐就有偏重表达作家自我意识、自我内心世界的倾向，写的是儿童题材，但自我投射得太厉害，忽略了作为接受者的孩子”(《文汇报》1999.5.29)。大致从90年代中期开始，秦文君将创作牢牢锁定在“儿童视角”，努力地熟悉、把握当代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紧贴当下，服务当下，从而写出了深受小读者欢迎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等系列长篇。以后她又将目光描向年龄层次更小的孩子，写出了《天棠街五号》以及《小香咕》系列小说，同样深受小读者欢迎。秦文君的经验是：“理想主义、游戏精神、幻想，这些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法宝。儿童文学还是要以儿童为本位。”上海女作家郑春华创作的幼儿系列故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从“大头儿子”的视角观察世界，塑造了一对快乐、幽默的父子形象，讲述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在现代家庭中开开心心成长的故事。“大头儿子”不但发行量突破百万，而且被改编成儿童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长期热播。秦文君与郑春华的作品如今都已成了儿童文学响当当的品牌，既叫好又叫座。创作视角的转换实际上是作家儿童观的转变。新时期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出现“热闹型童话”、“抒情型童话”、“小巴掌童话”、“双媒互动小说”、“自画青春小说”、“少年自我历险小说”、“幽默儿童文学”、“大幻想文学”等不断引起少年儿童广泛阅读快感的创作现象，从根本上说正是“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与“儿童视角”的选择激活了儿童文学的自然灵性与天籁童心，从而营造出一个烂漫的诗的童话的世界。 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 纵观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两大特色：一是如上所述的“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二是“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美学区别是：儿童文学注重“以善为美”，而成人文学则强调“以真为美”，强调“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鲁迅语)真对儿童文学当然是必需的，儿童不喜欢“瞒”和“诈”。但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必须以儿童年龄特征作为前提，必须契合儿童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高尔基曾对此作过深刻阐述：“真实是必需的，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不能和盘托出，因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毁掉儿童。”(《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第162页)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场所“儿童不宜入内”一样，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表现艺术真实方面也几乎一致地远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真实“场所”：远离暴力与丑恶现象，远离对于儿童身心尚属遥远的性与两性关系，远离属于成年人深层次游戏规则的政治权力斗争漩涡。儿童是人类的共同希望，儿童文学总是强调表现整个人类共通的、最基础的人性要求与美德建构，因而儿童文学的旗帜上永远大写着“以善为美”的价值目标。以善为美——远离丑恶，远离暴力，与人为善，劝人向善，导人行善，惩恶扬善，引导未来一代夯实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中国儿童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终于断然告别了以前的“斗争哲学”，高扬起“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在自然、文化和儿童生命之间，展开人之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素质的雨露滋润：努力“在儿童心目中提高人的价值”(高尔基语)，以实现儿童文学对人文精神和价值意义的智慧追求。正是这种清醒的与时俱进的美学选择，使我们的儿童文学日渐充满丰沛的诗意与丰富的人性内容。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坚持弘扬儿童文学的主旋律。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无疑是儿童文学的人文传统，儿童文学天生具有浪漫的理想色彩，她要给少年儿童以梦幻、希望、理想、信心和力量，使他们从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学会懂得人民的欢乐与痛苦，为建设和平、美好的人类世界而志有高远，勇往直前。长篇小说《今天我是升旗手》作者黄蓓佳的创作主张十分具有代表性：“少年一代中应该提倡理想主义，鼓励他们有英雄崇拜，张扬他们的好胜心和进取心，诱发他们天性中善良和富有同情的一面，引导他们感受崇高，感受一种阳刚的美和道德的纯粹。”当身处消解权威、消解传统、消解所有既定价值，被理论家们称之为“后……时代”之时，当一切崇高、神圣、纯洁、美好都被解构，放入碎纸机里切碎、混合、分割为碎片之时，我们的儿童文学依然坚持着自己认准的价值理想：依然忘情地高唱着《我爱我的祖国》(田地)、《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苏叔阳)、《春的消息》(金波)、《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徐鲁)、《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董宏猷)、《中国孩子的梦》(谷应)；依然激情充沛地刻绘着表现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张品成)、《我要做好孩子》(黄蓓佳)、《花季·雨季》(郁秀)；依然坚守着追随永恒的美学承诺，反对咀嚼庸常的创作衰退，精心打磨出展现青春年少“精神成人”生动历程的作品《草房子》(曹文轩)、《男生贾里》(秦文君)、《非法智慧》(张之路)、《吹响口哨》(金曾豪)、《吹响欧巴》(黄喆生)、《16岁的思索》(孙云晓)、《还你一片蓝天》(李凤杰)、《到你的远山去》(邱易东)、《为一片绿叶而歌》(薛卫民)；依然以优美的语言，优雅的写作姿态，叙述着关于自然、关于世界、关于星空、关于未来、关于梦想的话题，《在你和我之间》(金波)，在《淡淡的白梅》(庞敏)下，讲述《中国少女》的《悄悄话》，讲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林中月夜》倾听《星球的细语》，讲述《神秘的猎人》与《哼哈二将》，带着《虎娃》和《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沿着《裸雪》上的《小脚印》，一起去寻找《红奶羊》《狼蝙蝠》《绿蚂蚁》《树怪巴克夏》，还有《小朵朵和半个巫婆》…… 以上所列篇名均是中国作家协会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文学天地，远离恐怖，远离丑陋，远离喧嚣的恶俗与罪恶的阴谋。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坚守住了儿童文学本质的美，坚守住了文学的主旋律，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善待生命，善待我们的地球家园 我们欣慰地看到，向少年儿童传递生态环保意识、人类自审意识、绿色文化意识，善待我们地球家园上的生命，用文学参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已成为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创作现象。儿童文学界不断打出的旗号中，竟然有不少都与生态环保、地球家园相联系，例如大自然探险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动物题材文学等，毕竟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儿童的，对生态环境负责，就是对儿童负责，对人类的未来负责。因而儿童文学责无旁贷地特别需要在自己的艺术版图中扩大这方面的题材内容，让动物形象得意洋洋地活跃在花草繁茂的儿童文学园地。因而人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向数十年坚持大自然探险文学创作，为小读者奉献出《呦呦鹿鸣》《云海探奇》《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寻找相思鸟》等大自然作品的安徽作家刘先平深致敬意；向长期穿行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创作出《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象母怨》《狼王梦》等动物小说佳构的军旅作家沈石溪深致敬意；向刻意在绿色散文、边疆童话、动物题材创作方面出新创新的云南“太阳鸟作家群”深致敬意；向通过创作长篇小说《蛙鸣》从而在东北掀起保护青蛙活动的黑龙江满族作家陈玉谦、向倾心于《屎克郎先生波比拉》等昆虫童话创作的北京新秀保冬妮深致敬意。我们还应向精心打造“生命状态文学丛书”、“少年环境文学丛书”、“中国最新动物小说丛书”等讴歌生命、善待生命的作家，如方敏、金曾豪、李子玉、饶远、朱新望、梁泊、哲夫等深致敬意!当然，以上所列举的作家名单只是挂一漏万。在新时期儿童文学领域，拥有如此众多的热心于生态环保、地球家园、动物命运等题材创作的作家，这是儿童的幸事，儿童文学的幸事，中国文化的幸事。 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挑战自我升华青春 成长是儿童永远的梦。现代教育正是要使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真正转化为文化学层面的主体角色，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21世纪教育的这四大支柱中，“学会做人”是其核心与根本目的，而这也是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当代性主题和思潮。我们注意到，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少年儿童生存状况的当下关注及其展现青春岁月激情飞扬、挑战命运升华自我的题材，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如果说甘肃少儿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少年绝境自救故事丛书》，主要还是表现在外部恶劣自然生态环境与突发性灾难面前(如沙尘暴、地震、洪水)少年生命如何在自然风浪中学会保护自我、学会生存的话，那么，北京少儿出版社推出的由在校大中学生创作的20卷本《自画青春丛书》，则是在学校—家庭—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展开对少年生命存在方式的追问与对青春话题的解读，通过作者的“自叙性”故事和典型化逼近少年世界本质的真实。90年代中后期，河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金太阳丛书》《黑头发丛书》，湖南少儿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红辣椒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丛书》《鸽子树少儿长篇小说丛书》等，集合了包括肖复兴、方方、竹林、蒋子丹、林白、刘庆邦、王小鹰、赵玫、唐敏、谭元亨、陆星儿、彭见明、骆晓戈等一批著名成人文学作家，用他们的艺术智慧和不泯童心，从更为广阔的生活背景中凸显出年幼一代“精神成人”的主题意义及其深度开崛，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增添了不少华彩。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介绍两部不太为评论界所关注的少儿小说：重庆谭小乔的《小船飘摇》与河北董天柚的《纸风车》。这两部小说一写都市少年，一写农村少年，但都是将少儿的命运与成长历程置于当下现实生活，既注目于校园又辐射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涉及早恋、校园暴力、经济犯罪、失业下岗、社会助学、贫富差异、教育体制改革、“贵族学校”利弊，以及市场经济背景下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重新组合和人性冲撞。这两部少儿小说既不同于我们习见的曹文轩淡化背景、徜徉田园的小说模式(如《草房子》)，也不同于秦文君笔下衣食无忧、快乐开心的少儿形象(如《男生贾里》)，而是将目光投注于处于社会“下层”生存状态的少儿，从日常生存注入意义，感受并表达出生命成长历程中的真实的焦虑、抗争与苦难，在生存的诸种冲突中开掘少年精神世界的风景及其升华生命质量的感动。 新时期儿童文学关于少儿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放飞理想、挑战命运等方面的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叙事性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方面，以至于一部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少儿小说的美学运动。当然，这既符合客观实情，也是正常的。必须加以提出的是，我们的少儿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正在趋向于“个性化”的自觉，这是儿童文学文体自觉与成熟的重要体现。小说创作东西南北中“五虎大将”的艺术个性特色似乎更为明显：北京的曹文轩坚持唯美，追随永恒；上海的秦文君紧贴时代，感动当下；广州的班马旨在探索，形式多变；昆明的沈石溪忘情动物，指向生命；武汉的董宏猷跨越文体，融通美感。此外，北京张之路《非法智慧》《第三军团》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格调和人文视野(张之路还是创作童话、科幻、影视的多面手)；江苏金曾豪《青春口哨》《七月豪雨》《石头里的哥哥》所铺陈的江南风景与叙事策略；海南张品成《北斗当空》《赤色小子》《翱翔如风》所刻绘的少年红军与英雄情怀；黑龙江常新港《青春的荒草地》《男孩的街》以及最新幻想小说《一只狗和他的城市》所展示的想象空间与精神深度，陕西李凤杰《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还你一片蓝天》所蕴涵的童年情绪与弱势关怀等，都给新时期叙事性儿童文学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和深刻印象，使我们从艺术的自由舒展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感受与发现的快意。 新人辈出是我们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保障。儿童文学界一批更年轻的小说作家、童话作家、散文作家、科幻作家、诗人正在跨越世纪的征程中成熟起来。如北京的星河、杨鹏、保冬妮、罗英、谭旭东、彭俐、韩松，上海的张洁、殷健灵、东达、萧萍、张弘、谢倩霓、简平，重庆的钟代华，江苏的祁智、章红、王一梅，广东的韦伶，河北的玉清、肖定丽，江西的彭学军、曾小春，安徽的杨老黑、伍美珍、李志伟，湖北的徐鲁，湖南的汤素兰、谢乐军、庞敏、向民胜、邓湘子、牧铃，四川的汤红樱、李晋西，陕西的安武林，吉林的金叶，还有被誉为“棒槌鸟作家群”的辽宁薛涛、肖显志、宁珍志、董恒波、老臣、车培晶、刘军、常星儿、王立春等，他们带着更为青春、靓丽、滋润的灵气，更富张力、先锋、激情的姿态，更加紧贴、把握新世纪少年儿童生命世界和审美情趣的优势，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新的生力军与人才资源。这一大批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出道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兴趣与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儿童本位”“儿童接受”“儿童视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没有他们的父辈、兄辈那样的包袱、突围、困惑，因而他们的作品也就更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意境，进入新世纪少年儿童的审美阅读视野。 走向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对话” 当代世界只有两个国际性的纯文学研究团体，一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再一个就是国际儿童文学学会(IRSCL)。毕竟童心是相通的，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优秀儿童文学超越时空，超越民族、宗教、文化、语言，是全人类少年儿童共享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作为最具开放精神与超越世俗羁绊的儿童文学自然成了“全人类对话”的重要平台。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加快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不但“请进来”，而且“走出去”，与世界儿童文苑一起共建全人类少年儿童的精神家园。 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儿童文学交流，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全人类对话”的重要途径。1990年，中国正式参加了1953年创立的从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并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分会(CBBY)，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担任首位会长。此后，中国分会每两年派出主要由各地少儿出版社组团的代表团，参加在世界各国轮流召开的代表大会，交流、引进国外少儿读物与儿童文学作品。2000年5月，河北少儿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被誉为“小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IBBY、国际安徒生奖评审委员会以及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等组织领导人齐聚北京，与中国儿童文学界共商儿童文学交流的对策。作为拥有3亿多少年儿童、以五千年文明史为厚实根底的中国儿童文学，正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和重视。“五四”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作家，从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到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班马、郑春华等，都有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传向海外。陈伯吹、蒋风先后担任国际儿童文学理论奖——格林奖的评委。孙幼军、金波先后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母语源地和中心，中国儿童文学开展了广泛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交流，同时展开了与以日本、韩国、新马泰等东亚儒学文化圈国家为核心的亚洲儿童文学的交流，已先后在长沙、上海、大连成功召开了“首届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会”(1990)、第三届与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1995、2002)。中国的儿童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实绩，正越来越多地为亚洲、为世界所认识和接受。 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对话”具体表现在观念的对话、文学精神与艺术创造的对话。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总潮流，自然也是世界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对话的基础与主题。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同样也把这些当代性的世界文学主题作为自己重要的表现内容。1990、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大阪、上海聚会，讨论战争带给两国尤其是孩子们的创伤，并于1993年出版了由两国作家共同创作的《战火中的孩子》(任大霖、长谷川潮主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日两国儿童文学作家不忘历史、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心声。这一活动在两国文学界与孩子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1996年，希望出版社出版了由浦漫汀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国际性主题作品选》，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作家在自然、环保、反战、和平、友谊、共同进步等国际题材方面的儿童文学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等创作成就。今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以“和平、发展与新世纪的儿童文学”为主题，着重探讨了和平、发展与儿童文学精神走向，生态环保、绿色文化与儿童文学，网络卡通、多元传媒与儿童文学，当代儿童生存现状与儿童文学等世界儿童文学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身处21世纪开始的今天，中国的儿童文学界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初期，儿童与妇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的两大主题，童话曾惊醒过社会。鲁迅先生关于“救救孩子”的呐喊，关于“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的呼吁，关于“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孩子——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担当，关于“养成他们(指孩子——引者注)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的期待，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灵魂。鲁迅先生的呼声，代表了觉醒的一代中国成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孩子的态度与方式，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创造未来的希望。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儿童的命运，中国儿童的精神食粮，中国的儿童文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在回顾新时期儿童文学巨大成就(这是无可否定的)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儿童文学事业还有种种困惑与困难，不可能尽如人意。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坦诚地提出过我的忧虑：“儿童文学创作人才后继不足已日益明显；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人员的稀缺与发表园地的艰难一直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绕不开的心病；尤其使人伤感的是，儿童文学学科长期在高校学科设置与学位授予中没有地位，影响所及，现在全国高校还在坚持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师不足20人，也即平均一个省还摊不到一人。”中国至今还没有进入儿童文学的全民化普及。想想将近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的呼声，比比世界发达国家儿童文学的地位与现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裹足不前，“小康”即安。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务实求进，为中华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为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这一伟业的历史重任正好落在今天的这一代少年儿童身上)而努力。儿童是生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坚信儿童文学事业必将是大有作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