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谭著细读了一遍，了解该书的理论架构、主要观点、论点来源和价值所在。我可以在此负责任地说：谭著是一部引文超常、近滥，背离学术规范的著作；“鲁迅文学奖”评委给予谭著“鲁迅文学奖”是一次失误。
    我希望，中国作协领导认真处理“鲁奖”的上次事故和这次事件，对文学评奖的机制、程序、方法、标准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防止类似事故和事件的不再发生。
    陈辽，1931年9月出生，江苏海门人。高中肄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参加新四军。1949年4月，加入共产党。1956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1958年转业到地方。1979年调进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80年更名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曾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96年11月离休。
    1946年1月，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1951年3月，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至今已出版专著、论著、论文集等34部；主编并参与撰写的著作15部。1986年，国家人事部向他颁发“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1991年，国务院给予“政府特殊津贴”。其论著获部、省级奖项8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笔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保加利亚、日本；作为中国文艺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过台湾。
    《文学报》于2012年7月13日来信，要我“本着对各方（批评者、被批评者、读者）、也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谭著进行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估”。现将我对谭著的评估，报告如下：
    一
    
    我首先逐字逐句地将谭著细读了一遍（有的章节读了两遍），了解该书的理论架构、主要观点、论点来源和价值所在。而后，回过头来对谭著的引文，按页码一一进行标记、统计。再对照“柯棣祖”的“引文”分布情况表，对谭著复阅。我可以在此负责任地说：谭著是一部引文超常、近滥，背离学术规范的著作；“鲁迅文学奖”评委给予谭著“鲁迅文学奖”是一次失误。
    我所评估的谭著，是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的第1版。谭著正文部分为194页，每页27行，每行34字，每页918字，共178092字。《参考文献》（国外著作、参考论文）、《后记》及《附录一》、《附录二》共56页，51408字。全书共229500字。（按：出版社计算该书字数为330千字，这字数不知从何得来）。根据我的逐页登记，“谭著引文情况一览”如下表（谭旭东引用自己的文字，不计；脚注字数，计算在内）。
    我从1986年起，审读并参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陈白尘、陈瘦竹、程千帆、周勋初、叶子铭、董键、王臻中、曹惠民等博士生导师指导下的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二十六年来，共100多次（有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之一是：如论文中的引文部分超出正文的20%，将取消论文答辩资格。二十六年来，我还不曾看到过博士毕业论文中的引文有超过20%的。据谭旭东说，该书是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做了适当的修改后，2009年交给黑龙江少儿出版社的”。引文部分占了正文46%（弱）篇幅的谭旭东的博士论文，竟能在博士论文答辩中通过，我感到十分惊讶。引文部分占了正文46%（弱）篇幅的“专著”，竟能得以出版，我感到十分奇怪。引文部分占了正文46%（弱）篇幅的理论著作，竟能被评给“鲁迅文学奖”，我感到十分气愤！
    在一篇博士论文或一部专著中，不可能没有引文。引文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著作者提出了某种观点、某个论点，为了阐述它的正确性、合理性，引用别人的（包括自己的）话语或资料作为佐证。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在《绪论》（共53页）中为了论证本书的主要观点，引用别人的文字9处，引用李泽厚自己的文字3次，共12次、61行，每行28字，共1708字，仅占《绪论》正文40068字的4.3%（弱）。第二种情况是：以自己的注文，使读者了解原著中正文的语义、来源、出处、典故或对正文进行辨误、补正、修订。如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就属于这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出于行文的需要，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有文采，更有说服力，便引用别人的某些话语或资料。如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在叙写了自己的“陋室”种种优长之后，最后引述了孔子的一句话：“何陋之有？”从而使《陋室铭》流传千古。总之，引文之于本文，只能处于陪补的地位，宾客的地位，绝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以“衬”代“本”。谭著的引文达本文篇幅的46%（弱），简直是空前绝后，匪夷所思！
    以我的《谭著引文情况一览表》（一至六）和“柯棣祖”的谭著引文分布情况表相对照，可认为：“柯表”基本属实。但由于它是以“页”计，而我是以“行”计，所以“柯”文的结论：“全书实际引用他人的文字达到70%以上”，与我的看法：“谭著引文部分占了正文46%（弱）篇幅”有所不同。
    二
    谭旭东之所以超常、近滥地引用别人的文字和材料，是因为他对电子媒介时代的中国儿童情况和中国儿童文学情况，并没有真正地、刻苦地进行过调查研究，并没有把握足够的、过硬的有关电子媒介时代中国儿童和中国儿童文学情况的实际。他从已经翻译过来的外国的一些著作中（如美国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美国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等等）得知，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西方社会中的儿童和儿童文学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谭旭东便跟着认为，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也已经发生。于是他决定以此为主题写一篇博士论文，写中国儿童的童年在电子媒介时代也已消逝，写中国儿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也已发生裂变，需要再现童年，重构儿童文学。但是，要写好这样的博士论文，至少需要调查一百个家庭，几十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把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几十个儿童文学作家（可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现场观察等多种方式），这才能认知当今中国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儿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儿童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提出今后怎样让中国儿童过上幸福的童年，让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有利于儿童和社会的良性变化的对策。然而，这样的工作或者说博士论文写作前的准备，谭旭东并没有做，也因此他处于自己对这些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的尴尬地位。但是，博士论文总得写呀，于是，他便大量引用他阅读过的外国的、本国的举凡与这一论题有关的文字，堆砌成文。本来，一条引文就可以说明问题的，他非要再引第二条，第三条。《绪论》中关于《文化语境》的成篇累牍的引文，关于《文化实践与问题缘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引文，就是如此。第四章《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重建》第一节《儿童文学创作的重建》中有关“精神向度”、“写作姿态”、“美学追求”的接二连三、同义反复的引文，也是这样。
    其实，从真实的客观情况出发，当今中国儿童“童年的消逝”，电子媒介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固然也有，但还不是主要的。促使中国儿童“童年的消逝”的主要原因，是当今中国所特有的：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离开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的宗旨，一切以应对考试为旨归。进好的幼儿园、读好的小学，只为考试成绩优秀，能进入重点中学。
    一进高中，立即文理分科，或读完高二后文理分科，分班训练，为的是应对高考，提高在校学生的高考升学率。高等院校扩招以后，进大学已不再是难事，便以进入重点大学、本科大学为应试目标。也因此，小学生的书包有十来斤重；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重点班，“奥林匹克”班；题海战术；一次次地模拟考试；比升学率……等等；把儿童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是，儿童的童年“消逝”了。为什么在电子媒介时代出现这么严重的“应试教育”情况？怎样切实解决这一问题？让“逝去的童年”再现？谭著对此只字不提。在谭著第二章《童年的历史建构及现实境遇》第三节《童年如何再现》里，谭旭东引用别人的（主要是外国人的）文字，大谈特谈“维护童年性”：幼态延续性、幻想与梦想、成长性；在“重塑童年文化”中，大谈特谈“儿童教育的重塑”：“阅读文化的重塑”。只是在“儿童教育的重塑”中对“应试教育”讲了这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从‘应试’这个层面来看，传统教育是功利化的，是把儿童教育的目的固定在考试与升学率这一标杆上的教学行为。这种应试教育重视知识传递，忽视了智能开发；重视课堂教学，忽视了儿童心灵的培育，这种教育恰恰是消解童年的，是对儿童的压抑。”并不能给读者留下稍微深刻的印象。在当今中国，不彻底解决“应试教育”这个大问题，“童年如何再现”呢？关于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重建问题，谭旭东在第四章《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重建》中，同样不是从当今中国儿童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和解决中国儿童文学的重建问题，仍然是反复引用外国人的文字，侈谈“精神向度”：“儿童文学要使儿童读者达到的，是具有健全的理性和判断力，富于丰富的感性的境界，就是说，要使灵长类的人类的能力得到最高度的发展。”（日本上笙一郎语，谭著第118-119页）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社会主义向度、爱国主义向度、集体主义向度、扩展知识面的向度、有益无害的向度等闭口不谈。这又怎么能解决“儿童文学的重建”呢？
    三
    尽管谭著存有上述引文超常、近滥、背离学术规范的问题，存有未能从中国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实际出发解决好再现中国儿童童年和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的问题，但是还不能说这部著作毫无价值。从谭著看出，谭旭东读了不少有关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的著作，摘引了不少外国人和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的文字。如果将它们集中起来，汇编成一部资料选集，对于读者了解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还是有相当参考意义和价值的。但是，谭著是“专著”，不是资料汇编。谭旭东好学，学术敏感较强；他如今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今后，他只要学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的精神，在认真做学问上狠下工夫，他还是有学术前途的。他把这篇背离学术规范的博士论文提交给答辩委员会，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但是，后来的谭旭东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谭著的出版，谭著的获得“鲁奖”，主要责任应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承担；出版社承担；“鲁奖”评委会承担。尤其是“鲁奖”评委会在评奖中出现失误已经不是第一次。2007年，“鲁奖”第四届评奖中，评委会就曾将一位辱骂鲁迅的人的内有多首淫诗的诗集，授予“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998年，这位诗作者，在《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中，公开辱骂鲁迅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因而恶名昭著。本来，人们认为，他既然如此辱骂鲁迅，他会离“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远远的。然而，他不。他既因辱骂鲁迅得了名（当然，得的是臭名）又要得“鲁奖”的利。当他得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开始评奖后，即以他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申请评奖。其中有多首道道地地的淫诗，可看下引诗句：
    “我们像三只纯种狗/站在黄金的岁月撒尿……除了撒尿/我们不知道在这样迷人的春天之夜，还可以做什么”。（《狼狗》）“国家刚刚开始革命……睾丸们大炼钢铁……当教语文的女教师……两只真正的乳房……我那暗藏胯间的小兽，忽然拼命地朝她竖起角来……”（《性欲》）。“我必须把一点点黄色的东西，暖色调的东西，弄到那冰冷的床单上，才能产生记忆”（《黄与白》）。在这些诗作中，他呈现的“艺术形象”是：一条粘着黄色体液的淫棍，“身上散发着腥味，口里叫喊着淫声，弄到床板咯吱咯吱响”（《性欲》）。
    谁能想到，内有这些淫诗的诗集，竟得到了“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青睐，他们投了这位辱骂鲁迅的诗作者及其内有淫诗的诗集的票。于是，他成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
    荒唐！荒诞！荒谬！读者得知此事后惊呼、愤呼、疾呼！
    这位诗作者及其内有多首淫诗的诗集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后，海内外诗歌界舆论哗然。但国内某些文艺媒体竟以“家丑不可外扬”而予以封锁。其实，“家丑”是封锁不了的，“家丑”只有外扬了引起重视才能克服。《南方周末》、《华夏诗报》、《鲁迅世界》及时把这一“家丑”捅了出来。我也曾著文对此事件予以谴责。（刊登在《华夏诗报》）但有关部门既不对此事件进行认真处理，甚至不作丝毫自我批评。这就引起了早已回归祖国的香港诗歌界的愤慨。《香港文学报》总编辑、著名爱国诗人、散文家张诗剑先生得知此丑事后拍案而起，在2008年第1期《香港文学报》的《文学评论》版上，以“反对鲁迅者申请鲁迅奖淫诗获鲁奖怪不？！”为标题，发表水火土、刘百达、黄炽华三位名诗人的文章，严厉、严肃地批判了这位诗作者及其淫诗，在港、澳、台及海外诗歌界产生了绝大反响，他们纷纷要求祖国有关部门对这一事件依法进行查处。
    由于对这一事故未予查处，终于又出现了“鲁奖”错评谭著的事件。我希望，中国作协领导认真处理“鲁奖”的上次事故和这次事件，对文学评奖的机制、程序、方法、标准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防止类似事故和事件的不再发生。否则，类似事故和事件还会在今后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出现。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