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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两个口号”之争中的晚年鲁迅——以《夜莺》杂志及相关史料为中心的学术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 韩晗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 韩晗,武汉大学文学院。 创刊于1936年3月5日、由方之中主编、作为“左联”重要刊物之一的《夜莺》月刊,曾在“左联”的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作者简介:韩晗,武汉大学文学院。
    创刊于1936年3月5日、由方之中主编、作为“左联”重要刊物之一的《夜莺》月刊,曾在“左联”的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①从历史的角度看,《夜莺》在第四期虽以“大众文学”为切入点并因此停刊,但它却以史料的意义反映了当时鲁迅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角色问题,这便决定了《夜莺》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是不可被忽视的。
    关于“两个口号”,在近年来的中国大陆学界,有着一个相似的结论: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当时负责“左联”工作的周扬在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年底宣布“左联”自动解散,并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不过由于这一口号本身的含混以及对其解释的不当,如除了“国防文学”之外,就是“汉奸文学”仍沿袭了早期“左联”文学工作者简单的二值逻辑,同时也忽视了统一战线“谁统一谁”的问题,因而鲁迅和刚被党中央从陕北派到上海的冯雪峰以及胡风、茅盾等商议后,另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加以补救……但由于胡风没有解释新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且只字未提“国防文学”,再加上原“左联”一些负责人本来就对胡风有成见,因而引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不过由于双方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因而在明确了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纠正了具体主张中的某些不明确性……②(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浙江大学王嘉良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书中所认为的“两个口号”的来龙去脉,由于该文学史被选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因此这也应算是“官方修史”中对于“两个口号”的阐释。但纵观其他的“官方修史”,对这一问题如此细致的阐释实不多见。在其他一些现代文学史中,对这一问题有的只是一带而过,有的甚至提都不提就回避掉了。譬如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就直接略过了“两个口号”这一部分。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桩无法绕开的公案,“两个口号”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敏感、复杂问题,而作为当时率先且唯一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的《夜莺》月刊,显然在“两个口号”的出现、衍变过程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因此,本文拟以《夜莺》月刊与其他新近史料(包括日记、回忆录与书信)为研究中心,从两个问题出发来阐释《夜莺》月刊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夜莺》月刊在抗战前期左翼文艺阵营中的地位。两个问题分别是: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所引发的“鲁迅狄克之争”如何构成了“两个口号”之争的前奏?鲁迅《几个重要问题》等“大众文学”系列论文作为“特辑”的发表又如何为“两个口号”之争正本清源?而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文章分别在《夜莺》月刊第三期、第四期上获得了刊登。
    一、“两个口号”之争中的《夜莺》月刊
    通过前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如何解释“两个口号”的分析,可以至少获悉两个信息:其一,周扬因为“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才提出了“国防文学”,而“大众文学”是在其后被提出的,应该算是“国防文学”的衍生物,至少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的反应上,不如“国防文学”先知先觉;其二,“两个口号”的争论,是因为“国防文学”派在具体问题上犯了“沿袭”、“忽视”的错误以及“这一口号本身的含混以及对其解释的不当”而产生了问题之因,为了“补救”这一口号的胡风又犯了“没有解释”、“只字未提”的错误,并招致别人的“成见”而导致问题之果。好在两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最后以“纠正了具体主张中的某些不明确性”来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王嘉良等当下的文学史家们笔下,无论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皆是“出于好心而办了坏事”,因此均各挨五十大板。这种处理法的目的在于可以有效地掩饰“左联”内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但却也掩盖了一些颇为重要的史实。
    学界一般认为,“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首次被提出,是胡风在1936年6月1日发表在《文学丛报》上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而胡风这篇文章的前因则是一位名叫徐行的年轻批评家连发两篇极左的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③,朝“国防文学”的提出者大泼污水——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没有提及但在其他相关专题论著中却未被忽视的。④胡风为了让“国防文学”更加明晰,并为了反驳徐行,遂补充性地提出了“大众文学”这一口号。
    从前文所提的两个问题出发,本文的研究将包含三重视角:从《夜莺》月刊所刊发内容出发的文学视角、从党史出发的政治视角以及从文学史语境出发的历史视角。笔者认为,对《夜莺》月刊这一“特辑”的解读,应该可以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客观并且接近历史真相。
    首先是从《夜莺》月刊所刊发内容而出发的文学视角。那么不应该回避的就是《八月的乡村》这本书,这是东北作家萧军在193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同年八月,这部小说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出版时萧军署名“田军”。小说塑造了沦陷后东北地区一批不同出身、不同素质、不同觉悟的抗战战士形象,反映了东北地区抗日军民众志成城、驱逐外寇的决心与勇气。当时“卢沟桥事变”尚未爆发,但东北已经沦陷,因此“抗战文学”主要以东北地区的战事为主,这与《夜莺》月刊所刊发的《守卫》等抗战作品在题材上是相近的。
    鲁迅对《八月的乡村》颇多赞誉并为之代序,称之为“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⑤这篇序言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在1936 年3 月15 日天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指桑骂槐地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予以批评,认为鲁迅对其撰序言过其实。
    但事实上,张春桥对萧军的批判乃是幌子。通过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的分析很容易看出,张春桥的目的全部集中在文章的最后一段:
    批评家! 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 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你们底批判! 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 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 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 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⑥
    “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乃是旨在“建立国防文学”。由此可知,张春桥炮轰萧军,目的竟在于捍卫“国防文学”阵营。但这篇文章却拿鲁迅为萧军的序说事儿,这等于挑战了鲁迅在左翼作家阵营中的“盟主”地位,这让病中的鲁迅颇为愠怒。于是,他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以作回应,刊发在《夜莺》第三期。
    《三月的租界》全文约两千余字,鲁迅主要反驳了张春桥对萧军以及自己那篇序言的批评。譬如他驳斥张春桥“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里面有些还不真实”之论的荒谬,但却只字未提“国防文学”。并且公正地说,鲁迅对张春桥之论只是愠怒,而未到仇恨的地步,毕竟该文的遣词修辞上都用的是颇为温和的词句——譬如“( 张春桥的)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并认为“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⑦之类,通篇并没有鲁迅一贯针对论敌讽刺挖苦的语句——这很容易看出,张春桥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并非旨在针对萧军与鲁迅的序言,而是意图靠对鲁迅的批判,以“文坛登龙术”的伎俩使自己混入“国防文学”的阵营,毕竟该文对萧军的批评也尚属牵强,其目的是为了推广“国防文学”,正因此,一向“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在回应上的火力也不算猛。但鲁迅一定看到了张春桥在文中对于“建立国防文学”的鼓吹,但缘何没有在回应的文章中针对“国防文学”指名道姓地进行还击?
    这个问题必须又要从文学史语境出发的历史视角来解答。须知鲁迅这篇文章刊发于1936 年5 月10 日,此后的二十天里,胡风、冯雪峰等人就开始酝酿提出“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来对抗周扬的“国防文学”。当然,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有自身的背景。据冯雪峰在“文革”期间的回忆,过程是这样的:
    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 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这样,这口号的最后的决定者是鲁迅,也就是说,这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⑧(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该文刊登于《新文学史料》时已经注明,系冯雪峰在“文革”受冲击时的“交代材料”,完稿于1966 年,修订于1972 年,曾在“文革”期间“被人广为传抄”,⑨但作为研究史料则发表于他病逝以后的1980 年,该文曾对周扬、田汉与夏衍等人进行了批判攻击,甚至还说“( 周扬、夏衍等人) 用王明的观点来歪曲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⑩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在1980 年的《新文学史料》上刊发以后,引起许多老作家与当事人的不满与抗议,其中的代表就是夏衍。夏衍曾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懑,“至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直至‘四人帮’垮台之后,也还有人或明或暗地把它说成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11)
    但冯雪峰之文所论及“到二楼同鲁迅商量”这个说法却在研究界被当作确凿史实流传至今。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大约有近百种研究专著用了这个说法。其中颇具影响者如林志浩的《鲁迅传》(1991年)、胡平、晓山的《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1998年)、黄乔生的《鲁迅与胡风》(2003年)、陈早春、万家骥的《冯雪峰评传》(2003年)等等,从20世纪80年代初贯穿至本世纪,均有引用。
    但是,可有一篇“亲笔所写”的文章、一份书信与一篇日记明确支持“大众文学”并鼓动与“国防文学”大唱对台戏?
    答案是:没有。
    认为鲁迅是“大众文学”的支持者并反对“国防文学”这一结论,只是冯雪峰和胡风“到二楼同鲁迅商量”之后并由冯雪峰转述的结果。冯雪峰和胡风是否上了“二楼”?上去之后鲁迅究竟对他们俩说了什么?这恐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永远的谜。“这样,这口号的最后的决定者是鲁迅,也就是说,这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等论只是冯雪峰的推论,“也就是说”这一推测性的关联片语何以等于确凿的史实?而且,假使“决定者是鲁迅”的话,那“提出者”就一定不会是鲁迅了,哪有自己“决定”自己“提出”之论的道理?因此,“这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之说岂非荒谬绝伦?
    而且,这一说法尚且是来自于“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而那时正是江青代表中共文艺宣传界对“国防文学”的代表“四条汉子”——周扬、田汉、阳翰笙与夏衍批判正凶之时。冯雪峰的文章不失时机地利用鲁迅直接点名“揭发”了周扬、田汉与夏衍三人。由此可知,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只是“文革”期间服从于“四人帮”意识形态的交代材料而已,是否完完全全地符合史实,当结合史料分析才能获得结论。
    其实,通过对《夜莺》月刊第四期这一“特辑”的史料分析就很容易看出究竟。该“特辑”一共刊登了六篇文章,分别是鲁迅病中口述的《几个重要问题》、龙贡公(欧阳山)的《抗日文学阵线》、绀弩(聂绀弩)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奚如(吴席儒)的《文学底新要求》、胡风的《抗日声中的演剧运动——关于“星期实验小剧场”》与龙乙(欧阳山)的《急切的问题》等。其中,有五篇文章明确声援“大众文学”。如,《抗日文学阵线》是这样说的:
    替中国文学运动作出明显的划期的粉线,包含了攻势的全新内容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用下面的电讯证明他的充分的正确性。(12)
    《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的论点更强烈:
    最近一期的《文学丛报》上有一篇胡风先生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那文章里头,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创作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我以为这是值得我们注目的。(13)
    《文学的新要求》的火力也不弱:
    由于目前文坛上混乱的情形,提出这一新的、正确的、统一的创作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非常的切合历史整体要求和任务的!(14)
    “大众文学”的“始作俑者”胡风在《抗日声中的演剧运动——关于“星期实验小剧场”》一文里,从章泯、赵丹的“星期实验小剧场”演出季出发,也写了这样一段话:
    它(“星期实验小剧场”)是观众直接对面的,这使得它不得不更加敏感地向大众化的路上走。这直接性和大众化使它能够取得最大的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力量,使它能够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中成为很强的武器。(15)
    在《急切的问题》一文中,作者展示出了比《抗日文学阵线》中更鲜明的态度:
    因此,我们除了需要一个更有代表意义的口号,我们还急迫地需要一切优秀的作家起来参加理论与创作的实践,使我们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加丰富起来,更加负起文化斗争的大众任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有无比的正确性,愿意一切文化战斗愿为着民族的生死存亡集中到这一口号下面努力。(16)
    “特辑里”一共是六篇文章,五个作者。其中,四个人所写的五篇文章分别用了“充分的正确性”、“值得我们注目的”、“新的”、“最大”、“很强”与“无比的正确性”等夸大修饰性辞藻为“大众文学”唱赞歌,唯独鲁迅在《谈几个问题》中只字不提“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这两个词。而是从文字改革、学生运动等几个方面谈了谈对时局的看法,《夜莺》月刊将鲁迅的文章放在这个“专辑”里面,应该也不是鲁迅的本意。
    二、晚年鲁迅与两篇文稿
    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个口号”之争前后,鲁迅先是因为“国防文学”派的周扬等人对他的不尊重,进而双方产生龃龉,最终导致鲁迅亲近并信任于冯雪峰、胡风等“大众文学”派,但胡风、冯雪峰亦利用了鲁迅的信任来借鲁迅之名打压异己,种种事端让身体每况愈下的鲁迅更加气闷。这大致是鲁迅在“两个口号”之争前后的心路历程。
    由于新近史料的被挖掘,上述问题在近年来的鲁迅研究领域已为个别学者所关注。譬如北京鲁迅博物馆周楠本研究员结合新发现的史料,论述病重期间鲁迅与冯雪峰、胡风之间的关系:
    冯雪峰在鲁迅重病之际,凭着与鲁迅的亲密关系,以及中共特派员的身份,自作主张地为鲁迅接连代笔写了这两篇文章(引者按:其中一篇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公开发表,其效果并不佳……冯雪峰代笔的当时即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曾向胡风埋怨,说鲁迅不如高尔基听话,所以仍然不行。(17)
    事实上,纵观鲁迅一生,只在两篇所谓的“署名文章”中点名提到过“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一篇是在1936年7月——即《夜莺》所推出的这个“特辑”的下一个月,此时鲁迅已经被看作对抗“国防文学”的“大众文学”阵营里的领袖。按照冯雪峰的说法,当时鲁迅口述,由他整理成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里面这样评价“两个口号”: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1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另一篇则是颇具代表性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鲁迅对文学青年徐懋庸来函的驳斥,但这篇文章也非鲁迅原创,亦是冯雪峰根据鲁迅的口述整理而成,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19)
    这两篇文章均为冯雪峰所起草,由鲁迅口述,两文算是鲁迅对“大众文学”的有一定支持性的表达,其实说到底也不算太支持。而且严格地说,这两篇文章在“作者为谁”的真实性问题上还依然存疑。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有问题,后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有问题,该文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冯雪峰所写,因至今仍有手稿传世。据史料记载,“共十五页,约六千多字”的手稿,其中竟有“十一页为冯雪峰字迹”(20)——而且这个统计数据尚且来自于为冯雪峰辩白的文字。因此,这两篇文稿纵然基本符合鲁迅的本意,那么里面一些对“大众文学”赞扬褒奖的话,亦或夹杂着冯雪峰自己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老作家结合自己的亲历回忆,对这两篇稿件作者的真实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夏衍曾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否为鲁迅的本意而表示出了怀疑,“正如冯雪峰所说,这封信(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最初是冯起稿的,因此有些事情是写的失实的”。(21)而且夏衍还在文中指出了一系列不符合常理与史实的硬伤。
    如果说夏衍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作者为谁”的揭露,是因为他与冯雪峰多年有隙之故,那么和冯雪峰当时一起“到二楼”的胡风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是否系“鲁迅委托冯雪峰所写”的揭发,则有着自我批判的坦诚性: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非鲁迅委托冯雪峰所写。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更无法仔细思考问题了……(为省篇幅,此处省略号为引者所加)鲁迅病的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至于口号的理论问题,雪峰早已懂得不应成为问题;当然也应该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但这不是马上能得到解决,不必也不该马上求得解决,更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地作出断语……(为省篇幅,此处省略号为引者所加)到(鲁迅)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22)
    且不说这篇连“语气一点也不像”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是“在发表后才请鲁迅过目的”,(23)就胡风所言,亦有史料可对证,当时鲁迅确实是在离大限不远的重病当中。据其日记记载,“自此以后(笔者按:指1936年6月5日以后)日见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24)而冯雪峰代写的这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竟是鲁迅在六月十日“所写”。这恰是鲁迅处于“终至艰于起坐”,甚至“一时颇虞奄忽”这一接近谵妄的半虚脱状态,试问他如何能说,又如何能写?
    事实上,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本无可厚非,而且也应当时全民抗战、统一战线之景。而胡风带头提出“大众文学”却有些吹毛求疵,首先,这两个口号在本质上并无差异,胡风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乃是为了压制周扬、周立波等人的话语权;其次,胡风、冯雪峰等人为抬高自己的话语地位,利用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不满以及对他们的信任,企图拉拢鲁迅进入“大众文学”阵营当中。只是鲁迅终其一生并未进入两帮阵营中的某一方,尽管他反感周扬在“左联”里的霸道作风,亦表露出冯雪峰为自己代笔的不满,但他仍坚持了自己在文品、人格与思想上的“独立性”,这是本文必须要认同的。
    最后,还必须注意一个从中共党史出发的政治视角,在“文学场”中博弈的论辩双方,实际上存在着“权力场”上力量的悬殊与转换。虽然胡风、冯雪峰与吴席儒在1949年之后因言获罪而遭遇政治迫害,同时周扬、周立波却作为文艺的掌管者出现。但必须承认的是,1935年时,胡风、冯雪峰在党内的实际权力,要远远大于周扬、周立波等人。
    当时有着六年党龄的胡风担任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这一要职,有着八年党龄的冯雪峰则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这些实职。作为“中共特派员”的冯雪峰堪称胡风的领导,而作为“行政书记”的胡风又是当时“左联”的实际领导者——除此之外,就连“大众文学”派的边缘人物吴席儒在1935年都曾担任“中共湖北省、河南省军委秘书长”。而且,作为“左翼作家”精神领袖的鲁迅,一开始在个人感情上都是倾向于胡风、冯雪峰一边的。
    而“国防文学”派呢?发起人周扬因“脱党”而在1932年“重新入党”并刚刚担任左联的“文委书记”,纵然当时他掌握了“左联”的一定权力,但也不足与冯雪峰相抗衡,另一位支持者周立波只是一个党龄不足一年,且只负责编辑左联秘密会刊《时事新报》副刊与《每周文学》编辑的文学青年。即使当时作为“左联”实际领导之一的周扬在工作作风上有霸道、太过于自我并且对鲁迅不尊重的诸多问题,但在1935年的“左联”里,究竟是“国防文学”派权力强大,还是“大众文学”派权力强大?两相对比后,相信自有分晓。
    因此,《夜莺》月刊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应是“左联”党团机关的指令,而非方之中情愿而为之。毕竟作为作家、评论家的主编方之中却未写一篇文章与之保持“同一阵线”,而是在“奉命”的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他与鲁迅在精神上保持一致性的原因。简而言之,方之中既不是“大众文学”派,也不是“国防文学派”,而是一个信仰崇拜鲁迅精神、不折不扣的“鲁派”。
    冯雪峰借鲁迅之名写成的文章,有一个观点是出自客观的,那就是:无论什么口号,必须要做的是“批评与创作”这些“实际工作。”这句话方之中听进去了,他亦相信这是鲁迅的本意。从创刊到停刊的四个月里,恰恰是“两个口号”论争最为猛烈的四个月,但以方之中为代表的《夜莺》月刊编辑人员却集中邀约、刊发了一批有着一定意义与价值的创作与评论作品,反映了当时全国文艺界抗日图存、收复失地的思想主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左翼文学”在抗战前期开启了如何从“革命”走向“救亡”的路径。
    三、重读《夜莺》的历史意义
    结合上文所论,对《夜莺》月刊的重读,之于“两个口号”尤其是晚年鲁迅的研究,有着如下两个历史意义。
    首先,从史料角度有力地证明了,鲁迅从本质上看并未介入到“两个口号”之争,他既不属于“国防文学”派,也不属于“大众文学”派,在“两个口号”之争中,不尊重鲁迅的不但是周扬、田汉等“国防文学”派,也包括胡风、冯雪峰等“大众文学”派。
    “左联”发展到了后期,鲁迅与周扬等人产生了矛盾,甚至鲁迅一度还曾辞去“左联”的执委一职,可见鲁迅是不愿意卷入“左联”内部争论的。因此,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鲁迅并不感冒,所以也没有去刻意关注,更未曾写多少文字去批驳它——即使化名狄克的张春桥一边批评鲁迅对萧军评价过高,一边鼓吹“国防文学”,鲁迅都未曾在写《三月的租界》时捎带着把“国防文学”奚落一番,而是就事论事地反驳了张春桥对自己的批评。
    而胡风、冯雪峰等人却抓住了鲁迅与周扬的私人矛盾,意图依靠鲁迅打倒周扬等人,进而巩固自己在“左联”里的领导权,这便是胡风、冯雪峰等人仓促地抛出“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深层次心理动因——但这一口号本身与“国防文学”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作为在文坛成名多年的鲁迅,不会看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一招数,因此在“两个口号”的提出、以及争论的高潮期,病中鲁迅都未曾亲自发表任何言论来表示自己支持哪方并反对哪方。
    但无论是周扬还是胡风、冯雪峰,都曾是受过鲁迅恩惠、提携的“文学青年”,病中的鲁迅看到曾经团结一致的左翼青年文学阵营最后竟然如此派系林立,其内心之痛楚可想而知。因此在最后,鲁迅在口述的文章中呼吁争论的两边把精力放到创作与批评这些“实际的工作”上来,而不是盲目的用口号来争论——可见鲁迅并不觉得“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比“国防文学”有多大的优越性。
    若说鲁迅对“国防文学”真有什么看法,最大的两个原因只是他本人对张春桥、徐懋庸先后对他的攻击以及周扬等“左联”干部对他“不尊重”(作者按:毛泽东语)的不满罢了,而且,周扬、田汉等人在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时“他们曾将那些文件的抄件给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人阅读,这些作家表示赞成周扬他们的主张”,但却未让鲁迅过目,这让一向自尊心极强的鲁迅大为光火,(25)周扬自己也承认“‘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并没有经过党内充分的酝酿讨论,也没有向鲁迅请教,这是不妥当的”。(26)
    纵观“两个口号”里的不同阵营,其实对鲁迅的态度都可谓是“不尊重”:徐懋庸、张春桥意图靠“骂鲁迅”这一“文坛登龙术”而暴得大名;周扬、田汉等人又在工作中过于霸道且有些擅权地强调党性原则,甚至还抨击鲁迅“不懂得统一战线”,这触犯了鲁迅本人长期以来保持思想“独立性”的人格底线;冯雪峰、胡风等人又趁鲁迅在病中,利用其信任进而假借其名发表文章、攻击异己。这些都证明了:鲁迅长期对文学青年们的提携、扶持,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攻击、抨击与利用。确实,晚年鲁迅因周扬的霸道作风,而有心与冯雪峰、胡风等人走得更近一些——藉此恰恰给了冯雪峰、胡风利用鲁迅信任的机会,而且从内心来讲,鲁迅并不想卷入“两个口号”之争,这也是他长期以来在文品、人格与思想上保持“独立”这一批判性姿态的缘故。
    而“独立”这一批判性姿态,恰也是鲁迅之加入“左联”的原因,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反对派”的“在野党”。鲁迅作为一名有着独立思想、人格的知识分子,他意图通过与“在野党”的合作来完成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理想,这是他与“左联”靠近的心理动因。同时,他也做出了在精神上将为“左联”予以有条件付出的思想准备。“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27)但“左联”的宗派主义、党性原则与左联内部人员的素质、作风问题交杂在一起,却无视鲁迅这种付出。这一切不但触犯了鲁迅长期以来的思想底线,而且还对晚年且病中的鲁迅造成了心理伤害,这是鲁迅当时加入“左联”时所未料到的。
    其次,“两个口号”之争本身是内部权力倾轧之争,本质是“左右”两派的政治权力斗争,这基本已为学界所公认。因此在这一“分裂‘左联’”的斗争中,胡风、冯雪峰等人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尽管“两个口号”之争之后不久,鲁迅病逝,在成立全国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呼声之下,周扬、冯雪峰等“两个口号”的不同派别最终还是在形式上获得了联合。甚至这一争论还涉及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徐懋庸曾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批评“两个口号”的争论者对鲁迅的态度——“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28)
    长期以来,研究界对“两个口号”之争,颇多偏袒于胡风、冯雪峰与吴席儒的“大众文学”一边,原因不外乎他们一直被视作鲁迅的“纯正门徒”,且在1949年之后受到过批判,而与鲁迅产生过龃龉的周扬、田汉与周立波等“国防文学”派却成为1949年之后中共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再加上冯雪峰在“文革”期间对于“四条汉子”又有过所谓的史料性批判材料。因此,研究界曾呈现出“褒大众贬国防”的不公正倾向,亦不足为奇。
    通过对《夜莺》月刊所刊发稿件的文本内容、写作姿态等因素综合考量,不难看出,在抗战前期这个亟需团结一致抗敌的关键历史时刻,胡风、冯雪峰等人利用鲁迅的信任,进而抛出“大众文学”口号用来对抗“国防文学”,显然出于私益而非公利。在《夜莺》月刊的“特辑”上虽有一篇鲁迅的口述之论,但却与“两个口号”之争无甚关系。因此,作为对当时政权一直扮演反对派且与周扬等人并不和睦的鲁迅来说,虽一开始对“国防文学”中“联合统一战线”的观点颇为不满,但随即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并从抗战大局考虑认为“国防文学”有合理之处,已然算难能可贵。而且,在鲁迅同时看来,“大众文学”充其量算一个“总口号罢了”。在民族存亡形势越发紧迫之时,病中的鲁迅不得已恳求左联内部的争论者不要停留在口号之争上,要多搞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鲁迅与胡风、冯雪峰等人情操境界霄壤之判,高下立见。
    综上所述,“两个口号”之争,实际上是胡风、冯雪峰等人挑起的。尽管有张春桥披着“国防文学”的外衣对鲁迅进行批驳,但仅凭张春桥的劣迹,仍无法将“国防文学”打人历史的另册(更何况张春桥乃是假借“国防文学”之名)。而且必须要看到的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与以胡风为代表的“大众文学”派的龃龉,却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成为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艺界斗争最激烈、涉及人数最广、影响最大的文艺系统的派系斗争,可事实上无论是胡风、冯雪峰,还是周扬、田汉,包括意图浑水摸鱼分得一杯羹的徐懋庸、张春桥,在“反右”、“文革”与其后“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运动中不是深受摧残,迫害致死,便是坐牢多年,妻离子散,均成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可见在“两个口号”之争的两派中,并无真正的赢家。
     
    注释:
    ①纵观大陆、港台研究界,与《夜莺》有关的研究论文仅为两篇(不包括方之中本人发表于1982年1月《新文学史料》杂志上的回忆文献《记〈夜莺〉月刊》),可见《夜莺》并不为学界所广泛关注。其中刘玉凯载于1992年第8期《河北大学学报》的《〈夜莺〉与鲁迅》一文着重评述应国靖《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中对于《夜莺》论述的五处史料错讹之处的考辨;李日(2008年4月载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的《方之中与〈夜莺〉月刊》,主要介绍湖南作家方之中以及《夜莺》月刊的概况。值得深思的是,这两篇文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均无一来自于《夜莺》月刊的一手资料——而且,在这些资料甚至方之中本人的回忆文献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譬如方之中回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曾在《夜莺》上发表,但史实证明《夜莺》并未刊发过这样一份文献——这一问题在李日的《方之中与〈夜莺〉月刊》中亦获得了详细的推理。
    ②王嘉良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③徐行:《评“国防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页。
    ④如周惜晨、贺宁芳:《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十四院校编写组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张毓茂:《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上海革命文化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联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以上著作均认为徐行所发表的《评“国防文学”》等两篇文章乃是导致胡风提出“大众文学”的前奏。
    ⑤鲁迅:《〈八月的乡村〉序》,见田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⑥狄克:《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大晚报·火炬》,1936年3月15日。
    ⑦鲁迅:《三月的租界》,《夜莺》第3期,1936年5月10日。
    ⑧⑨⑩周扬:《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11)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2页。
    (12)龙贡公:《抗日文学阵线》,《夜莺》第4期,1936年6月15日。
    (13)聂绀弩:《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夜莺》第4期,1936年6月15日。
    (14)奚如:《文学底新要求》,《夜莺》第4期,1936年6月15日。
    (15)胡风:《抗日声中的演剧运动——关于“星期实验小剧场”》,《夜莺》第4期,1936年6月15日。
    (16)龙乙:《急切的问题》,《夜莺》第4期,1936年6月15日。
    (17)周楠本:《这两篇文章不应再算作鲁迅的作品》,《博览群书》2009年第9期。
    (18)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现实文学》第1期,1936年第7期。
    (19)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
    (20)赵英:《一件总想否定但又否定不了的事实》,《鲁迅研究动态》1980第3期。
    (21)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22)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23)[日]丸山昇:《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谈晚年鲁迅与冯雪峰》,《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
    (24)《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0页。
    (25)倪墨炎:《来自本阵营的冷箭:田汉周扬为何跟鲁迅过不去》,《文汇报》,2006年1月10日。
    (26)周扬、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2月。
    (27)《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28)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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