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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年来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共计出土了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此外还有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诸葛亮传》。各类著录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书刊,本文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代汇成编年,以方便研究者查找,偶有按语,略辨是非。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敦煌学 百年来,被称为《三国志》古写本的计有7种,即藏于我国新疆博物馆的《吴志·吴主传》、《魏志·臧洪传》,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吴志·步骘传》,藏于日本的《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吴志·虞翻传》前篇及《吴志·韦曜华覈传》以及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诸葛亮传》。鉴于各种古写本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查找不易,兹将业已收集到的资料汇为一编。拾遗补阙,请待来日。 1909年 《吴志·韦曜华覈传》二十五行残卷出土。 据《新疆稽古录·麴氏所抄三国志韦曜华覈残传》称,宣统元年,新疆鄯善农民掘地吐峪沟(又写作土峪沟),得《三国志·吴志·韦曜华覈传》,旋归新疆布政司王树楠所有。 1913年 王树楠《新疆稽古录·麴氏所抄三国志韦曜华覈残传》刊出。 王氏《新疆稽古录》于是年7月发表于北京《中国学报》第九期之《金石》专栏,其中《麴氏所抄三国志韦曜华覈残传》见第25页,该文推测《韦曜华覈传》残卷应为麴嘉从北魏获得的诸史写本之一。此后《韦曜华覈传》残卷如何流入中村不折手中,情况不详。 ?1914-1915年 《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当出土于此时。 关于《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出土的年代,以往有三种说法:一,1902—1904年说。此说据刘忠贵(1984)介绍,见于日本讲谈社编《世界美术全集》第七卷中国古代1中日本京都本愿寺大谷光瑞中亚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掘得。①二,1914—1915年说。此说见于王树楠1925年跋《三国志·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余曩在吐鲁番所得”②。三,1924年说。此说见于刘忠贵(1965)、郭沫若(1972)的文章。 瑜按:第一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此残卷未见1914年以前日本学者的有关著录,例如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于所撰《西本愿寺的出土文物》③一文,在说到“古书的残片”时只提及《论语》、《左传》、《史记》、《汉书》的残片,并未提到有《三国志》的残片。第三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根据。只有第二种说法可信度较高。因为此残卷起先为王树楠所得,后归其子王禹敷。 ?年 《吴志·虞翻传》十行残卷出土情况不详。 片山章雄推测,此残卷1924年左右出土于吐鲁番。④ 瑜按：从内容与字体看,此残卷实际是上面提到的《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的前一部分。其出土时间很可能也是1914-1915年。 1924年 白坚从日本某君处重资购得《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⑤ 罗福成撰成《晋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校字记》一文,校得残卷与通行本不同处三十二条。⑥ 白坚撰《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跋》,以南监本、汲古阁、殿本诸刊本校残卷,揭櫫残卷“大构于丕”、“大农”可正诸刊本绝不可通之讹误,认为残卷乃“信史真义”。⑦ 1925年 白坚从某人处获得《虞翻传》十行残卷,并将之影印行世。 白坚用泰西影印法影印《虞翻陆绩张温传》,分贻同志。王树楠为之撰写跋文,交待该残卷为其在新疆吐鲁番时所得。⑧ 1926年 罗振玉增订《汉晋书影》,收录《虞翻陆绩张温传》写本残卷书影,可惜剪去残卷第一行的四个残字,造成人为缺憾。罗振玉同时撰写《三国志残叶跋》,该跋文见收于1937年武居陵藏《古本三国志》和1943年罗福颐辑《贞松老人遗稿乙集》之《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1937年 易培基早年于长沙就开始著《三国志校义》,1920年章太炎为之写序言。1926年,易培基发表《三国志校义序》,扩《三国志校义》为《三国志补注》。⑨其中曾引用晋残卷(《虞翻陆绩张温传》)和唐卷子本(《韦曜华覈传》残卷)⑩。 1926-1936年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对晋写本残卷的价值表示怀疑,言“抄本惟此一字(“大构于丕”之“丕”)可取,然犹有疑者……”B11。 ?1930年 《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从白坚处易手,归日本人武居陵藏。B12 1930年 据1929年日本大藏出版社出版的《昭和法宝总目录》所收《中村不折搜集禹域出土墨宝录》,该时期尚无有关《三国志》残卷的记录。B13 内藤湖南于恭仁山庄汉学居为《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和《虞翻传》十行残卷作跋文,并摹写《虞翻传》十行残卷。B14 瑜按：当在1929年后,《虞翻传》十行残卷从白坚处散出,为中村不折购得,入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1931年 武居陵藏影印《古本三国志》出版,作《古本三国志邦文解说》。武居除影印《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外,还影印了内藤湖南的《虞翻传》十行残卷摹本。武居陵藏同时收录内藤湖南为八十行残卷和十行残卷作的跋文,名之曰《晋人写三国志残卷跋》。B15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出版。当时张元济曾以晋写本作参校本,但未据晋写本修改宋绍熙本中的讹误。B16 武居陵藏发表《古本三国志邦文解说》,刊载处不详。B17 ?1931年 敦煌藏经洞某处出《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残卷,为敦煌名士张鉴铭所得,后传其子张作信。B18 1938年 张元济《校史随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国志》章有一节“古写本之异同”,共校出古写本与宋绍熙本不同者43处。B19 ?年(抗战胜利以后) 抗战时期,蒋天枢避难入四川,继续《三国志》的研究,陈寅恪嘱其关注新疆出土写本。然因条件限制,未能得见。B20抗战胜利以后,蒋天枢随复旦大学复校回上海,在合众图书馆获见日本人影印写本,先后用三本细校,并迻录写本序跋于扉页。B21 1952年之前 书道博物馆自编《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该目录记有“《三国志》吴志第十二虞翻传,晋写本,吐鲁番出。”和“《三国志》吴志第二十韦曜华覈传,鄯善出。”B22 1952年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出版《重要文化财产目录(美术工艺品)》著录《虞翻传》十行残卷。该目录第68页的书道博物馆条目下,载“纸本墨书三国志吴志第廿残卷一卷”。B23 1955年 张作信捐献《步骘传》残卷给敦煌文物研究所。B24 1959年 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第3卷,收日比野丈夫《三国志吴志残卷》,提及《虞翻传》十行残卷。B25 1959年 中华书局《三国志》陈乃乾标点本出版,1959年12月印行。该书书影一的解说为“东晋写本《吴志》残卷(一九二四年新疆鄯善县出土)”。陈氏据晋写本对《三国志》正文或删或改,达十一处之多。B26 1964年 刘忠贵撰成《本所藏晋写卷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释》。文见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所收《敦煌文物研究所》1965年9月藏书。(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该文文首附常书鸿按语,论及《步骘传》是土地庙流出之物。刘忠贵对校残卷和宋绍熙本,并从避讳、无裴注、异体、纸张以及和《虞翻陆绩张温传》比较这五个方面断定《步骘传》为晋写本,并就其中的异文发表了看法。文中表示对《吴志·韦曜华覈传》、《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的藏处不明。 1965年 1月10日,《魏志·臧洪传》残卷一页、《吴志·吴主传》残卷一页出土于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之南,距苏公塔1公里光景的一座佛塔遗址的陶瓮中,瓮外有铁镞木箭二十余支,瓮内有还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25枚和其它文物等。B27 1972年 郭沫若作《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文刊《文物》1972年第8期。同时公布《吴志·吴主传》残卷图版,比核出土残卷和宋本的异同7处,认为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来,《吴志·吴主传》不及《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贡献大。并从书法方面将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与《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作了比较。 1972年 郭沫若著《出土文物二三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同时附有清晰图版。 1973年 姚季农《两种古卷——吴书写本与宋绍熙本三国志校勘记》发表于古籍史料出版社。姚文比照宋绍熙本对《吴志·吴主传》残卷作了详细研究,比核二者异文9条,并对其中1则异文进行了探讨;对《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作了详细研究,比核二者异文38条,并对其中5则异文进行了探讨;对《虞翻传》十行残卷作了研究,比核二者异文2条。提及《韦曜华覈传》,言“未见”。B28 潘吉星所撰《关于造纸术的起源——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史专题研究之一》。该文刊《文物》1973年第9期,文中报告了科学分析和检验之后得出的晋写本纸质情况,其中就有《吴志·吴主传》残卷的分析情况报告。 潘吉星撰《新疆出土古纸研究——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史专题研究之二》。文刊《文物》1973年第10期,文中附表公布了新疆出土古纸检验结果,得出《吴志·吴主传》残卷的抄写年代为265—420年,并附有对残卷古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观察情况解说。 1975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新疆出土文物》。该书收录了《吴志·吴主传》残卷书影。 1976年 每日新闻社出版《重要文化财19书迹·典籍·古文书》。该书第84页公布《韦曜华覈传》残卷图片,同页有《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卷尾部分图版,下注藏兵库上野淳一,还公布了《虞翻传》十行残卷图片。 1977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新疆历史文物》。该文提及“近年来又在吐鲁番县英沙古城发现晋人抄写的《魏书》(《臧洪传》残页)”,并附书影,见该书图版十四。还提及《吴书》(《吴主权传》)残页。该书同时提及《吴书》(《虞翻传》)残页。 瑜按：该书书影很不清晰,不利于进一步研究。 1977年 《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发表《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其中收《吴志·步骘传》,并附图版。 1978年 钱剑夫在《中国语文》第2期发表《〈三国志〉标点本商榷》一文,对于标点本据古写本校改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认为“或改或不改,也不见得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并就《虞翻陆绩张温传》和《吴主传》两个残卷的一些异文是否当改提出了意见。 大川富士夫的《古本三国志》发表于《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第62号。该文对《虞翻传》八十行残卷的出土、流传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用静嘉堂所藏北宋咸平本对校《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虞翻传》十行残卷、《吴志·吴主传》残卷。文中提及王树楠的《韦曜华覈传》跋文,亦不清楚其所藏之处。 1979年 潘吉星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中第十一章为“新疆出土古纸研究”。言及《吴志·吴主传》,内容与1973年文相同。 1980年 榎一雄主编《讲座敦煌1〈敦煌の自然と现状〉》由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收录金冈照光撰《敦煌の现状——1979年5月》一文,该文提及敦煌研究院所藏《吴志·步骘传》。B29 日本文化厅编《国宝重要文化财产目录美术工艺品编》载“纸本墨书三国志吴志第廿残卷一卷”。B30 蒋天枢《三国志·吴书·虞翻、张温传校记》,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该文对《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作了详细研究。 瑜按：该文中有两处《虞翻传》误印为《翻虞传》。 1981年 李永宁、刘忠贵合撰《〈三国志步骘传〉写本(残卷)考释》。该文在刘忠贵1965年文章的基础上加进了《步骘传》残卷来源于张鉴铭、张作信父子的说明,并略谈了该卷的真伪问题。提及《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吴志·吴主传》残卷,表示《吴书·韦曜华覈传》“此残卷只在王树楠《新疆访古录》卷一中提及,笔者未见实物或影印件,亦不知该件现藏于何处。”。 1983年 姚季农文《两种古卷——吴书写本与宋绍熙本三国志校勘记》由谢铭仁译成日文《〈吴书〉的写本和宋绍熙本〈三国志〉校订记——两种古写本》发表于《季刊邪马台国》第18号。 尾崎雄二郎发表《敦煌文物研究所藏〈三国志步骘传〉残卷》一文,刊《季刊邪马台国》第18号。该文对《步骘传》作了详细的研究。文中提及《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 1984年 刘忠贵《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释》,刊《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该文在1965年文章的基础上略有修改,删去了常书鸿的按语。该文言及《吴书·吴主权传》残卷、《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引郭沫若说。仍然表示《吴书·韦曜华覈传》“不知现藏于何地”。 1985年 蒋天枢《论学杂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三国志·吴书·虞翻、张温传校记》一文,文后附有写作经过的说明。 徐祖藩、秦明智、荣恩奇合编《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志·步骘传》残卷图片入选其中。 1986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二),该书收魏晋南北朝书法作品,其中就收有《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和《吴主传》残卷,并认为这些残卷不仅对这部史书有校勘考订的作用,还是研究晋代书法的重要资料。 《书法丛刊》第11辑刊载晋写本《吴书·孙权传》残卷图片,并附有释文。 1987年 藤枝晃《トルファソ出土写本のはなし》,发表于《东洋文库书报》第18号。提及《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吴志·虞翻传》十行残卷。 史苇湘《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发表于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提及“现存于敦煌研究院的晋魏时期书写的《三国志》”(实际就是《三国志·步骘传》)。 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中国书史》一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及1924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吴志》和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吴志·孙权传》。 沙孟海撰《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文中以《晋三国志写本残卷》为例,认为“捺笔重滞,是晋人一般书风。要注意重滞处仍取圆势,不成方角”。B31 1988年 吴金华撰成《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该文就残卷提供的异文作了详尽深入的研究。文后附注中作了当时最为详尽的《虞翻陆绩张温传》流传及研究情况概述。提及晋写本《吴志·步骘传》残卷、《吴主权传》残卷。B32 阿辻哲次撰《图说汉字的历史》。该书第七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字文化”举《三国志》写本为例。一为《虞翻陆绩张温传》,一为“《吴书》卷首《孙权传》”。B33 瑜按：阿辻哲次书中以为“目前,《三国志》古写本共发现两种……”,误。 1989年 李遇春撰《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刊于《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42-47页。该文同时附录《臧洪传》残卷大幅书影,较《新疆历史文物》中的书影要大,然而也不是太清晰。李文对比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出《臧洪传》残卷22处异文。文中提及的“出土的晋人抄本《三国志》已流入日本”,即《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 吴金华所撰《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发表于《古文献研究文集》第二辑(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 日本《书道研究》第三卷第三号真迹资料列举中有《三国志吴志第二十残卷》。B34 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B35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收录《吴主孙权传》残卷,认为其用笔精妙绝伦,古雅之气自然透出。又收录《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认为该卷用笔“桀骜冷峻”,仍处在楷隶参半的阶段。 1990年 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本《三国志》出版。在该书中,吴金华据《三国志》古写本残卷校勘22处。 江苏美术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收李永宁、刘忠贵所撰《〈三国志步骘传〉写本(残卷)考释》一文,书中有彩色清晰插图。第36—39页,230—231页,图版二四七。该文即1981年李永宁、刘忠贵所撰文章。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一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四种出土《三国志》残卷和传刻本、标点本《三国志》相比勘,精彩迭出。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史苇湘发表于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收录进该论文集。第301页提到现存于敦煌研究院的晋魏时期书写的《三国志》残卷。 瑜按:吴金华在该书附录《本书所引〈三国志〉版本及其有关资料简表》中认为“晋写本‘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间新疆吐峪沟”。 1991年 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收录《吴主传》残卷的隶书字形。 片山章雄发表《吐鲁番·敦煌发见の〈三国志〉写本残卷》,文刊《东海史学》第26号。该文对二十世纪有关吐鲁番、敦煌出土《三国志》残卷的研究作了全面详尽的调查。并就《吴志·韦曜华覈传》中的少数异文和异体字作了初步考察和研究。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沙孟海编著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一)。该书“东晋与十六国时期书法图录”收《吐鲁番三国志孙权传》部分书影,附录二收沙氏所撰《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 《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刊赵声良《敦煌南北朝写本的书法艺术》。该文认为“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具有汉简书法意态潇洒、自由开张等特点,但字体结构已变横势为纵势,结体稍紧,略显峭峻。”同时比较《虞翻陆绩张温传》写本残卷和《步骘传》写本残卷的字体,认为二者风格相近。 《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刊郑汝中所撰《敦煌书法管窥》。该文以晋《三国志·步骘传》残卷为隶楷型的代表作品。 池田温撰《用鲜明的图版全面介绍敦煌》,提及《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载日本《东方》1991年127期。B36 瑜按:从赵声良文后附图版来看,将《虞翻陆绩张温传》误为“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吴书·孙权传》”。又《吴书·孙权传》书体隶意比较浓厚,赵氏不可能认为《步骘传》和《吴书·孙权传》的风格接近。 1992年 《文史知识》第1期发表补白《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公诸于世》。 张舜徽主编的《三国志辞典》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书影一为“东晋写本《吴志》残卷”。 《敦煌书法库》第一辑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郑汝中撰《敦煌书法概述》和赵声良《南北朝写经书法艺术》,都提及《三国志·步骘传》的书法特点,观点同1991年的文章。 《敦煌研究》当年第4期刊卢秀文译池田温《用鲜明的图版全面介绍敦煌》。 吴金华撰成长文《〈三国志校诂〉外编》,就晋写本《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中提供的异文详加论述。 1994年 《敦煌学辑刊》第2期发表陈国灿所撰《对赤井南明堂藏二敦煌写卷的鉴定》。该文从书写人、异文内容以及书法比较等三方面对赤井南明堂所藏《蜀志·诸葛亮传》写卷进行了鉴定,判定该写卷是伪卷。 1995年 《敦煌研究》当年第1期发表王元军所撰《从敦煌唐佛经写本谈有关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艺术的几个问题》。该文将唐写经与晋抄《三国志·吴志》(从图版来看,即《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的写经书法相比较,得出唐写经“没有魏晋写经那种视觉上的失重感而形成的夸张美”了。 《敦煌研究》该年第1期刊杨森所撰《敦研0010号〈佛说祝毒经〉书法风格——从北朝经生体书法谈起》。该文认为《佛说祝毒经》“比新疆出土的东晋《三国志·吴志》以及敦研0287号《三国志·步骘传》东晋写本可能还要早些”。 《敦煌书法库》第二辑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三国志·步骘传》的清晰放大图版。该书收赵声良所撰《早期敦煌写本书法的时代分期和类型》,提及《三国志·步骘传》的书法特点。 吴金华《古文献研究丛稿》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1988年所撰《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同书收录长文《〈三国志校诂〉外编》。 1996年 荣新江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日本收集品”第四节“书道博物馆”中,首次为中国学者揭示了《吴志·韦曜华覈传》的收藏情况。 张敏文所撰《〈三国志〉整理研究资料简编》发表于《文教资料》1996年第3期。该文提及出土残卷四种:《臧洪传》、《吴主传》、《步骘传》、《虞翻陆绩张温传》。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刊载刘涛撰书评《敦煌书法库》。该文从书法和字形的角度对《三国志·步骘传》的真伪提出了质疑。提及“《虞翻陆绩张温传》”和“《吴主传》”。 谢稚柳主编《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七)由上海书店出版,该书第51、52页收录两种《三国志》残卷图版。 瑜按:刘涛误以为《虞翻陆绩张温传》为罗振玉首刊于《汉晋书影》增订本。又《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七)第51页所收图版定名为“三国志写本残卷吴书虞翻传”(部份)无误,但第52页也误将《吴主传》残卷图版也定名为“三国志写本残卷吴书虞翻传”(部份),实不应该。 1998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八册。该册收《三国志·步骘传》残卷图版、《三国志·孙权传》残卷中间部分图版、《三国志·臧洪传》残卷图版。 潘吉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论及《吴志·吴主传》残卷古纸。 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话》,论及《吴志·吴主传》残卷古纸。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白化文所撰《晋人抄〈三国志〉》条,言“近现代出土的早期晋人抄本残卷有四。” 瑜按：《三国志·臧洪传》残卷图版很小,作过处理,看起来比较清晰,但有个旁加小字“所”已经不见。 1999年 吴金华《〈三国志〉待质录》(四)发表于《文教资料》1999年第1期,文中就《三国志·步骘传》2则异文作了讨论。 吴金华作《岳麓本〈三国志〉修订后记》初稿,提及岳麓本据《吴志·步骘传》、唐卷子本《韦曜传》残卷校改的情况。B37 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无下拓编《晋〈三国志·步骘传〉》。 《甘肃藏敦煌文献》(1—6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卷首《概述》第8页有施萍婷撰《甘肃藏敦煌文献的来源、真伪及其价值》,提及《步骘传》属独一无二的敦煌四部文献。第一卷前附彩图第三页下半即为《步骘传》残卷,黑白图版见于第一卷,第259页,叙录见第一卷,第309页。 2000年 吴金华作《〈三国志〉管窥》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00年第3辑。该文利用《韦曜华覈传》写本残卷提供的文本证据证实宋绍熙刻本《吴志·韦曜传》“特蒙哀识”未必讹错,并指出“赦其一等之罪”的“赦”字在残卷中的异文作“丐(魏晋文献常写作匃、匄)”,纠正片山章雄误释为“可”的错误说法。 吴金华作《〈三国志〉语词琐记》,文刊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B38。文中论及《吴志·韦曜华覈传》残卷中“丐”在宋以后刻本变成“赦”,并以残卷中“谬误”证《汉语大词典》11册“误谬”条以《韦曜传》为第一书证不当。 季忠平译片山章雄《吐鲁番·敦煌发见の〈三国志〉写本残卷》一文,文刊《文教资料》2000年第3期。该文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极大便利。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该书第599—600页著录有《三国志·步骘传》的基本情况,并收录了部分70至90年代末的部分国内外研究论文目录。 朝华出版社出版由张文彬任主编的《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该书收录罗华庆撰写的《三国志·步骘传》简介,同时附有清晰彩色图版。 殷荪编著《中国书法史图录》(修订本)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书第291页,收《三国志·吴志·步骘传》部分书影。著录为“西晋,《三国志·吴志·步骘传》”。 吴金华《三国志丛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弁言中就《古文献研究丛稿》一书所收1988年撰《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作了修改。其中多篇文章利用了《吴志·韦曜华覈传》残卷来研究《三国志》中的相应问题。具体如下: 1.《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2.《三国志集解笺记》;3.《〈三国志〉管窥》;4.《三国志待质录》;5.《岳麓本〈三国志〉修订后记》;6.《〈三国志校诂〉及〈外编〉订补》;7.《〈三国志〉语词琐记》。 2001年 苏杰撰成博士学位论文《〈三国志〉异文研究》,提及古写本异文的价值,对《虞翻陆绩张温传》和《吴主传》古写本的几则异文作了比较细致地研究。 赵幼文遗稿《三国志校笺》由巴蜀书社出版,其中对古写本非常重视,校记中屡引《虞翻陆绩张温传》古写本。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及“《三国志》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过三件,大概都是十六国时期的写本,早于南朝刘宋的裴松之注本,可以据知《三国志》的最初形态.也可以校订宋刊本的讹误。”“敦煌研究院藏有一叶《三国志》抄本,但有些专家认为可疑。”B39 2002年 吴金华所撰《对〈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新思考》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辑(总第六十八辑)。文中提及《韦曜华覈传》残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并举例说明《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吴志·步骘传》、《吴志·吴主传》残卷虽经陈乃乾参考过,但具有多方面继续开采的价值。 刘涛撰《〈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写本残卷辨伪》,文刊《收藏家》2002年第2期。该文从字形讹误、同一字的写法不统一、“搭笔形式”规律三方面来论证,并将《步骘传》、《吴主传》、《虞翻陆绩张温传》三个残卷的字体进行比较,其结论是《三国志·步骘传》为赝品。然该文有许多可商之处。同文提及“《吴志二十·韦曜、华覈传》,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吴志十二·虞翻陆绩张温传》,现藏日本上野家”、“《吴志·吴主传》,现藏新疆博物馆”。 瑜按：刘涛文误郭沫若所言“甲本(虞翻陆绩张温传)”的图片为“《三国志·孙权传》(甲本)”,误郭沫若所言“乙本(孙权传)”的图片为“《三国志·虞翻传》(乙本)”。 吴金华校点《三国志》(修订本)由岳麓书社出版,利用古写本《三国志》残卷校勘22处。下册附《岳麓本〈三国志〉修订后记》,言及据古写本残卷校正《三国志》正文文字。 王子今著《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八章“20世纪早期史学文献研究”之“三国志研究”小结言及郭沫若对《孙权传》残卷的研究和刘忠贵论文《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释》提到了四种《三国志》写本残卷。 刘涛编著《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四章“西晋书法与书家”第五节“楷书”提及出土的晋人楷书写本《三国志·吴书》残卷有四件。该节后面的对此四件的注解为:《孙权传》、《臧浩传》、《虞翻陆绩张温传》、《韦曜华覈传》。 瑜按：《臧浩传》为《臧洪传》之误,《韦曜华覈传》当为唐人所抄,并非晋人楷书写本。 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书第156—157页以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来证明魏晋时期“存在书吏阶层,以其书法之长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六朝写经集》,其中收录《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之《张温传》部分图版,并定其抄写年代为西晋。 余欣所撰《浙敦065文书伪卷考——兼论敦煌文献的辨伪问题》发表于《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文中提及陈国灿所辨伪之《蜀志·诸葛亮传》残卷。 陈国灿著《敦煌学史事新证》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1994年所撰旧文《对赤井南明堂藏二敦煌写卷的鉴定》,修改后易名为《两件西晋敦煌写卷疑伪考》,并附上有两个卷子的卷尾图版。 2003年 江学旺完成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报告《敦煌写本正史辑校》。该报告从俗字和异文的角度对《三国志·步骘传》残卷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后附张涌泉、江学旺合撰《敦煌写本〈步骘传〉非伪卷辨》一文,专门从俗字字形方面辨《步骘传》残卷非伪卷。 中村不折著《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由李德范译成中文本出版。书尾附赵声良《书道博物馆及藏品简介》一文。文中提及书道博物馆中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古写本残卷8种,其中包括《三国志吴志卷二十》。 华人德著《六朝书法》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书第43—44页据东晋初《三国志·吴志》残卷(图为《吴主传》残卷)认为“新疆鄯善、吐鲁番所出两种晋人《三国志·吴志》残卷抄本,即是用写经体写成的。” 2004年 刘涛所撰《伪造敦煌写卷的起始时间和造假人——兼举疑伪的敦煌写卷》刊载于《收藏家》2004年第3期。该文提及《三国志·步骘传》是伪造的写卷。 2005年 日本学者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由东京二玄社出版。该书卷中第345页收录《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残卷图版,第346-347收录《三国志·吴志·韦曜华覈传》残卷图版,并附王树枏卷尾题跋。 刘涛《〈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写本残卷辨伪——兼说鉴定古代写本真伪的方法》一文收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二辑。 瑜按：该文与2002年发表于《收藏家》的文章内容完全相同,未作任何修改。 刘涛《敦煌写卷的辨伪——兼说建立敦煌写卷断代的“书法坐标”》一文收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该文以在《三国志·步骘传》残卷文字书法辨伪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古代写本断代“书法坐标”的设想。 刘涛《传统鉴定与敦煌写卷鉴定方法的探索》发表于《收藏家》2005年第5期。该文举在鉴定《三国志·步骘传》残卷中使用“搭笔形式”来鉴定写卷,并就“搭笔形式”作了说明。 陈国灿、刘安志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介绍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吴志·虞翻传》十行残卷、《吴志·韦曜华覈传》残卷和上野淳一藏《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的情况。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高文汉译,阿辻哲次著《图说汉字的历史》。 吴金华、萧瑜发表《〈三国志〉古写本残卷中值得注意的异文》,文刊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中国文字研究》第六辑,第100页—110页。 2006年 齐鲁书社出版朱葆华编《图示汉字书写演变史》,该书第276页收《吴主传》残卷中间部分。 张涌泉、江学旺《〈三国志·步骘传〉非伪卷辨》发表于《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该文从写卷中字的具体写法入手,论证了《三国志·步骘传》并非伪卷。 肖瑜撰成《〈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博士论文,就六种古写本《三国志》残卷的疑难字形、俗写字形、通假字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2007年 高田时雄撰成《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发表于《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B40。该文对白坚购入王树枏旧藏《三国志》残卷以及后来作为中间人再把手中《三国志》残卷卖与日本收藏家的过程有所说明。 肖瑜所撰《〈三国志〉古写本疑难字形略考》在中国文字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大会宣读,该文就《三国志》古写本中的六个疑难字形进行了深入讨论。 2008年 肖瑜所撰《略论吐鲁番、敦煌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刊于《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该文回顾以往学者在出土文献、传世《三国志》版本、六朝文字三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开展对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三国志》六种古写本的用字研究,具有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完善《三国志》版本研究、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等三方面的意义。 肖瑜所撰《敦煌研究院藏〈三国志·步骘传〉残卷疑难俗字补释》,发表于《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该文从疑难俗字的形体用例和产生原因两方面探讨了敦煌研究院藏《三国志·步骘传》残卷中的两个疑难俗字,从俗字的角度为《三国志·步骘传》非伪卷再添力证。2009年 肖瑜所撰《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疑难字形四例》,刊《唐山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该文通过研究出土《三国志》古写本中的四例疑难字形,为《三国志》等传世文献整理以及出土魏晋文献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肖瑜所撰《魏晋南北朝写本俗字兴盛原因管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教学暨《中国文字研究》创刊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大会宣读。该文以《三国志》古写本俗字字形研究为基础,从社会历史原因、汉字自身演变以及使用者的认知因素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写本俗字的兴盛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注释： ① 见刘忠贵《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② 见《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湖南文存》卷五《晋人写三国志残卷跋》,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 ③ 该文连载于日本大阪1910年8月《朝日新闻》,中译全文见橘瑞超著、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第184—191页,附录四,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参见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第134,182页。 ④ 见片山章雄文《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该文原刊日本《东海史学》,1991年第26号,2000年季忠平翻译该文,发表在《文教资料》,2000年第3期,第137—149,157页。 ⑤ 据大川富士夫《古本三国志をめぐって》,《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1978年第62号。 ⑥ 据罗福成《晋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校字记》,《支那学》第3卷第11号,1925年8月。 ⑦ 据白坚《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跋》,《支那学》第3卷第11号,1925年8月。 ⑧ 据大川富士夫(1978年)。 ⑨ 参吴金华、苏杰《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18页。 ⑩ 见吴金华《三国志丛考》第8页所收《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一文。 B11卢弼《三国志集解》完成于1936年。该书初版于1957年,现有稿本、排印本、影印本三种。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1版,第1049页。 B12据大川富士夫(1978年)。 B13据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学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B14据大川富士夫(1978年)。 B15据大川富士夫(1978年)。该跋文又见《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湖南文存》卷五《晋人写三国志残卷跋》。内藤虎次郎著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 B16据《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B17据片山章雄,季忠平(2000年)。 B18据李际宁、刘忠贵《〈三国志步骘传〉写本(残卷)考释》,见江苏美术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B19张元济《校史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B20据朱浩熙《蒋天枢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朱浩熙认为蒋天枢在四川时就写作了《三国志·吴书·虞翻、张温传校记》。其实,蒋天枢是在抗战胜利后至上海,于合众图书馆见到日本人影印写本才作此文的。(见蒋天枢《论学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B21见蒋天枢《论学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 B22据荣新江(1996年),第180页。 B23据片山章雄,季忠平(2000年)。 B24据李际宁、刘忠贵(1990年)。 B25据片山章雄,季忠平(2000年)。 B26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1982年第2版。 B27参郭沫若文《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文物》,1972年第8期)。又见郭沫若著《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5页。李遇春《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42—47页。 B28姚季农《两种古卷——吴书写本与宋绍熙本三国志校勘记》,《季刊邪马台国》,1983年,第18号。 B29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B30据片山章雄,季忠平(2000年)。 B31据沙孟海《中国书法史图录》(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436页。 B32据吴金华《三国志丛考·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B33据高文汉译,阿辻哲次著《图说汉字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 B34据片山章雄,季忠平(2000年)。 B35红旗出版社,1989年版;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B36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B37见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289页。 B38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主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B39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B40该刊下载地址: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NIANBAO_1.pdf。 (责任编辑：admin) |